一天，阳光灿烂，我抱着儿子凭窗而立，儿子引颈眺望，似有所见，令我大为开心。照众人话说，百日之内婴儿有目无光，而儿子此时远无百日。我久久望着儿子睁圆的双目，喜从中来。忽然，我觉得儿子左眼黑珠子上似有异物，定睛一看——啊，那黑色之中居然还叠有一个黑点！形状和瞳孔一般圆大，位置在瞳孔的正上方，下弧与瞳孔上弧相外切，上弧与黑眼珠的上弧相内切，色泽比眼珠要深沉，比瞳孔又要浅淡。左看右看，确凿无疑，顿时喜消忧起。说真的，我没敢告诉老婆，因为那实在有点恐怖。即便那是一粒痣，我知道，皮肤上的痣是无关紧要的，但又有谁能告诉我，眼珠上的痣也是无关紧要的？何况我不知那是不是一粒痣。从此，一份十足的担心盘踞在我心间。从此，我也开始了漫长而复杂的求证和验证工作，四处求医问人，用各种方法手段测试其左眼目力。但得到的回答都是似是而非的。我似乎只有耐心等待。由于过度希望，我自然而然产生了极度害怕。我不知这等待何日才能完结，只觉得在无限的等待中，我已变得越来越可怜而不知所措。

　　又一日，儿子半夜里暴吵不已，我抱着他从卧室哄到客厅。客厅黑着灯，儿子的吵劲立马变成了沉默的东张西望，头使劲地甩来甩去，像要把黑暗撞破。突然，儿子的头一下趴在我肩上一动不动，而且身体在使劲往后扑。我顺势退去，直到门前，而儿子的头依然挣扎着从我肩上越过去，往冰凉的铁门上凑。我以为他是额头发痒，就换过手来，想给他挠痒。这时，我一扭头忽然发现，黑暗中，门镜像颗宝石一样亮得耀眼。我终于明白过来，赶紧试着帮儿子的左眼往那孔亮点上凑，结果儿子十分配合地将左眼贴在了门镜上，双脚欢天喜地地踢打起来。我久久地沉醉在儿子的沉醉中，眼泪一滴滴流下来。就这样，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那不过是一粒黑痣，奇妙的黑痣，无关紧要的黑痣。就这样，我对儿子有了第一份感激，感觉像是儿子背着我拿性命去破了个什么了不起的大纪录，性命没丢，那纪录自然便变成了我的也是儿子的大荣大幸了。

　　我要说的是，这仅仅是开始。

　　我要问的是，这什么时候能结束？

　　8?1997年8月28日

　　都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我虽然不是兵，但也是流水的一滴。这一天，我流出了已经容纳我17年之久的军营，流到了地方，领取了今生第一本身份证。

　　2005年10-11月

　　老师姓沈

　　曾经有个很出名的刊物，叫《富春江画报》。我的少年就是在富春江边度过的，县名叫富阳，是杭州的一个卫星城。富阳有所很好的中学，即富阳一中，都说进了这中学，等于就进了大学，每年都有考上清华、北大的。我初中时成绩一般，没考上一中，上的是三中，时间是1978年。当时“文革”刚结束，像这种非重点中学师资力量非常弱，老的失散了，新的还补不上。因为高考是1977年才恢复的，新老师都还在学校读书呢。我刚上三中时，没有化学老师，半个学期都没上化学课，化学课都变成劳动课，打扫卫生。现在看来似乎很荒唐，但那时候整个国家都刚从荒唐中过来，事实上哪里都残留着各式各样的荒唐事。

　　我至今还记得，我们化学老师是过了国庆节后才来的，姓沈，叫国有，是一个大胡子，年纪快50岁了，但身体很壮实，说一口像新疆人的普通话，有时发脾气时甚至直接用新疆话训人。老师对学生总是有秘密的，但这种秘密最终又总是要被破解的。我或许是最早知道老师秘密的一个，因为我是化学课代表。说真的，我中学时数理化的成绩都很好，最差的是语文，语文中最差的又是作文，每次上午三、四节课写作文，我经常吃不成午饭。因为交不了卷，等我交卷了，食堂已经没菜了。后来我的语文老师听说我在写小说，风趣地说：麦家写小说，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篇小说。可想我的作文已经差到何等地步，都已经叫人看扁了！

　　不过，我想我的化学老师肯定是不会这样看扁一个同学的，他是一个好得你无法想象的老师，我后来一直在想，我能遇到这么好的老师，实在是我人生的一大幸运和财富。沈老师在我们中学其实待了很短时间，不到两学期，来得神秘，走得也神秘。我因为是化学课代表，跟老师有些“私交”，他提前告诉我要走。当时我听了这消息，害怕得浑身发抖，因为我太不希望他走。但我最强烈的希望最后还是留不下他，留下的只是他之于我的“秘密的恩情”和“永远的教育”。

　　这是一个故事，说出来要叫我羞愧。是沈老师走前不久的事情，期末考试时，沈老师出的试题非常难，我是考得最好的，实际得分也只有43分。我后来想，沈老师这一定是故意这么做的，他知道自己要走，也许想“教训教训”我们，让我们对学海加增一些畏惧心和上进心，所以把试题出得超常的深奥。这就是他教学、育人的方式，什么都不点破，让你自己去想，去感受，去体会，去成长。他在课堂上讲课也是这样，他讲他的，你听你的，完了不做题，没作业，也不回答具体的问题，你问他某道题怎么做，他总是让你可以回忆一下他在某堂课的某一段的讲解什么的。他经常说，学来的知识是草，思考出来的知识是树，反复强调我们应该在头脑里种树，不要种草。我相信，我们班的同学在他的为期短暂的教导下，在头脑里没有少种树。但那次考试，树也都变成了草，因为太难了，狂风暴雨式的难，所有的人考得都哭丧了脸。大家从教室里出来，在走廊上看标准答案，都傻了，没有一人笑的。

　　不过，我似乎有了“笑”的机会。因为我是课代表，最后帮老师收卷子，后来又一道回去，在回去的路上，有位副校长突然喊沈老师去做个什么事，沈老师临时把寝室钥匙和试卷一同交给我，让我帮他拿回去。一路上，我都在紧张得不知所措……不用说，我在为什么紧张，老师给了我“笑”的机会，“妙手回春”的机会。试题有30分的选择题，如果想改一下简直是易如反掌。我至今不知道，沈老师这么“大意”是有意在考验我呢，还是出于太信任我对我不设防了，还是他真的是疏忽大意了。总之，老师给了我“机会”，我也没有放弃这个“机会”……当天晚上，沈老师就找到我，以他的方式教训了我，就是：责令我亲自撕毁试卷，并让我独脚站在凳子上，直到摔下来为止。我站了大概有10分钟，他在旁边一句话没说，只是坐在椅子上看书，静静地看书，静得跟地球即将要爆炸似的。我哭，他不准；我认错，他也不准；等我从凳子上摔下来后，他问我有没有摔伤，发现没伤后他冷冷地说现在你可以走了。我哭着不走，他推我走，他说他不需要我的眼泪，让我把眼泪都留给我自己，流存在心里。其实，沈老师批改试卷时，看我得分如此之高：67分，就怀疑我做了手脚，再细致看我的卷面，“回春”之处一目了然，心里也就明白了。

　　我以为这事情才开始，因为正常的话这肯定要报告给班主任，作行政处理。但多少天过去了，直到后来老师说他要走了，学校也没处理我，似乎也没人知道。老师后来也没再提起这事，连暗示也没有，好像这事不曾发生过似的。只是他走后很多天，我突然收到一封发自上海同济大学的信，最后落名是沈老师，上面这样写道：你那次考试实际得分应该是43分，这本来已是全班最高分，但你的愚蠢让它变成了负分，我希望这是你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封信，我至今还珍藏着。但沈老师在哪里，我至今也不知。

　　1987年，我曾经专门去上海同济大学找过沈老师，但那时他已经离开学校，据说是去了美国。也就是那一次，我从老师的一些同事那里才真正了解到老师的一些过去。沈老师其实是同济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毕业后留校当了老师。但“文革”时候，学校的一位女生莫名自杀了，这女生平时跟沈老师接触稍稍有些“非常”，有人因此诬告是沈老师害了她，学校就决定要处理他。沈老师的智慧告诉他，与其任人宰杀，不如“畏罪潜逃”，留下一条命日后还有清算之时。于是来个“一走了之”，去了新疆，埋名隐姓地生活了近20年。“文革”结束后，他斗胆回到内地，临时在我们中学待了一阵子，后来事情端正了，平反昭雪了，他自然又回到同济大学当了老师。这些年来，我一直没有放弃寻找沈老师的努力，但始终无果，但老师却给了我太多太多的“结果”。

　　我还会继续寻找我的沈老师，本文也是我寻找沈老师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