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法国后期印象派画家高庚（Paul Gauguin）一八九七年决定自杀。毁掉自己之前，他全情投入最后一幅作品，画完之后在画上写了几句话，他说那是他的签名：“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往何处去？”（“D'ou venons nous？ Que sommes nous？ Ou allons nous？”）。接着他大口吞下砒霜。可是剂量太大了，他吃下去全吐出来，死不了。十几年前，Nicholas Humphrey和Robert Jay Lifton编了一本《黑暗岁月》（In A Dark Time），收集历代智者隽语点破核子时代里人类的愚昧行为，引了高庚这一句名言做序文的中心思想。

我十几年前在伦敦滑铁卢火车站的书店里买到这本书，翌日跟一位主修语言学的苏格兰朋友吃饭。朋友说他看过高庚的那句话，还说语文的课题也正是这句话所宣示的课题：语文从何处来？语文是什么？语文往何处去？记得我当时回答他说：作家最好不要想这些课题，让哲学家和你们这些傻小子去操心吧。那是夏季七月的伦敦，九点钟我们吃完饭走出餐馆天还没有黑，罗素广场的风很冷。在公共汽车站分手的时候，朋友说：“别忘了翻翻Aldous Huxley一九三六年在伦敦Albert Hall的那篇演讲。”

赫胥黎是美籍英国作家，诗歌、小说、剧本、文艺评论都写，人称他的小说是“概念小说”，寓言体讽刺小说《美好的新世界》和《针锋相对》最出名，一九三七年移居美国，六三年去世。朋友说的那篇演讲鼓吹和平，说文字不但与和平息息相关，与所有天下事都息息相关。他说，文字是思想的工具；思想所到之处，文字一一传送；文字是塑造思想的模型。思路要正确，用字必须妥贴。今日一说到和平与战争，人们大半用错字。他们用的字不能表露当前实情。他们甚至用一些字去掩饰事实。他们於是用歪曲了的文字传媒去衡量现实。赫胥黎於是举了坎特伯雷大主教说的一句话为例：“国家动武动剑，是上苍保庇百姓之举”（“The use of force， of the sword， by the State， is the ministry of God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people”）。赫胥黎说，“武”与“剑”是两个关键字，前者空洞抽象，毫无确切意思可言。后者落伍过时，不符当代实情，只教人联想起豪侠义行和武士闪亮的盔甲。整句话堂皇文明。其实，大主教虚无缥缈的门面话，背后的真象不外是说：国家动武，用火焰炸弹，用芥子气，用飞机装烈性炸药炸脆弱无助的人民大众，是上苍保庇百姓之举（“The use of force by the State， that is to say the use of firebombs， mustard gas and high explosives dropped by aeroplanes upon defenceless civil populations， is the ministry of God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people”）。

我其实也很怕那些太过光荣辉煌的字眼：这些字眼从何处来？这些字眼是什么？这些字眼会把人们带到何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