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仲锷先生是我的朋友，多年来我一直习惯叫他老章。

1983年，我还住在山西的小城榆次，接到一封信，是老章写来的。他开门见山自我介绍，说刚刚调到《当代》，想了解我的创作情况，当然，也要为刊物约约稿。那时的资讯远不及现在发达，人与人的联系基本靠书信。

在约定的日子里，我到车站接他。远远走来一个瘦高的中年人，身着那时很流行的黄色风衣，头发浓黑，面色苍白，握手很用力。自我介绍后，眼镜后面的那双眼睛里闪着略带调皮的笑意。这个略带调皮的笑意后来就定格在我对老章的记忆中。

当时的榆次还没有公共汽车，更谈不上出租车，人们日常出行主要凭借自行车。见面后，我问他能否坐“二等车”，他略有迟疑，我忙拍拍自行车解释，所谓“二等车”就是自行车后座。老章乐着点头说没问题，于是，我们在这辆自行车上开始了最初的交往。

老章那年四十八岁，正是意气风发的年代，胸中有不少“宏大”计划。后来的“晋军崛起”就是老章等人的手笔，编发了不少产生过全国性影响的好稿子。当年也住在榆次的作家郑义的两部代表作《远村》和《老井》都是老章编发的。

和老章见面自然要谈创作，而我有个习惯，在作品未完成之前是不会透露给出版方的。这样做一来避免给自己增加压力；二来也为作品选择与谁合作留有余地。老章似乎并不急着寻根问底，只是闲聊，说说北京文坛的新鲜事，也说说他编发过的好稿子。聊着聊着，话题就回到了创作。老章说看过我发在《人民文学》的短篇小说，也看过我发在《当代》的中篇小说，他很喜欢，认为有自己的风格，希望我的创作能沿这样的路子往下走。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些中短篇小说，不管从什么角度都只能说“幼稚”，以至于这两年我屡次拒绝了一些出版社将它们收入选编本的要求。但当年老章的一番话还是给了我鼓舞，我于是告诉他，手头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想通过对一个县从农村到乡镇再到县城的全景描写，折射整个中国社会的变迁。

我没有讲自己怎样写，只讲了小说中可能涉及的生活和人物，也讲了其中的一些小故事。老章很专注地听，基本不插话，有时会思索地点头，看得出他很兴奋。这种兴奋是对一部潜在好作品的敏感，在我与其他优秀的编辑家们合作时常常可以看到。我们很快达成协议，这部作品完成后一定交给《当代》，由他编发。

那一时期，常有刊物和出版社向我约稿，但自从与老章的第一次见面后，将手头没有完成的长篇小说日后交给老章并与《当代》合作的想法在那些年从未动摇过。这不仅是因为我看重《当代》的影响，更因为对老章及后来《当代》其他“老章们”的信任。

我是在1984年年初回到北京，春节前把文稿交给老章的，当时心里多少有些当回事，毕竟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那时我还没有见过电脑，写作都是一笔一画写在稿纸上。四十万字的稿子足有几公斤重，坐火车来京时须臾不敢离身。怕万一有个闪失，重写一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春节之后没过多久，老章告诉我，稿子已看了，“相当不错，估计会有反响”，这是他的原话，语气平平没有一点波澜。我想让他多谈，老章说“还得交主编看”，让我耐心等结果。

结果很快出来了，《新星》决定发在当年的《当代》增刊上。还有问题，就是书名。《新星》在写作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一直定名为《古陵》，我写的故事就发生在古陵县，新来的县委书记在古老而穷困的县里展开了一系列事业与爱情的作为。老章说“古陵”二字容易引起歧义，读者会以为是一部“考古”的书，古代的陵墓嘛，这样的书名不利于“销售”。于是开始想新的书名，有不少方案，老章还开玩笑，说这本书应当叫“县委书记的从政指南”，“很多人会从中学到一整套政治智慧”。后来出书时使用了《新星》，还是老章想出来的。

《新星》确定出版之后，我很快回到山西榆次，接着写《夜与昼》，主人公仍是李向南，只不过将故事的发生地挪到了京城，写大都市在社会变革中的阵痛，上至国家最高层，下至社会最底层，全书写了三教九流近百个人物。如果说《新星》是用一个县来缩写整个中国，《夜与昼》则是用一个京都来缩写了。没有二话，这部作品当然给了老章和《当代》。现在看《夜与昼》的内容也还有一点点“尖锐”，而在当年，《当代》编发这部作品时整个编辑部确实都捏了一把汗。由此也能看出，一部作品的发表，作者与出版者是共担风险的，很多时候，出版者承担的风险甚至更大，这也是中国特殊的国情，唯有当事者才知道编辑们承受的压力。幸而1986年年初《夜与昼》发表时正赶上《新星》电视连续剧热播，那期《当代》紧急加印，邮局买《当代》的人排起了长队，老章和《当代》的朋友们似乎比我更高兴。

那些年，老章频繁“出使”山西，见作家约稿子，“战绩卓著”。我后来才知道，老章在见我之前已是京城的“四大名编”之一，很多作家都以能和老章合作为荣。我们熟悉了，也会说些闲话，老章说自己早年也是文学青年，颇写过一些作品，粉碎“四人帮”后，在北京、上海等知名的文学刊物上发过不少小说，有些还放在头条。问他为什么不写了，老章笑着摇头，说当编辑的年头多了，经常和名家合作，手里过的好稿子太多，难免“眼高手低”，对自己的文字就不大看得上眼了。

因为自己也写小说，老章对于写作又多了一层理解。他特别善于从创作的角度理解作品，并提出恰当可行的建议。这或许也是老章作为编辑家的独特魅力。

当年我住在榆次，常年埋头写作，与文化界交往不多，老章来了，会讲些新鲜见闻，如文艺界发生的大事，作家们的趣闻，编辑部为一部稿子引发的争论。说起同行，总是说这个编辑如何有眼光，那个编辑对作者如何关照，话里透着宽厚和大度。老章颇为得意的一件事是发表王朔的《空中小姐》，那是他从一大堆邮寄的来稿中发现的。王朔后来又在《当代》发表过很多作品，在中国文坛形成了独特影响。想他和我一样，会对老章心存感激。

老章也会发一些小牢骚，最常说的是有些作者对编辑不理解，以为编辑们只愿意发名家的作品。老章说，作为编辑，他当然愿意和名家合作，因为名家之所以成为名家，是因为他们确实有创作实力。但名家也会失手，他就碰到过不止一次这种令人尴尬的事情。约来的名家稿子并不理想，既然当编辑就得有担当，该退稿就得退稿，不想得罪人也得得罪人，“得为读者负责”。

老章说，有些作者在投稿时特意做了记号，比如在中间的某页放一根头发，或故意把最后两页粘在一起。若收到退稿时发现这些记号原封未动就很不高兴，指责编辑“势利眼”，不负责任，不是名家的稿子都懒得读完就退了。老章不免愤愤，说作为一个好编辑，就应当对稿件有出奇的敏锐度，一部好作品（哪怕有毛病，需要修改）只需读很少的部分甚至开头几页，就会有感觉，哪里还需要读完最后一页才下结论？就好像一个美食家，面对一大桌菜，他一眼就应当判断出哪个菜最好吃，色香味俱佳。而一盘菜端上来，如果第一口就不好吃，不是味，他也大可不必非得把这盘菜全部吃完才能点评。

我是在2008年10月3日晚听到章仲锷先生去世的消息的，心中的震惊无法言说。听他的女儿说，老章在去世前几天还能下床散步，谁也没有料到他竟这样悄悄地走了，甚至没有惊动任何朋友。

或许老章自己也没有做好准备，据说年初老章还打算写回忆录，特别找出了许多他亲手编发的作品，包括那本刊登了《新星》的《当代》，给家人一一讲述当年令他得意的往事。老章应当把那些故事写出来，让人们从一个编辑家的角度了解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历程。我是在1980年开始写作的，作为一个作家，我能和章仲锷先生以及章仲锷先生们合作，是我的幸运。新时期文学因为这些编辑家的努力，因为他们的敬业和智慧，才使得一批批作品应时代的变化源源不断。文学的繁荣和多彩也因为这些编辑家的劳动才成为可能。

10月9日，我参加了章仲锷先生的遗体告别，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安卧在鲜花丛中的老章和过去一样，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来向他告别的人很多，不仅有众多同行同事，还有不少像我这样感念他的作家。一个编辑家以这种方式落幕，应当并不遗憾。

章仲锷先生虽然没有亲手写下回忆录，但在这几十年中他编发过的大量优秀作品无一不铭刻着他的生命印记，这也是对他最好的告慰。

深切怀念章仲锷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