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张三夕教授的《在路上》

三夕兄的随笔集《在路上》送给我快一年了。拿到书的当晚我便匆匆翻了一遍，当时就准备写一篇书评。后因内人患病和其他琐事，使我的书评和他的书名一样——至今仍“在路上”。

我在网上写大量的随笔杂文，主要还是来于他的启发和影响。记得七八年前一次聚餐闲谈时，他说自己在新浪上开了一个博客，我这才知道在博客上可以随时发表自己的文章，那时不像现在这样要经过审查才能发布。回家就点开了他的博客，他博客中的文章，内容上“千汇万状”，体裁上“五花八门”。读着读着我有点目迷五色，接着自己也开始技痒，开了博客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此后几年里，我一口气写了四百多篇随笔杂文，写杂文随笔成了我精神生活最大的兴奋点。在《在路上》的后记中，三夕兄自谦他的点击量比起我是“小巫见大巫”，可文章的好坏并不以读者的多寡来定，否则一则花边新闻便可获诺贝尔奖，再说，我开博客写杂文随笔，是三夕兄“导夫先路”。

如果说某人的学术专著，就像他身着西装革履，那么此人的杂文随笔，就像他趿拖鞋穿睡衣；如果说某人的学术专著，就像他在讲坛上抑扬顿挫的演讲，那么此人的杂文随笔，就像他在茶室里随意闲聊。因而，学术论文、论著即使不打官腔，也要压抑自己的个性情感，由于价值中立和感情淡化，是现代学术的基本要求，而杂文随笔恰恰需要独特的气质、鲜明的个性和迷人的趣味，没有个性、气质和趣味，杂文随笔自身便索然无味。写论文、论著固然离不开才学识，写杂文随笔则除了需要才学识之外，“还”得有或“更”得有情与趣。要了解张三夕教授的学术成就，当然必须读他的《批判史学的批判》《通往历史的个人道路》《中国古典文献学》等学术著作，但要想认识张三夕其人，最好去读他这本随笔集《在路上》。

《在路上》不仅表现了张三夕的价值取向、人文关怀，不仅表现了他的情感好恶、审美趣味，而且烙下了他的人生印记，更带有他的生命体温。

我将这篇书评标题名为《“出家”与“回家”》，是因为《在路上》中有一篇《出家》，可他一生又从未真的“出家”，他虽然的确有过短暂的“分家”或“离家”，不久又重新“成家”和“回家”。“出家”不过是他偶尔的精神向往，“回家”才是他身心的真正归宿。当然，在“出家”与“回家”之间难免困惑纠缠，但他的气质、个性和价值取向，决定了他的生命抉择和人生结局。这倒让人想起苏东坡的名句：“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他宁肯在“人间”和朋友们一起嚼老面馒头，也不愿到“琼楼玉宇”去陪玉皇大帝饮奶酪。作为我国第一个历史文献学博士，三夕兄饱读儒、道、释典籍，对中国传统文化浸润极深，但佛门的空寂不合于他的心性，老庄的自然与逍遥也只是使他动心，他的人生追求和气质个性更近于儒门。《在路上》中的三夕兄属于“我辈中人”，他既很少有缥缈奇幻的遐想，也少有对人生后现代式的荒谬体验，书中多的是对人际的关怀——思人、怀旧、弄孙，更多的是“生活的艺术”——如何识人，如何交友，如何理解女性，如何安身立命……该书给我最深的印象是理性、温暖、亲切、近情。

要谈他的“回家”，自然要从他的“出家”开始。

在《出家》一文中作者忘不了“咬文嚼字”，转述了一位清代文字学者对“家”字本义的考证：“家”原来是“猪住的地方”，从字形上看宝盖头即房屋，而“豕”就是猪，由此我们可以把“家”引申为“关牲口的地方”。可见，人在“家”中，恰如猪在圈中，鸟在笼中，鱼在池中。人住在家中其实形同兽关在笼中，许多清规、习俗、人伦、道德，形同一条条锁链使人不得越雷池一步，稍有不慎就会背上不孝、不忠、不慈和不负责任的骂名。三夕兄觉得“家对人的专制无异于国家”，小孩一时冲动离家出走这种负气行为，其意义就“在于证实了一个真理：人原本是没有家的，人天性中就有一种‘出家’的本能”。文中还数落了人在“家”中所经历的种种“磨难”，声讨了“家”对人的种种异化—— “夫妻间不管如何没有感情，视若路人，如何同床异梦，貌合神离，如何怀疑猜忌，争吵不休，甚至连同床的快乐也成了例行公事或根本没有，但家的形式仍旧是神圣不可动摇的。个人可以死去，可以行尸走肉，家不能散。”成“家”似乎不是为了自己更加幸福，而是必须为“家”赔上自己的幸福——丫鬟变成了小姐，手段反转为目的。家居对人成了一种精神折磨，家庭就成了家人的坟墓。巴金的《家》成了囚禁人的城堡，砸碎“家”的锁链便在他《家》的中心主题。三夕兄还以当代作家谌容的《懒得离婚》为例，阐明“家”使个人原来旺盛的生命力萎缩，使至亲的亲人变得冷漠，使最亲近的人变得疏远，使原本相互吸引的异性变得厌倦。“家”泯灭的所有激情、幻想和冲动，家人都在不死不活中苟且偷安，最后失去了追求美好生活的勇气，甚至失去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谌容《懒得离婚》中主人公有这样一段表白：“我佩服那些离婚的人，他们有勇气，他们活得认真，他们对婚姻也认真。我嘛，虽说家庭不理想……嗐，看透了，离不离都一样，懒得离！”可见，“家”浇熄人们所有的生活热情，打消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希望，“离不离都一样”表明已经“心死”，囚禁得太久的人不想获得释放，觉得监狱的内外都完全一样。成人在“家”待久了便“习惯成自然”，只有小孩还有离家出走的勇气。不过，小孩的勇气来自他一时冲动，受父母打骂后愤怒离家，过几小时或几天又乖乖回家。三夕兄认为“小孩离家出走的意义在于证实了一个真理：人原本是没有家的，人天性中就有一种‘出家’的本能或可能性。这正是宗教能够吸引无数善男信女的基础所在。”

“出家”是否是宗教——尤其是佛教——信徒的根本原因暂且不论，但和尚和尼姑必须出家却是事实。佛教徒出家自然是看破了红尘，而寺庙至少能在形式上隔断红尘，所谓“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信徒出家既打破了家的桎梏，似乎也解脱了尘世的烦恼，而且为出家找到了一种堂而皇之的理由。另外，寺庙还有稳定的生活保障，解除了生存的后顾之忧。这样，小孩离家出走被视为青春叛逆，信徒出家则被当作人生正途，难怪东汉以后汉人出家者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不过，对于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来说，大家更热衷于“春风得意马蹄疾”，看不出古殿青灯的蒲团生涯有多少乐趣。那些在家念佛的“居士”，既要享受妻儿的天伦之乐，又想挣脱人世的残酷争斗，希望同时吃到鱼和熊掌，甚至比芸芸众生更加多欲，他们“说是出家却在家，向往袈裟着乌纱”。至于三夕兄说到出家另一种方式——独身，在我看来算不上是“出家”的变通方式，一直独身者无“家”可出，离婚而未再婚则属于弃家，“出家”的前提是已经有“家”，而“独身”是原本无家，离婚则只算是曾经有家。

书中另一篇《异乡的召唤》，写的是作者为“南下潮”所裹胁移居海南的心路历程，真实地表现了三夕兄那颗不安分的灵魂。他对此毫不隐讳地说：“异乡——南方的召唤何在？异乡——南方，对于火车站前或火车厢内的‘盲流’来说，意味着‘能挣钱的地方’。异乡的召唤，首先是钱的召唤。”从这一意义上讲，他不是要逃避这个社会，而是要更深地介入这个社会——思想上成为引领时代的先锋，经济上成为自己时代的富翁，生活中成为时代大潮中的弄潮儿。该文其实说的是离开“家乡”，与“出家”是两码事。抛妻弃子的“出家”可能是寻求精神自由，而背井离乡则要么是为了实现人生的价值，要么是追求富裕的物质生活。只要能获得足够的财富，异乡就是自己人生的福地。当然，“离乡”与“出家”也可能有某种重合或关联：或者是由于“净身出户”，只好“背井离乡”；或者是为了摆脱家庭，于是选择离开家乡。前者是被逼的无奈之举，后者是自己的主动选择。三夕兄到底是哪种原因不得而知，这涉及他的个人隐私不便缕述。不管属于哪种情况，反正他听从了“异乡的召唤，终于不远万里来到了海南”。可是，当“确确实实在异乡的路上”时，他“心里总有某种漂泊不定的感觉”，身在异乡他又不断追问：“这世界有没有属于我的异乡？”“椰林、阳光、沙滩、海水”，海南的旖旎风光只是“看上去很美”，实际上并没有成为他灵魂的归宿，海南不过是他人生的“客栈”。你看他刚到海南，就准备离开海南：“我不知道在海南会待多久，何时会离开海南。朦胧中、潜意识里似乎有一种异乡的声音在召唤着我。”

然后，三夕兄最终并没有听从“异乡的召唤”，几年以后又背起行囊“回家”——回到武汉，回到华中师范大学。更具象征意义的是，在武汉很快又重建了个人的小家。

你具有什么样的精神结构，你就会选择什么样的生活空间。

喜欢长期漂泊异乡的人，是那些精神上的流浪汉。

与其把哲学家分为狐狸和刺猬，还不如把他们分为“流浪汉”与“安居客”。哲学中的“流浪汉”，不断地否定自己，不断地改变论域，不断地冲向新问题，他们的运思从来不“安分守己”；而哲学中的“安居客”恰恰相反，他们年轻时就建起了思想大厦，后来一生就为这座大厦装饰粉刷，将这座大厦打扮得越来越精致，他的思想一辈子就“住”在这座大厦中，从来不“左顾右盼”，更不会“见异思迁”。前者就是罗素，后者则为康德。思想上，罗素一生游走于数学、逻辑学、哲学、社会学、文学……而康德一生就守住他的思辨哲学。生活中，罗素一生都在忙着离婚结婚，而康德一生就选择不婚。

三夕兄的精神在安分与不安分之间，所以他离婚又结婚，所以他离家又回家，但总体上看属于安分者，再婚后就心满意足，回家后便不再离家。在理性与感性的钟摆中，他精神的天平倾向于理性。他更喜欢稳定、和谐，所以他需要幸福安宁的家，离不开体贴本分的女人。在三夕兄那儿听不到流浪异乡的神奇体验，但你能发现他在“家”中的生活智慧。

书中有一篇谈《酒》的文章，另外又有一篇《酗酒者戒》。尼采的名著《悲剧的诞生》，将希腊悲剧的诞生，归结为日神与酒神的冲突，“酒神”便是非理性的代表。刘伶有一篇妙文《酒德颂》，拿来与三夕兄的两篇文章稍作比较，就不难发现刘伶纵酒完全是感性的狂欢，而三夕饮酒“逾多不滥”——他的理性始终能管住感性。他即使放纵的时候，也谨守儒家“乐而不淫”的古训，好酒而绝不酗酒。

他在两性关系上的态度，大致是“好酒而绝不酗酒”的延伸——“好色而绝不贪色”。至少我还没有发现他贪色的蛛丝马迹。当然，不贪色也许不是因为严守男女的“边界”，而是由于现实的诸多制约——或者是没有钱，或者是没有闲，或者是没有胆，或者是既无钱又无闲更无胆，谁知道呢？

《女人的逻辑》是一篇奇文，竟然对最不讲逻辑的女人，展开冷静的逻辑分析！此文由三个部分组成：“请对女人的新衣服说好话”“恨屋及乌”“不要结果的争吵”，与这三部分相对应的逻辑表达式是：A+B+A1=1、A+B+A1=-1、A+B+A1=0。即使数学大师和逻辑学大师罗素，也从来没有对女人进行过如此严谨的逻辑分析。不，不，不，他从来没有对女人进行过逻辑分析。在漂亮的女人面前，大多数男人是心灵的战栗，而不会展开逻辑的分析。拿着X光透视女人的男人，需要多么强大的理性，我的天！

《善解人意》主要是谈男女之间的相互理解，仍然可见三夕兄在两性关系上，喜欢用智而不易动情。在他看来，“夫妻间、情侣间的大多数摩擦、争吵、冲突，都来自一方或双方不能‘善解’对方之‘意’”。于是，他试图以“‘善解’为理解对方设立一个尺度。‘善解’，不是一味地妥协，一味地退让，一味地迁就，而是善于妥协，善于退让，善于迁就。当一种矛盾还没有激化时，‘善解’往往能提前化解矛盾，使冲突不至于爆发”。接着他指出了“善解人意”两个“不易克服的困难”：一是“‘人意’的丰富性”，二是“‘善解’的交互性”。再分析“妨碍‘善解人意’的行为方式”，最后阐述“善解人意”的目的和“好处”。“善解人意”的方方面面都涉及了，简直就是一篇有关“善解人意”的博士论文提纲。一个如此理性的男人，一般会扎紧男女之间的“篱笆”。

如果说《善解人意》是守住两性的边界，那么《我想守住什么》就是守住“人”的底线。该文一开头就说：“人生在世，有两重境界最难达到：一是创造，二是守住。”创造需要才气，容易被人赞美，守住则需要定力，不容易引起别人注意。创造属于认识论和实践论的范畴，关涉到人与外在对象，如科学的突破、难题的解答、深奥的理论、艺术的杰作、优美的诗歌、美妙的音乐，或者能给人带来生活的方便，或者能给人带来精神的快乐。而“守住”属于伦理学的范畴，只发生于自己的心灵世界之中，是自己灵与肉的搏斗，这一切人们都看不见摸不着，所以，人们会给善于创造的人鼓掌，但没有谁愿意给坚持“守住”的人献花。三夕兄所说的“守住”，“是指守住支撑个人心灵世界的信念或信仰”，“守住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最终是守住人的真实性存在状态”。人类很难摆脱自己的动物本能，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就是说人与禽兽之间只隔一层纸。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动物，高尚与卑鄙、无私与自私、清廉与腐败、真诚与虚伪……时时刻刻都发生交战，道德信念的堤防一旦失守，人就将无所不为或为所欲为。

《庄子》中有一则故事说，子夏有一天去拜访曾子，他们曾一起在孔子门下读书，当年同窗时关系很亲密。曾子一见到子夏就说：“几年不见，老兄看起来发福多了。”子夏回答说：“我占用了自己，所以长胖了。”曾子大惑不解地问道：“老兄的话我一点也没听明白。”子夏解释说：“以前读到那些写圣贤高风亮节的文字，我就心生敬仰。出门看到别人享受荣华富贵又很羡慕，既想做一个品行高洁的君子，又想贪图眼前的荣华利禄。这两种念头在心里相持不下，二者长期不分胜负，所以人越来越消瘦。现在圣贤的道德战胜了利欲的贪求，崇高镇住了卑劣，看到别人夜夜笙歌也不眼红，心里永远都非常平静，日子清贫也充实快乐，这样下来怎么会不胖呢？”这层道理陶渊明《咏贫士》一诗提纯得更加凝练：“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

三夕兄说“守住人的真实性存在状态”，就是海德格尔所谓“此在的本真状态”。从这种意义上讲，他的“守住”本质上就是陶渊明的“守拙”和“养真”：“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归田园居》），“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拙”的反面就是“巧”，为什么要“守拙”呢？一个人被世俗污染后很快就机巧百端，一旦机巧百端就失去了生命的真性。古人有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要想不成为灵魂深处那些贪婪、放荡、堕落等阴暗欲念的俘虏，我们就得“守住”自己生命的真性和崇高的信念。卢梭觉得“守住”比“创造”更难：“最可怕的敌人在我们身上，无论何人只要能善于和自己身上的敌人做斗争，并战胜它们，他在光荣道路上的成就，在哲人们看来，是比征服宇宙还大的。”三夕兄也将“守住”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之一，是卢梭这段名言的现代回响。要是能够看到三夕这篇文章，我相信卢梭一定会含笑于九泉。

《人生要有几个借钱不打借条的朋友》一文，是说人的一生要有莫逆之交，彼此之间绝对信任，完全可以生死相托。借钱立下字据，欠债必须还钱，这几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真正知己借钱“就是一句话的事儿”，“立下字据”反而显得生分，因为世上还有比金钱更贵重，比借条更可靠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兄弟情”。记得鲁迅曾对瞿秋白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此文是谈知己情谊，也是谈人生智慧。

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一位智者，三夕兄能够适应现代生活的节拍，能够享受现代生活的快乐，自然也绕不开现实生活的烦恼。他饱尝过“乘公交的痛苦”，所以羡慕布达佩斯的交通秩序，也品味过“足球狂欢的盛宴”，难忘李娜带给他的“一个难忘的夜晚”，还欣赏过“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兴奋之余写下《2012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感言》，他更明白现代社会科技发展的速度，并断言人类已由“适者生存”变为“快者生存”。

三夕兄的朋友遍天下，真可谓“天下谁人不识君”。他经常去飞机场、火车站接送朋友，马良怀兄曾戏言“三夕的小车一直‘在路上’”。他喜欢与同道交友，别人更喜欢与他相交，因为三夕本人很有趣，他的朋友也同样有趣。遗憾的是，三夕之文的趣味，稍逊于三夕其人。可能是长期的学术训练，他笔下流出来的还是学术语言，还不习惯随笔的调子语气，哪怕是谈论爱情也是“一本正经”，这使他的随笔不那么“随便”。

除了非洲以外，三夕兄的足迹踏遍了全球，书名《在路上》既大有深意，也符合他的人生步履。在此，我想将苏轼当年《送钱穆父》一词转送给三夕兄，算是即将来临的2019年的新年礼物，也算是我这篇拙文的结尾：

一别都门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筠。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尊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2018年12月11日

剑桥铭邸枫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