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我的多部长篇小说是先由《当代》发表，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影响较大的有《新星》《夜与昼》《衰与荣》等。

那段时间，秦兆阳先生已经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行政职务上退下来，任《当代》主编。

听编辑部朋友们讲，他这个主编绝非挂名，凡刊物发表的重要作品须经秦老亲自把关，他不仅会对稿件提出具体中肯的修改意见，有时还会披挂上阵亲自改稿。

我曾听《新星》的责编章仲锷讲过一则逸事。

发表在《当代》的纪实作品《一个冬天的童话》，作者遇罗锦是遇罗克的妹妹，遇罗克在“文革”中曾因为反抗血统论而遭受迫害，不仅累及全家并且本人最终被枪杀。遇罗克一家的惨痛经历特别折射出“文革”的荒诞和残忍。但三十年前的中国文坛还面临着许多禁忌，发表这样一部作品，编辑部可能会有被批判甚至被封杀的风险。斟酌再三，秦老最终还是拍板发表，这在当时是需要一些胆略的。作品发表后确实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而编辑们津津乐道的是，由于作者初次写作，某些文字尚显稚嫩，某些地方分寸把握也欠妥，秦老不仅扛着政治上的风险，亦亲自上阵“捉刀代笔”。章仲锷曾对我一一提示秦老的“笔迹”，确显出其在当时情况下把握作品的周到和文学功力。

我和秦老接触比较多的一次是长篇小说《衰与荣》发表之前。

由于此前《当代》已在1984年和1986年分别发表过《新星》和《夜与昼》，于是，当我完成《衰与荣》的写作时，时任《当代》副主编的朱盛昌和编辑部主任的何启治亲自到我居住的山西榆次看稿。看稿过程很顺利，两位均表示满意，又说这样的“重量级”稿件回京后还要向秦老汇报。据我了解，当时的秦兆阳先生年事已高，且身体不好，一般稿子就由朱、何两位会同编辑部的编辑们定夺了，但重大题材或可能引发争议的作品则要呈秦老亲自审阅把关，《衰与荣》就在此列。我自忖有前两部作品顺利发表为基础，且朱、何两位编辑部负责人十分支持《衰与荣》，秦老那里应当不会有大的问题。然而，就在我回北京等待“意见”的几天，编辑部传来了“不幸”的消息，说秦兆阳先生已看过部分章节，对作品有很大保留，甚至提出“不发”或“缓发”。

我当然有些“没想到”。朱盛昌解释说，由于视力差，秦老已没有精力看稿子的全部了，只能先听编辑部汇报，然后借助放大镜看可能发生争议或出现问题的部分。《衰与荣》全篇近六十万字，描绘了京都近百个人物、几十个家庭，特别突出了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不平衡心理及挣扎，和不同年龄段人之间的观念嬗变与冲突，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看，有些内容是“尖锐”的。

记得我当时对朱盛昌颇有些“意见”，觉得编辑部这样的做法并不妥当，一部六十万字的作品，只挑出其中的十来万字最有可能引起争议的“尖锐”内容拿给秦老审读，很容易“通不过”。

两天后，秦老请我去他家里面谈，一同去的还有朱盛昌和何启治。

秦老家住离故宫不远的东黄城根一个朴素的四合小院，是解放后他用自己的稿费买下的。小院有两进，秦老住在里院正房，屋里四处堆满了书，空余之地除了书柜和几把椅子几乎没有别的摆设。墙上挂着几幅秦老自书的字画，透着书卷气。

那是1987年10月，外面还很暖，但屋里阴凉，已生起煤炉，穿着一件中式小棉袄的秦老正拿着放大镜坐在沙发上看稿。见我进来，秦老笑吟吟地站起握手让我坐在他身边，并不谈稿子，而是拉家常问起我在榆次的生活，平日怎样写作。听我说除了写作基本不参与社会上的各种活动和应酬时，秦老脸上现出真诚的羡慕，说：你们是赶上了好时候，能够在生命最好的阶段写作，而我，现在虽然有很多想法，但身体已经不行了。

秦兆阳先生的遭遇我早听过一些，也算文艺界比较著名的“右派”了。他生于1916年，1957年因发表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受到批判，继而被下放到广西柳州工厂劳动，直到1979年平反后才回到北京。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秦老刚刚四十一岁，正是1987年我完成《衰与荣》的年龄。想到这些，不由得对老人更多了些理解和尊重。秦老显然并不愿回忆历史，很快把话题转到了现实。他说自己现在身体不行了，不仅不可能去外地旅游，就连在北京文艺界的活动也极少参加。他指着堆在四处的稿子说：“有限的精力就只能看看稿子了，是工作，也是一份责任。”

秦老坦率告诉我，《衰与荣》他已断断续续看了一部分，编辑部希望能在1987年的最后一期发表，他还有些犹豫，想和我交换一下意见。他觉得特别需要斟酌的是书中关于上层生活和上层人物的描写，担心会惹来麻烦。秦老说：“对我个人，麻烦是无所谓的，我年纪大了，无官无欲，怕的是给刊物和编辑部惹来麻烦。我们有一个好的阵地很不容易，要好好地保护，不要因为一些本可以避免的原因而被停刊。”他举了一些被点名和受到处分的刊物和报纸。然后说，我不欣赏匹夫之勇，要的是大智大勇。他又说，你还年轻，创作的时间还很长，不要计较一时的得失，要的是能够长期坚持创作并且作品能够发表，这才是最重要的。哪怕暂时受一点委屈包括做一点妥协，哪怕有些作品暂时发表不了，都要从长计议。话说到这里，他开始一一历数他的朋友们在二十多年前怎样由于一部作品、一篇文章而获罪，以至于被戴帽、被流放、被批斗，他说，虽然现在平反了，但幸存下来的已经不多，而仍能保持创作能力的更是少之又少。

秦老那天的一个中心观点是，“既要保护作家，还要保护刊物”。

秦老把“保护”二字看得很重，但他又强调，保护不是目的，重要是能够“战斗”。他以骄傲的口气一一历数《当代》这些年发表的引起强烈反响的好作品，认为这才是脚踏实地地推动历史。

这次谈话之后我还去过秦老家一两次，当面向他解释关于《衰与荣》的创作和想法，包括他所疑虑的那些内容。秦老每次都很安静地听，偶尔也会提一两个问题，声音不高，表情绵善。

后来听朱盛昌说，为了更加稳妥，秦老曾将编辑部的全体人员召集到一起，要求他们都读一读《衰与荣》，并且各自谈谈自己的意见。当年那些年轻的编辑如洪清波、周昌义等都全力支持了《衰与荣》。秦老终于郑重地做出决定，在当年的最后一期和次年的第一期《当代》全文发表《衰与荣》。

我是又一次在秦老家中听秦老亲自告诉我这个决定的，心里自然很高兴。记得秦老对我说，他少年时雄心勃勃，不到二十岁就开始了文学创作，几十年来办过报纸也办过刊物，算是有些阅历了。但一个大型文学期刊在不到五年的时间，发表同一个作家的系列作品近二百万字，为“五四”以来所仅见。这句话落在了我的记忆深处。秦老又说，我要感谢你对《当代》的支持，当然，这也是《当代》对你的支持。既然决定发表了，我是主编，出了问题我负责任。

那次谈话已过去二十多年，秦老也早已离开了我们，我常常会忆起与他的这段交往。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不事喧嚣的正直；作为一个编辑家，他长者的宽厚和对后辈无私的扶植，已经得到了社会公论。他走了，他的书后人还在读；他参与推出的作品，丰富了中国新时期的文学画廊。而由他主持的《当代》杂志更秉持着对现实主义的执着在数年中坚守着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

作为一个作家，我曾和《当代》的多位编辑有过合作，我感谢他们。这是我的幸运。

怀念秦兆阳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