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嘉锡是中国现代着名古文献学家、目录学家、史学家，一九三一到四九年任辅仁大学国文系系主任，四二年兼任辅大文学院长，四七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共建政后聘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专门委员。余嘉锡是湖南常德人，禀性正直，狷介自好，不阿谀媚上，不苟合求同，四九年新旧交替之际，终遭谗言所毁，对他的道德文章加之以封建的罪名，夺去终身教学职务，发工资百分之六十，从此退居家中，心情抑郁，奋力写书。近日在《中国文化》上读到余嘉锡女儿余淑宜和女婿周祖谟合写的《余嘉锡先生学术忆往》，说到他晚年摔伤了右股，又因脑溢血而瘫痪，不能提笔着述，仰屋兴叹，侍奉乏人，苦不堪言。文章写得很沉痛，说余嘉锡居於斗室之中，如处囚牢，只有送饭、取碗时才能见到人，离活着的人有五重门之隔、数十米之遥。一九五五年除夕之夜，“吃饭时被馒头所噎，当时挣扎之惨状，无一人目击，直到取碗时才发现，人早已气息全无了，为其子女者，能不痛心疾首！”

据知余嘉锡之夫人早在一九二七年就去世，卒年三十九岁。余嘉锡当时四十四岁，誓不再娶，鳏居至死。一九二八年他将二幼女淑宜、淑斑分别寄居於常德弟弟和妹妹处，带了儿子余逊到北平学术界谋生，住在前门高庙的常德会馆。文章说他四九年惹祸之后“退居於家”，并未下狱，也没有说软禁。可是老人瘫痪孤独之际，他那三个子女到哪里去了？为什么竟忍心让他“如处囚牢”、吃馒头噎死了？为什么现在又说“为其子女者，能不痛心疾首”？

听说，五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太清楚中共当局会用什么手段对付旧社会学术文化界的既得利益阶层，他们於是摸着石头过河，一见形势不妙，为了表现自己充满革命精神，不惜向别人扔石头，高叫人家是反革命的封建糟粕。余嘉锡正是那一股歪风的受害人。学术一旦打上阶级的烙印、贴上政治的标籤，学人的命运自然轻易陷入黑暗的深渊了。专治文史的学者在政治运动的狂风暴雨里，处境通常都比其他学术领域的知识分子脆弱。去年年中，国内一位年迈的退休教师还跟我谈起解放后到四人帮倒台期间的学术气候，说是他们当时最羡慕的是西方知识界自由自在的学术风气和文化潮流。他说：“人与人之间为自己的学术信仰怎么闹都无所谓，你起码还可以相信对方是个人，不是国家机器的一粒螺丝钉。”我当时讲了一个故事给他听。我说：五十年代中期，剑桥的文艺批评大师F R Leavis应邀到牛津去讲演。邀请他去的一位博士生为了打开大师的话匣子，故意在言谈中提了许多重要作家的名字，可惜大师无动於衷。后来，博士生突然提到写Lucky Jim挖苦学院中人的Kingsley Amis。大师一听马上怒吼：“我们主张什么那傢伙就攻击什么，他专靠这一招吃饭。”（“That man is making a living by attacking everything we stand for”）老教师听了笑说：“这是人性，还是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