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的女儿万方写的《我的爸爸曹禺》，说她爸爸本性不会隐瞒，他的真诚表现为自己无法掌握的一种素质，任何时候都在控制他：

“过去家里常常来人，要他做一些没有意思的事——题字或参加宴会，他觉得很烦恼。我们说，就说你身体不好。於是在来访人面前，他真的就病得很厉害，连说话的气力也没有了。来人走后我和他开玩笑说：‘爸，你演得也太过了。’他说：‘我真的难受，胸闷极了，就这儿。’他指指胸口。奇怪，这是真的。”

写作的人求真：真的经历、真的感情、真的信仰、真的演绎。严肃的作家为了忠於自己的作品，往往会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在现实生活中营造未来作品的情节，甚至故意亲近周围某一些真人，用行动与语言去激起他们的反应，以期将之塑造成自己作品里的人物。好多年前隐隐约约看过一位外国文学批评家也写过这样的推论。曹禺晚年不少奇怪的言行，果然反映出他压抑在潜意识里的创作欲望，既充满了挫折感，也呈现了高度的文学意境。他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多年靠安眠药入睡，经常在迷迷糊糊之间说出最清楚的潜在意识里的情景和意愿：“我痛苦，我要写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干！”他女儿说，“那你就写呀！”曹禺翻个身睡着了。不一会，万方又听到他的声音：“我就是惭愧呀，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真的，我真想一死了事。我越读托尔斯泰越难受……”他枕边的确放着一本托尔斯泰评传。他说的话都很像他写的戏剧里的对白，随时可以插进《雷雨》、《日出》里。

后来，曹禺渐渐放弃了他的痛苦，连强烈的愿望都放弃了。他也许已经深深感觉到他的创作生涯的终结了：“我当初应该当个老师，当个好老师，真有学问，那就好了。”文学的激情消亡之后，曹禺憧憬着自己由文学的热的世界转入学术的冷的世界，可是他很快意识到自己的学问不足够：“钱锺书，人家才是真有学问。”他说。

曹禺不可能再跟托尔斯泰痛苦下去，却又走不近钱锺书的花园里去。他的舞台虽然落幕了，幕后的对白并未沉寂：“我爸爸的语言十分精彩。我指的不是‘语言大师’那一种语言，是一些恰恰没经过思维的、冒出来的话。比如他的钢笔没墨水了，他需要人给他找来墨水，可他冒出的一句话是：‘这灯儿，不亮了！’我看见了他桌上的钢笔，我就懂了，是钢笔不亮了。当他想让人帮他关掉灯时，他就指着灯说：‘把这个，取消！’很多东西都经常在他的取消之列，比如取消袜子，取消裤子，取消电视，他说取消我们都明白了。”这是文学家的“弗洛依德口误”：曹禺的语言始终是文学语言；在他的潜意识里，他不满足於直说钢笔没了墨水；他的笔是他的灯，灯怎么可以不亮？他的笔怎么可以写不出字来？他不甘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