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我文章的陈先生来信说我每记前辈或同辈文士消息，颇多奖摛之词，会不会过当，“抑或是温柔敦厚之旨哉”。阅世日深，读书渐多，乃知学养之不易强求。看到人家文章的一点巧思、几处警句，往往想到人家必是费了不少苦心。再说，我尊敬的前辈，实在都有了成就，有了名声，不像是侥倖混出个名堂来。我常说，世上命好的人可以只顾读书，不必写书；只有命苦的人才要写文章讨生活。人在原稿纸的格子中沉浮，方知此中之难处。或曰钱锺书之文无情，巴金之文滥情，茅盾之文矫情，邓拓之文八股，似有道理。只是看看他们一生所写的字那么多，书那么厚，遭遇又不见得畅顺，真的不忍心挑剔了。一只手写几百几千万字，抄都抄死人了！再说，文章能写的教人觉得无情、滥情、矫情、八股，大概也不容易了。这是文章的性情。天下文章最忌沦为两类：一是白痴的梦话，不知所云；二是肤浅的稚语，读两三行就可以扔了。文章而见性情，文字又那么好，当然可读。

这几天读汪曾祺先生的《蒲桥集》，大好。他对文章的观点尤其精到。他说，散文过度抒情，不知节制，容易流於伤感主义：“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也是一切文学）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小姑娘似的话，何必呢。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但有时恐怕也不免‘为赋新词强说愁’，感情不那么真实。”平淡真是谈何容易。苏轼说文章要写得“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於所当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这行云，这流水，还是有文理的，还有姿态。汪先生说，他谈结构的原则是“随便”二字。有个作家朋友说小说最重结构，他对汪先生说：“我讲了一辈子结构，你却说：随便！”汪先生后来纠正说法，改为“苦心经营的随便”，那位朋友同意了。

汪先生承认很重视语言，断言“作品的语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他有个观点很重要：“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包世臣论王羲之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好的语言正当如此。”我前几天读到范用先生的一篇《相约在书店》，那真是好文章：要平淡，有平淡，说文理，有文理，看姿态，有姿态。范先生一生与书结缘，是北京三联的要员，退休前就在收集拙作，去年还要我补寄我一本稚嫩的旧作给他，我不敢献丑，后来是罗孚先生在坊间找到了寄去的。范先生真是可爱可敬的老前辈。我读他的文章，真像是看到老翁携带幼孙闲步庭院，一边嬉戏，一边照顾，无一刻不是顾盼有情，痛痒相关。还是那句老话：写文章，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