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了梅毒的母亲
有一天黄昏,和一位瑞典朋友去看淡水的落日。河水低潮的时候,密密麻麻的垃圾在黑色油腻的污泥中暴露出来。好不容易找到一块离垃圾远一点的地方,刚坐下来,就看到这个毛毛头,五岁大的小男孩盯着我们,转身对抱着布娃娃,更小的小孩,用很稚嫩的声音说:
"妹妹,我会听英文,这个外国人在说我们台湾很不进步……"
我愣住了——因为我的金发朋友一句话也没有说。这个小毛头在捏造故事,可是他捏造了怎么样的放弃啊!中国民族的自卑感已经这么深了吗?这孩子才五岁哪!
火红的太阳在垃圾的那一头沉了下去,我默默地离开淡水河。
而居然有人说:台湾没有你说的那么糟!
要糟到什么程度才能使你震动?
在德国,我看见莱茵河里游着雪白的野天鹅,公路旁高高地抽着鲜红的罂粟花,森林里嘻笑的小孩在寻觅香菇和莓果。
在意大利,我看见裸着身子的女郎在冰凉透明的湖里游泳,老太婆坐在葡萄藤下聊天,贩夫走卒在笼罩着月光的沙滩上跳舞。
在希腊,一个像淡水一样依山傍水的小镇里,我看着渔民把鹅卵石铺在海堤上,就着粼粼的波光喝酒唱歌;干瘠的山上猛烈地开着星星似的野花。
在土耳其,我碰到穿着花裙的吉普赛女人背着满箩筐的花朵,沿着古老的石板路叫卖,脸颊丰润的小孩在山坡上滚来滚去。
回到台湾,我去看山——看见剥了皮的青山。绵延的绿当中突然陷下一大块,砂土被挖走了,红土石砾赤裸棵地暴露出来。台北县的山满目疮疤,像一身都长了癣、烂了毛的癞皮狗,更像遭受强暴的女人……
我去看水。听说关渡有雪白的水鸟,不错。可是水面上密密地覆着一层垃圾,水鸟瘦瘦的脚找不到栖落的地方。嫁笑的小孩涉在乌黑恶臭的水里抓水虫。
居然有人说:台湾没那么糟!
为了多赚几毛钱,有人把染了菌的针筒再度卖出,把病毒注入健康人的身体里去。为了享受物质,有人制造假的奶粉,明明知道可能害了千百个婴儿的性命。为了逃避责任,有人在肇事之后,回过头来把倒地呻吟的人瞄准了再辗过一次。我们的子女坐在教室里,让毒气给轰倒。我们的朋友喝了伪酒而失明。我们的兄弟,被车撞断了腿,每天拄着拐杖,一跛一跛上学校。而我们自己,心平气和地吃喝各色各样的化学毒素,呼吸污浊的空气,在横行霸道的车辆间仓皇怯懦地苟活,
要糟到什么程度你才会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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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十一、二十)和《生气,没有用吗》(十二、六)刊出之后,我听说有大中学的老师把文章发给学生,做课堂讨论材料;有人把文章复印了四处寄发;也有人当海报传单一样到处张贴。每天我的邮箱里塞着读者的来信,写信的人有老师、水电工人、学生、军人、理发小姐……其中有两封特别伤感:
——我们的家乡台湾,本来山青水秀,现在被当作歇脚的地方.这些人不打算生根,歇会儿,气力足就走了。你要他们怎么去爱乡爱土?
——今天台湾生活环境之差到了令人想一走了之的地步。可是,眼见苦难的中国人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地方,稍稍享受一点没有饥饿、没有战乱的日子,实在又很想珍惜它;然而我们的环境却又败坏至此,令人痛心不已。
我实在不了解为什么我们的环境会受到如此的破坏。人穷的时候。把门砍破了烧来取暖,还有话说,三十年后的台湾早就"发"了,为什么还在到处打洞?更何况台湾这个"房子"还不是我们的——我们只是百代的过客,我们之后还有一代又一代的人要来这里居住生活。任何房客都没有权利把租来房子的屋顶拆掉、地板挖空、墙壁熏黑,因为将来还有别的房客要来。台湾这个小小的岛屿,我们也还得留给下一代的下一代。我们哪里有资格,哪里有权利——为了现在多赚几毛钱,疯狂地、忘形地追求所谓"经济成长"——而在苍天有德暂租给我们的这片土地上横行肆虐,把青山毁掉,把绿水弄浑,在泥土里掺毒?以后的人怎么办?中国人还没有短见自私到绝子绝孙的地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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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说:生了梅毒,还是我的母亲。台湾,是生我育我的母亲;肮脏、丑陋、道德败坏的台湾是我生了梅毒的母亲。你说台湾没有那么糟。我觉得你在做梦;你说,治文学的人不应该为这种凡间琐事费神,我觉得你麻木:我坐在书房里,受噪音的折磨;吃一餐饭,有中毒的危险;出门上街,可能被车子撞死;走进大自然,看不见一片净土。有哪一门"学问"比"生活"本身更重要呢?我之所以越过我森森的学院门墙,一而再、再而三地写这些"琐事",是因为对我而言,台湾的环境——自然环境、生活环境、道德环境——已经恶劣到了一个生死的关头。我,没有办法继续做一个冷眼旁观的高级知识分子。
所以我伸出手来,急切地想与你接触。我是个大学教授,你或许是个面店老板、小学老师、公车司机,或满手油污的修车工人;在日常生活上,你和我却都是"市井小民",有一模一样的需求——安静的环境、干净的社区、有条理的街道、文明礼让的邻居。有许多问题,我们这些市井小民不得不仰靠专家,譬如垃圾掩埋的科学方式及山林水土保持的处理。也有许多人,是我没有能力影响或教化的,譬如拿刀杀人的老大或偷偷丢垃圾的阿旺(他们也不会读副刊吧?!)可是市井小民仍旧可以做许多事情:专家不尽力的时候,你要监督他、指责他,告诉他:做不好,换别人来。至于阿旺,如果他一个人丢,有十个市井小民去捡,我们的街巷仍旧是干净的。台湾的环境不能再往下掉一步,掉一步,很可能万劫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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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下午,我在淡水田野间行走,看见一只洁白的鹭鸶轻俏地站在一头墨黑的水牛背上。那头水牛粗糙笨拙,沉重的蹄在沼泽里来回。背着无尽的天光,它悠然地吃着脚边翠绿的水草;不知魏晋、不知汉唐、不知古往今来的一脚一个印子。风轻轻地吹着,我在田埂上凝视许久,心里溢满感谢:感谢这水牛的存在,感谢这鹭鸶与水草的存在。我的母亲生了梅毒,但是至少她还没有死去,她还有痊愈的希望。我既不愿遗弃她,就必须正视她的病毒,站起来洗清她发烂发臭的皮肤。
新春的第一个晴天,我会到大屯山上去看丰硕的芒草。我的车里会有一只大塑胶袋;我会把沿着山路的垃圾捡起来,带走。新春的第一个晴天,你或许会带着学生或者三朋四友,到澄清湖、火焰山,或秀姑峦去寻找一点野气;或许你也愿意带着一个大塑胶袋,捡走花丛里的空罐头。在你弯身的那一刻,或许我也在弯身,如果我们在转角处相遇,就打个招呼吧!
或许这一年的台湾就真的要比一九八四年的台湾稍稍干净一点、安静一点、和谐一点。你,来赴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