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文学》创刊二十周年纪念学术讨论会讲题之七）

我个人这次可说只是“路过”台北，恰逢刘绍唐先生《传记文学》二十周年大庆，也真是“巧遇”。我既然是《传记文学》的长期投稿人之一，是“刘司令长官”麾下的一个“过河卒子”，在道义上、兴趣上和职业上，我都自觉有参与盛会的必要，所以我就提前两天自纽约动身到台北来了，但是我未想到绍唐居然也要拉我的夫，强迫我上台说十五分钟的话——这在当前大陆上史学界的术语里，便叫作“做学术报告”，十五分钟的“学术报告”。

记得远在二十八年前，那时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也举行了一个创校两百周年的纪念会。他们也拉夫拉了胡适之先生，要他以中国校友身份，到电台上去作十五分钟的讲演。哥大在讲演之前一年便通知了胡先生，据说胡先生为这篇十五分钟的讲稿足足的预备了三个月，易稿十数次，最后才上台亮相的，这篇讲演最后当然讲得十分精彩。

讲演和写文章一样，是愈短愈难的。据说在中国古代，只有王安石最会写短文章——所谓“半山之文，愈短愈妙”。但是一般平庸的作家，像我自己一样，就只会写“王大娘裹脚布”，又臭又长。要写短文章、做短报告，则非得有长时间充分准备不可。为十五分钟的讲演，胡适要花三个月，那我至少也得花十个月八个月——虽然《传记文学》只是二十周年纪念，而哥大则是二百周年。可是我收到绍唐兄的通知至今还不到三十小时。同时由于中美飞行的时差还未校正过来，三十小时有一半都给我睡掉了；另一半时间则和一些老友和新交吹牛吹掉了。所以我这次上台，可说是毫无准备——而这个大会又是专家如云的大聚会，我这样冒失登台也实在太不自量、太大胆了。但是绍唐先生老友之命不敢违，只好硬撑着上台，耽误诸位的宝贵时间，来“土法炼钢”一番，实在抱歉之至。

我个人既然在“学术”上“报告”不出什么东西，但我自己毕竟是学历史的，尤其是传记方面的历史，所以我想讲点儿我这行职业上的感想，请诸位指教。

我第一个感想便是我觉得我们学历史的都是一群“阿Q”。阿Q是个弱者，被人打了一顿而无法还手，他便说今天老子“被儿子打了”。这样一想，他就胜利了。他虽然打了我，哼！我是他的“老子”、他的“爸爸”，也就值得了。

阿Q有时也要欺侮一下比他更“弱”的“弱者”——他要去“摸一摸”小尼姑。小尼姑唧咕他一下，阿Q说：“哼，和尚摸得，我就摸不得！”

我们学历史，便是一群这样的阿Q！

且看我国第一个——也是最伟大的一个历史学家孔仲尼先生。孔子自命为“儒”。儒者柔也，凡事不抵抗，逆来顺受。他老人家受人一辈子闲气，被人撤职，被人查办，被人“绝粮”，被人围攻，最后被人赶出国门去流亡十四年。但是他还是口口声声地“不报无道”——换言之，便是任凭人家如何欺侮我、虐待我，老子绝不以牙还牙，纵使不“报怨以德”，也要“报怨以直”——相信公理一定胜过强权。

但是这个“直”（公理）始终无法伸张，又如何是好呢？那么孔子就著书、写历史、作《春秋》；可是作《春秋》又不敢破口大骂——只在字里行间，隐隐约约地骂人“混蛋”，是谓之“微言大义”。但是人类历史上的事实，却是“枪杆出政权”。试问自古以来哪些坏蛋真正怕你吭都不敢吭出声来的“微言大义”呢？历史学家对此也有解释，他们说：哼！儿子不听老子话，又有什么办法呢？老子想想，也就罢了。

可是阿Q却要作弄好人——像小尼姑一样的好人，所谓“责备贤者”。只有像小尼姑一样的贤者，才怕孔子的“微言大义”呢。小尼姑要维护贞操，贤者爱惜羽毛，好身后之名，所以才怕人在死后骂他、鞭他的尸。“乱臣贼子”才不怕什么鞭尸呢！所以“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句话要改成“孔子作《春秋》，而贤者惧——小尼姑惧”，才比较接近历史事实。

我国的历史学家，自圣人而后，至司马迁、司马光、班固、陈寿……到胡适之、沈云龙、黎东方、李国祁、蒋永敬、李云汉、张玉法，到黎东方的学生刘绍唐、唐德刚……都是一群阿Q。阿Q教授教出阿Q学生来——大阿Q教小阿Q。

从可怜的阿Q，我又发生了第二个感想——那就是别看阿Q可怜，他有时也十分凶狠，狠得像“最凶的阎王”。他在喜怒之间，有时也可把有罪或无罪的小鬼，推下油锅，丢上刀山。五殿阎罗的审判过程是十分不民主的——他那儿没有“陪审制”，只要他朱笔一划，你投人胎、投狗胎、投猪胎……上刀山、下油锅，悉凭尊便！

就拿我们的中国古代史来说吧。孔子言必称尧舜，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尧舜是否有其人，现在的任何历史学家都不敢乱说，至于文王、武王则确有其人。可是所谓“文、武、周公”是否可跟我们的真圣人孔子相比，恐怕就很难说了！

我们读古代史，夏桀、商纣究竟坏至什么程度，文王、武王、周公是否真是圣人、完人，我个人读古书，就不敢盲从。夏桀、商纣可能是耍枪杆、运用国家机器来镇压老百姓的“独夫”，但是文、武、周公也显然是“枪杆出政权主义者”，和他们同时的两位贤者——“大学教授”的伯夷、叔齐，就分明说他们之间的内战是“以暴易暴”。再看我们现代中国洋化了，有什么国旗、国歌、国花……古代中国则有一种国树，以这种树来代表一国政权的性质。且看他们夏、商、周三代的国树又是些什么植物呢？有一次鲁哀公问孔子的大门徒宰我，在国家祭坛边应该种什么种类的树。宰我回答说：“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

把这句话译成白话文，大意便是：“夏后氏以松树为国家政权的象征，殷商则用柏树，周朝人则用栗树，用栗树的意思是要老百姓看到这树就感觉战栗。”

宰我是孔门“十哲”之一，他的道德文章至少不在黎东方、沈云龙诸教授之下。他的话不是胡说八道的，是有根据的。我们不能因为他欢喜睡午觉，便不相信他深厚的史学训练，否则鲁哀公也不会聘他做“国策顾问”的。

根据宰我的考证，周初的“革命政权”原来是个“使民战栗”的恐怖政权，那样的话，在叛乱成功之后，一连串的“镇反”、“肃反”之可怕，也就可想而知了。

但是在六百年稳坐江山之后，“镇反”、“肃反”的结果，公正的史学家被杀的被杀、该饿死的都饿死，大家六百年都不敢放个屁，暴君变成了圣贤，历史就被歪曲了。连一个“殷遗民”的孔圣人也信以为真了！

我们如把一部“二十五史”从头读起，“不疑处有疑”，恐怕一整部中华民族史都要重写了。

重写历史，我们今日当然大可不必。将错就错，又何伤大雅呢？我个人今天来怀疑圣贤，只是想帮助说明历史学家一支笔是多么可怕就是了，它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司马迁出言不慎，被皇帝把生殖机构破坏了，他有气没处出，便“微言大义”一番，把“今上”的祖宗大骂一通，说他是流氓地痞，不慈不孝……甚至是个同性恋患者——下流无耻至极。其实嘛，刘邦不一定就那么坏，坏就坏在他的子孙不该把个伟大的历史学家“下蚕室”就是了。

司马迁是个大阿Q，但是司马迁也是个最凶狠的“阎王”。他把刘邦这“小鬼”，戴高帽、游街、打入牛栏，让他两千年不能翻身、平反。

这种以恩怨执笔的复杂心理，不但正式史家如此，野史家比正史家更可怕。就说魏武帝曹操吧。曹操也不一定是个“白鼻子”，他说：“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他对阻止内战、恢复文教是有大功劳的。但是他被一些野史家——一些“刘绍唐”领导下的野史家们，糟蹋得不成样子。你看他在《捉放曹》中的表演多么可恶。

曹操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有崇高地位的人，我不相信他会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这句话显然是“刘绍唐”的“野史馆”中传出来的，其力量与影响，是远大于“正史馆”的。

以上所说的只是贬的一面。其实褒的一面也是一样的。就拿诸葛亮来说吧。论古今用兵，在我们心目中，诸葛亮算是第一人了，白崇禧将军绰号就叫“小诸葛”。以前湘军有个将领（是左宗棠吧）即常常以“诸葛”自命，一次他打了个胜仗，不觉得意洋洋地说：“此‘诸葛’之所以为‘亮’也！”又一次，他又打了个败仗，弄得垂头丧气，他一个幕僚就取笑他说：“此‘葛亮’之所以为‘诸’（猪）也！”左氏大怒，据说后来便借故把这个幕僚“修理”了。

其实诸葛亮用兵远不如曹操。陈寿在《三国志》上便说用兵“非其所长”，但是我们“野史馆的刘绍唐”，硬说他用兵是古今一人，他也就浪得虚名了。

再看我们所身历的民国史吧。我们的官史家、野史家——尤其是野史家，对一些颇有干才、颇有政绩的民国豪杰如袁世凯、曹锟、张作霖、刘湘、韩复榘……都有欠公平，尤其是韩二哥韩青天，简直就被人糟蹋得不成样子。其实韩青天并不就那么坏。所以我们如翻翻这部拥有二百四十二卷的大类书——《传记文学》，我真觉得刘绍唐不只是当今最大的阿Q，他也是一字定天下的大法官和活阎罗呢！

谢谢诸位。

原载《传记文学》第四十一卷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