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台北报上读到李金铨的《老爱国、新爱国、忽然爱国》，副题是“九七年年初的香港速写”。李金铨在大学里新闻与传播系执教，看透时事荒谬的变迁，从香港教育的奇观说到香港政治的吊诡，处处实例，字字笑中有火，发人深思。他喜欢给学生做时事测验，发现时间之浪很快淘尽了多少新闻人物：媒介的聚光灯如今都集中在董建华身上，知道许家屯的大小孩不多了，刘少奇更是盘古人物了。李金铨说，他问过学生梁启超是什么人﹖“有一个学生（笔迹像男生）回答说：‘中大毕业生，写过很多文章，在中学课本里常看到他的名字。’这是特例，请别以偏概全。但由於他的张冠李戴，竟把我们抬举为康南海的同事，使我既汗颜，更罪过。”李金铨说，香港的大学师资一般越来越好，学生素质却普遍越来越差，语文能力尤其直线下掉。这当然是教人难过的现象；大学里素质真那么好的老师看了一定更难过。

（二）

文化也许真是一种不能量算的东西。每一代的人都在抱怨同时代的文化水平节节堕落。但是我始终抱着一个主观愿望，希望香港社会的精神世界即便是不那么美好，到底还不至於沦落为丑陋的化身。新一代的文化品味容或偏向通俗，只要上一代的文化人愿意安份孤守读书人的情操和志节，薪火的传承并非摘星的奢望。李金铨说，他读大一的时候曾经囫囵吞些《饮冰室文集》里的篇章；他一发现今日的学生未必人人知道梁启超是谁，一定会在课堂上提一下梁任公的一点事迹。文化和知识原是这样点点滴滴累积和散播的。学生爱看通俗报刊、日本漫画之余，只要生命中还有他们尊敬的师长不断以言行证明另一套源远流长的价值观还可以维系百代风骚的尊严，这些学生的成长之路毕竟不会是荒野的歧途。人人埋怨下一代的语文水平低落之际，同时应该平心省视的也许是香港的教育制度、社会风气、传播媒体到底传达了什么信息给香港的下一代。

（三）

民国初年，周肇祥在《琉璃厂杂记》里抱怨听戏吃馆子打麻将殆成今日都下之俗尚，盘古董、撞诗钟算是高尚的娱乐了。“若谈文艺，讲学问，搜求古迹，寻先贤之遗烈；游览山水，拓旷逸之胸襟，则殊鲜其人。”他说，只有饮博徵逐，狂呼兽叫，才是人生之至乐。“首都之社会，一极龌龊卑劣之社会也。而欲养成优秀之人才，清明之政治，何可得哉！”事隔数十年回过头来看，政治清明真的是谈不上了，乌烟瘴气的迷濛中虽然也有少数廉洁正直的清流，大气候却是髒的。文化学术倒是始终撑得出局面，不但大江南北的高等学府出了不少摆得出来的人物，报界文坛也大有苗头，鸳鸯蝴蝶之外还有凤凰大鹏。洪清田说，香港人必须组构自己的文化体系，在中国文化中奠定香港文化的名份和地位。这一点不失为香港人自勉自励的方向，希望在遗失了梁启超的时代里，人人悉心灌溉香港变法维新的青青玉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