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

茄萣乡

一九六五年，在一个满天星斗的夜晚，坐在一辆塞满破旧家具的卡车里，我们来到了海滨的茄萣乡。道路上有很多坑，从跌跌撞撞的车中望出去，右边是荒草丛生的坟场，左边是漾着水光的鱼塭。

只有这么长长的一条街，街上大概还没有路灯。晚上推着没有灯的脚踏车出门，感觉到头上一点暗暗的月光。车轮突然碰到一团软软的东西，挡在路中央，原来是头黑毛母猪，正在呼呼大睡。我牵着车子绕道而过。她当然累了，白天，母猪带着群小猪到处游荡，在阴沟里搅和一下，浑身脏泥地又晃进卫生所和派出所里去。

简陋的木头造的家就在大路边，睡在家里和躺在大马路上没有两样；街坊邻居的谈笑声、咒骂声就在耳边。黄昏时分，成群结队的少年家嚼着槟榔，足登日本木展，咔啦咔啦地踩过街头，往上茄萣去；那儿有乡里唯一的戏院，戏院中放着一排一排板凳，角落里散着刺鼻的尿味。周末的时候，常常有脱衣舞的插放。

台风一来，海水跟着倒灌，年年闹水灾。有一回在倾盆大雨中搭客运车从学校里回来，下车时，车门一开，习惯性地蹬脚下去，扑通一声，人却大半个泡在水里。板凳、竹篓、瓶瓶罐罐，都漂在街上。涉着及腰的水回家，丢了书包就赶到街心去摸鱼。

茄萣人讲话声音特别大；是因为在广邈的沙滩上、在呼啸的海风中对话，需要扯着喉咙喊叫吧！乡人的台语有一种特殊的腔调，和中北部农村里的人非常不一样，听起来很刚硬朴直，三句两句间夹着"猴"的口头禅，好像是茄萣渔民的标记。当我说台语时，卖鸭子的妇人会笑得很开心：

"你的台语有一个腔，真好听呢！这个查某婴仔真有人缘。"然后一刀霍下，把血淋淋的鸭头斩下。

卖鸭子的妇人叫做"驼背嫂"，她的丈夫叫"阔嘴的"，长着很阔的一张嘴，像唐老鸭。一年到头我见他背着鱼篓，赤着脚，脚板又大又扁又黑，踩在地上，紧紧地扣着地面，两只脚板竟然像两只鞋子。"阔嘴"的兄弟叫"黑鼻仔"，鼻子上有块大黑斑，好像不小心滴了墨水似的。"黑鼻仔"喜欢卖弄成语，有一次，他生气地对"驼背嫂"说："你不要指鸡骂狗，你在说谁烂蕃薯充数？"

"驼背嫂"的女儿书读得很好，但是小学毕业就被送到针织厂作女工去了。

"查某的，读册有什么落用！"她劝告我的母亲，"现在让伊去打拼赚钱，廿岁出嫁时，金银首饰嫁妆都赚到了。查某的读册，再读也是别人的！"

"驼背嫂"隔壁的肥胖阿珠，有好几个女儿；每一个都在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卖到高雄的茶室里去。没几年，阿珠就起了楼房。

而我们，继续过着清贫的日子。学校的家庭调查表上总有"家庭经济"一栏，不晓得谁先想的，我们总是填上"小康"两字。可是家里破旧宿舍的墙壁总是斑驳脱落的，一块一块的水渍痕迹和落漆的秃处造成一幅蛮恐怖的画。下雨天，到处漏水；连卧室里都是一地的泥泞。每次填"小康"之前，大概总是开学注册的时候，也就是母亲到对街西药房那儿去借学费的时候。

有一年，一个警员拿了把执勤的枪射杀了他刚考上初中的十三岁女儿，然后用枪对准额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才三十五岁。据说是因为四处借不到女儿的学费，一时想不开。

另外一个警员用摩托车载着刚考上高中的儿子到高雄去筹学费，在冈山的平交道撞上了火车，人倒过来让头插进松软的稻田里。儿子的身体夹在铁轮里被拖得老远。

十五岁的我，觉得茄萣很陌生，可是还蛮好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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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价值判断渐渐在我脑中成形，茄萣就不好玩了。

海滩上堆着每天两万人所排泄、制造的垃圾，堆成一座一座发着恶臭的小山。海风一吹，垃圾满天弥盖，擦过什么的卫生纸会"啪"一声贴在脸上。黝黑的孩子们在垃圾山之间追追打打，玩躲蒙蒙的游戏。

庙前的戏台演着歌仔戏，巨大的扩音器把作假的哭调放大到不能忍受的程度。过了午夜，"我的苦命儿哟"的哀嚎还笼罩着整个村镇。塞着耳朵深夜读书，我觉得自己活在一个吃人的世界里。这哪儿是文化呢？

台风年年来，海水倒灌年年来，咸死了椰子树，也把乡民抛到大海里的病死猪又漂上街来。浮浮肿肿的，眼睛陷进腐肉里，只剩一条缝。"死猫挂树头，死狗任水流"，防风林里木麻黄枝上，到处吊着尸身腐臭的猫。死狗和死猪三三两两地点缀着海滩，太阳一出来，尸肉开始蒸腾，惹来密密麻麻的苍蝇。清洁队员在街上掏阴沟，用一很长长的杓子把乌黑恶臭的淤泥挖上来，倒在沟的两边；说是台风过后，沟中必须喷消毒剂。可是从沟中掏上来的污秽却就曝置两旁，一天又一天地搁着，似乎谁也不在意。

"阔嘴"有一天突然失踪了，一天一夜没回来。驼背嫂到派出所去报案。第二天有人在沙滩上捡到一节人腿，连着被咬断的裤脚送到派出所来。

有一天，同学在上大学的哥哥也失踪了。听说是读了不该读的书，说了不该说的话。听说五个便衣警察半夜到他家里去搜查，把他捕鱼的老爸吓得哭了。

有一天，驼背嫂十六岁的女儿拿了一袋草虾到表叔开的冰冻厂里去冰冻。表叔把铁门一拴，就把她搂抱起来，她又撕又咬地一路逃出来，在我的窗外对驼背嫂哭诉。

利用课余时间看罗素、尼采、卡夫卡的我，每天清晨搭台南客运到学校上课。客运车驶过千疮百补的路面，经过湾里的南定桥，颠颠簸簸地在晨曦中行走。当时我当然不知道，南定桥下那一堆堆乱七八糟的垃圾，老是冒着臭烟的垃圾，就是在制造戴奥辛；也不知道，与我擦身而过的年轻女人几年后要产下无脑的婴儿。廿岁的我，只知道我不愿意带朋友到茄萣乡去，不希望朋友知道我住在那么一个肮脏、丑陋、落后、鄙俗的地方。

我头也不回的，离开了茄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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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居异国的几年，很少想到那个对我不甚重要的茄萣。只有一次，在纽约的中文报纸上，读到一个警员判刑的新闻。这个警员以贪污受捕，虽然贪的只是很小的数目，好像是一两千块台币吧！司法当局为了"杀鸡儆猴"，将他判了死刑。

在遥远的、下雪的纽约，读报的我流下了眼泪，久久止不住的眼泪。我想起那个拿枪对着自己骨肉的警察，那个载着儿子奔驰借贷的警察，想起我所常见的那些破烂不堪的警察宿舍、宿舍中拥挤的、成群的幼小子女，还有那些子女所倚赖的一个驼了背的父亲与他卑微的所谓薪水……泪眼中，我为那个将受死刑的人伤心，人的命，再贱也不过如此吧？那一两干块钱，是为儿子缴学费的吗？决定他罪应至死的人自以为替天行道，而事实上只是因为自己不曾受过贫贱的折磨，不知道"贫贱不能移"的艰难，而"杀鸡儆猴"也只是不敢直接杀猴的借口而已。我的眼泪里有愤愤的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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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年，在踏过千山万水之后，我又回到了茄萣。

兴达港正闹着"绿牡蛎"的问题。可是海滩上没有了垃圾。滨海新建了一条笔直的大路，车辆很少；渔家用路面来晒鱼翅。戏台一座接着一座，正演得热闹。留着山羊胡子的老头穿着黑色的唐装，卷起裤角，坐在板凳上看戏。"阔嘴"，也该是这个年龄吧？光着头的国中生跨坐在脚踏车上，望着台上出神。

我站在路边，望着这些人出神。海水就在耳边刷刷响着，轻轻扑着沙滩。熟悉的夕阳正在同一个角度缓慢地沉落，余晖把戏台前的人都笼罩在一层淡淡的霞色里。

从前是一大片鱼塭的地方，现在新开了一条大路，路很干净，很有都市的气派；拐进一条巷子，却突然又回到了廿年前。一条臭沟上搭着一座又一座的厕所，所谓厕所，不过是一个坑，粪便就落在沟里，沟就在路边，路边就是人家的厨房。外销的鱼翅、鱼干，就铺在沟边让太阳晒。

转一个角，又是一座戏台。上好装的演员正在做最后一分钟的准备。绕到后台，蓦然看见一个满脸大红大紫的年轻女人坐在板凳上，背靠着戏台的柱子，正在给怀里的幼儿喂奶。

她长得很丰腴，穿着短裤，露出两条大腿晃呀晃的。涂得鲜红的嘴唇圆起来，正在哼着歌仔戏词，一副悠游自在、天塌下来也没关系的坦然。孩子有一张圆润的脸，长长的睫毛，满足地吸着奶，在女人的怀里轻轻晃着。前面锣鼓已开始响起来。

我定定地站在那里，泫然欲泣地看着她，看着她抱着婴儿，像看一幅永恒的图画；心里的虔敬比我站在罗浮宫"蒙娜丽莎的微笑"前的感受还来得深刻，来得真实。鄙俗吗？是的。肮脏吗？仍旧。落后丑陋吗？怎么可能呢？还有什么比这幕后戏台的母子更美丽、更深沉？茄萣乡的意义，不是由我这种过路人来赋予的。它的价值，它的尊严，就在它的鄙俗之中。在它的土地上耕耘、海水上挣扎生活的，是眼前这个母亲、这个婴儿。为茄萣乡在意义的座标上定位的，是阔嘴、是驼背嫂，是满脸油粉喂奶的戏子母亲，是要在茄萣乡的土地上生生世世的这些人。

啊，这样的生命力！

苏黎世

圣诞节的前晚，大雪覆盖了大地，厚厚的一层白雪，像条温柔的毛毯，无声地覆盖。

黑夜里，雪片漫天漫地地翻滚下来。我突然听见歌声。打开门，赤脚站在结冰的阳台上张望：纷纷的大雪中站着四个人，手里捧着一点烛光，在安静的街上，唱歌。藉着雪光与烛光，看得出原来是几个五六十岁的人，胡子上沾满了雪花。

一首又一首。街边公寓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不知何处的阳台上有人合唱起来。甜蜜的歌声里带着感恩、带着祈求，一条街充满着人间的祥和；烛光在雪地里闪着。

赤脚站在阳台上听歌，冰冷的雪花纷纷洒了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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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会写出"野火"那样的作品来。我给过不同的答案，却从来不曾想过"野火"和我一度引以为耻的茄萣乡有任何关连。在陌生的苏黎世、在大雪中听歌的一刻，却突然又想起了不重要的茄萣：卖到茶室的儿女、海上失踪的阔嘴、被捕的大学生、自杀的警员、借贷的母亲……啊，促使我写"野火"的。难道不是像茄萣乡那样与我有过交集的鄙俗乡里？我对台湾的感情，难道不是来自那些我一直认为与我不同国度的人——阔嘴、黑鼻仔、驼背嫂——他们却其实早就默默地深深植根于我的民族意识之中？我所关切的人，难道不正是那个歌仔戏子怀里闭着眼吃奶的婴儿？

富而有礼的苏黎世人在赞美上天的恩宠、祈求世间和平时，茄萣乡的人还在为生活努力、为作人的基本尊严挣扎；什么时候，茄萣乡黝黑的渔民也和苏黎世人一样，温饱、自由、人权、尊严，都已是生活中理所当然的一部分。在月明的海滩上只需要发出幸福的、感恩的歌唱，为世上其他受苦的人类祈求？

一九八六年，台湾

两年前，我眼中的台湾是一个逆来顺受、忍辱吞声、苟且懦弱的台湾；"野火"的第一把火，《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是一声忍不住的怒吼与指责。两年后的台湾，却是一个相当不一样的社会。草根阶层发起环境自保运动，表示民众生气了。大学校园里发生冲突，表示学生生气了。反对人士组成新党，表示党外也终于忍耐不住了。《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这篇文章大概不可能在一九八六年出现，因为"生气"的中国人已经很多。

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注重环保等等都是执政者面对"生气"的社会所作的因应措施。但如果政府的觉醒永远落在民众觉醒的后头，如果改革永远来在民众"生气"之后，这个政府是吃力又不讨好的，因为它一切的革新努力都显得被动、被迫、勉强。聪明的政府要走在人心思变的前头，主动地改造环境。

"集外集"收集了"野火"之后所写的社会批评，事实上是一个"野火的告别"。人既然已经在欧洲，我就不可能继续专注地审视台湾。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刺激，我写作的触须必然地要伸向新的草原。"集外集"同时是一个历史的见证。一九八六年的台湾社会发生了这么一个"野火现象"，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支持者为什么支持？反对者为什么反对？"集外集"，更是不作假的"小市民的心声"——平常不敢吐露的心声。一千多封来信中，有些信令我惊诧：所谓的市井小民对台湾的问题有那样透彻的了解，对时事有那样尖锐的批判。有些来信则令我难过，最令我难过的，无宁是那篇高三女生的"野火烧死台湾"。她的信中一字一句似乎都出自肺腑，而每一字每一句又都是僵硬的意识形态的灌输结果，像口号一样的喊出来。她的历史诠释、民族意识、是非判断，百分之百地配合官方政策需要。面对这样一个中国的下一代，一个完美的灌输案例，我的心情特别、特别的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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茄萣乡那个戏子怀里的婴儿，那个脸颊丰润、眼睛清澈的中国婴儿，有权利要求我们给他一真正开放自由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