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文救命》刊出后，一位退休公务员传了一封信到我的治事处来，认为香港回归之后，各部门大小官员确实必须多多磨练公事中文，并且应该参考民国以来的公文，以此为基础，尽量学会书写简明扼要的公函与报告。这位先生要我不妨以手头资料为例子，多写几篇让人借鑑。他说他读过胡适书信集，觉得胡先生的白话书信清楚明白，却嫌太过白话了，不如他的“半文言信件值得参考”。

胡适之写的白话文书信我很喜欢，清楚明白之余还很有感情。这样的文字固然不适合写公函与报告；胡先生写公函、写报告另有一套文体，是浅白的文言，那是最值得香港官府参考的范本了。不久前《传记文学》连载的傅安明遗稿《回忆胡适之先生》里有一些胡先生写的信件和报告，都很值得看。蒋介石一九四二年夏天免去胡适之驻美大使之职，特聘他为行政院高等顾问。那次调动突如其来，使馆同仁起初以为是宋子文的傑作，后来才看出与宋美龄有关。胡适之当然不会接受行政院高等顾问的任命，他写了一封这样的电文给蒋介石：

适自民国二十三年第一次致公书以来，每自任为国家作诤臣，为公作诤友。此吾国士大夫风范应尔，正不须名义官守。行政院高等顾问一席，敬乞准辞，想能蒙公鉴原。顷得西南联大梅蒋两校长电，令适回校教书，一俟医生检查身体后，倘能胜高飞，当即作归计。并闻。

（二）

不论上行或下行，公函都不宜插入太多空泛的客套话。胡先生高风亮节，待人以诚，笔下没有一句废话，全篇散发谦和高尚的尊严。做官的要有这样的胸襟然后气概才会华美。他当驻美大使期间，国际局势一有大变化，都要汇报国府。这种报告当然更要写得简洁了：“美国之国际政策，数月来急转直下，罗斯福总统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广播词与本年一月六日之致国会咨文均为重要宣言，要旨九点：（一）公然承认美国一百七十年来之安全实由於英美海上之合作，英若颠覆，美必孤危。（二）公然承认民主国家之政治哲学与侵略国家之政治哲学势不两立，绝无妥协可能……”全篇报告都直截了当，短句取胜。胡先生的结论是这样写的：“以上九条为罗文要旨。其魄力之雄伟、立言之大胆为三年来所未有。此中关键全在三事：（一）为六月以后英国之危机；（二）为去年九月柏林德日义三国盟约；（三）为罗氏三任胜利当选，显示国民对罗之信任投票，立法机关已不能牵制，故罗氏敢放手做事。”

听说，胡适之的公文电报多是亲拟手稿的，删改一多，必须清稿，由傅安明负责。有些时候胡先生也会口述纲要及重要内容，由秘书编写，再由他修正定稿。定稿往往会再给周鲠生教授和刘锴参事过目。傅安明回忆说：“周意见较多，常有修改。刘意见较少。我在清稿时，胡先生也会问我意见，是一位充分民主化的长官。”由此可见，政治游戏非常複杂，胡先生不得不步步为营，力求万全；这样一来，所有电报公文的措辞轻重自然马虎不得。高明如胡适之都要请人过目，免得败事，别人更不必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