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说过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承载文化之余，往往也会倾覆文化；文化认识的深浅雅俗，决定语文境界之高下清浊。有读友来信说：“文化”何其深奥，乾脆说穿是“人情世故”如何？我想并无不可。文化包罗万有，未必都深奥。洞识人情，看透世道，胸中自然养出一点悟性；这悟性，当是文化之一环。比如我说“读友”，其实是戴天文章中学来的。说“读者”有点抬高自己的身分；彼此既是“读”文字的人，赐函赐教，也算相识了。小戴这点比我懂得人情，大有文化。

当然，“文化”也指学问：多学多问的习性。知得越多，乃见其难，长话於是都短说了。人老了文章会简练，道理在此。况周颐说，文笔贵简，“逸马毙犬於道”，说成“有犬卧於街中，逸马蹴而毙之”，那就累赘了。明祝氏《猥谈》云：“一守禁戴帽，不得露网巾，吏草榜云：‘前不露边，后不露圈’，守曰：‘公文贵简，何作对偶语？’吏曰：‘当如何？’守曰：‘前后不露边圈’。”这样的旨趣，真可以举一反三，受用不尽。

（二）

郑滋斌在《信报》写《如何提高本港大专生的中文水平》，结语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各大专院校应增加中文科目的学习时数，放大内容，完备课程；二是增聘教学人员，接近师生比例，发挥欧阳修为文有三多之说，即看多、做多和商量多；三是改革内容，留意实用文字之外，还须拓大学生视野，增长知识，深化思想。第三点我尤其赞成。他说：“语文，从纵的说，是历史、文化的积累；从横的说，是社会意识形态的表现。不论如何，总是表现了人们对科学、文学艺术、宗教思想等领域学习、追求的智慧，这些都不是实用文字所能规限的。”大学里注重通识教育，大学生修读本系科目之外再去旁听别系的课程，多跟学校里有大学问的老师交往请益，关心社会，关心国家，关心世界，这些都是增强语文能力的途径。郑滋斌文中还说，“今天，报章刊物大多以不严肃的态度处理中文，严重影响读者的分辨能力。至於广告设计者滥用同音字，扰乱原来的字词，更甚的是语病频生的句子，触目皆是，实在令读者失去了是非的裁判能力。”这也是实话。我在香港传媒机构工作多年，虽然时时刻刻都在注意这些问题，却始终觉得自己做得不够，顾此失彼。

（三）

传播媒介是文化普及的渠道。那天《信报》同一版上梁福麟的《“写稿佬”的自白书》一文，正好也谈到美国学术界中人的着作已走向通俗化，行文不钻牛角尖，文章注释尽量简单，名教授写的书要普及、畅销。在报章上写专栏、写评论，的确跟撰写曲高的学术论文不同，既要独特而有物，又要生动而亲切。有学问的人满腹文化，正应该经常走出象牙塔向群众传授专业知识，散布文化，阐释人生。香港需要更多知名的真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