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塔格这本遗作集，有些文章在她尚在世时，我就已翻译并发表在《书城》杂志上。但不用说，当时由于需要火速赶稿，对照原文校对一遍都来不及，难免有些错漏，现在趁机校正。另外，桑塔格不断修改自己的文章，增增删删，这次我也根据她的修订逐一校正。再有就是她一些文章在报刊发表时，作了删节，或被编辑剔去某些敏感字眼，这次我也对照原书修订了早前的译文。

本书第一部分以夹叙夹论的方式详细介绍现代欧洲文学中几部被忽略的杰作。第二部分是时事评论，这也正是美国外交政策急转弯和世界局势动荡的时期，作者对局势的尖锐评估和对布什政府的猛烈抨击现在回顾起来是极具预见性的，而对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事件的犀利剖析并不只是局限于事件本身，而是秉承作者两部有关摄影的专著的洞察力，对美国暴力文化提出严厉的批判。但更重要的还不是她见解准确，而是她在恶劣环境中坚守知识分子的独立性。第三部分是演说，这些讲稿是桑塔格一生写作与行动的融通，是随笔家、小说家、公共知识分子、行动主义者这些她从一开始就具备但常常经渭分明的角色的一次重叠、浸透和深化。

我的译文一如概往，较侧重直译，也即适当保留异质性或外国性。碰巧桑塔格有一篇专门论翻译的文章《世界作为印度》，也谈到这些问题，并引用了施莱尔马赫和本雅明关于翻译的里程碑式论文，而我是较认同这两位先行者的观点的。桑塔格在英语中，是一位文体大家，绝非“读起来蛮好的”。因此，若是读者觉得我的译文“读起来蛮好的”我听起来也许是失职，就像若是读者觉得我的译文“读起来蛮困难的”我听起来也许是恭维。我只是希望尽可能地保留多些桑塔格的文风，尤其是她的声音——作家那“独一无二的声音”也是桑塔格在书中强调的。但为了保留这声音，有时候原文“读起来蛮好的”在译文中也许会变成“读起来蛮困难的”，相反亦然。所以说，翻译是一个复杂的工程。我只能说我“希望”“尽可能地”“保留多些”，而不是说我可以一一还原或一一对等。

但有一点我倒是肯定的： 尊重读者的智力。我认为，翻译的真理是，读者比译者聪明。凡是把读者想像成次一级的译者，首先会把自己变成受害者，变成次一级的解释者。译者不应把读者婴儿化。如果我译了一个异质性的句子，如果这个句子在十个读者中只有一个读者看得懂并大为激赏，且成为他写作（如果他也写作）或思考的刺激剂，则我就会毫不犹豫保留这个句子。如果把读者的智力和理解力分为十级，那么我要瞄准的是金字塔顶那一级，而不惜放弃另九级。翻译如同写作，如果一个有十分才能的作家把写作目标锁定在最低级的读者群，尽管他可以因此使十级读者都能明白，但如此一来他实际上与一个仅有一分才能的作家没有什么分别。而他设想可以获得的读者群，实际上会逐级不同程度地放弃他，例如最顶尖的读者根本就不去理会他，第九级的读者可能瞄一下他的封面，第八级的读者可能只打开他的扉页，第七级的读者可能只厌烦地瞥一瞥第一句……最后他可能只获得最低级的读者。尽管最低级的读者潜在数量庞大，但他们还有更低级的东西可读，未必就青睐他。

况且，在我放弃的九个读者中，如果有四个是年轻人，他们都还未抵达复杂的抽象思考、隐喻思考、伦理思考和美学思考的阶段，而三几年后他们的人生经验和阅读经验足以使他们看“透”文字背后的真意，则我的译文已无比超值了，就像一笔不投机的存款得到四倍的回报。至于剩下的那五位读者，我还是知足点，不去想他们了。即使是智力最高的读者，速度最快的读者，都也还有整架整架买来的书未读或没读或不读，那么一些书不被读或不愿意被读或不屑于被读，也只不过是礼尚往来罢了。

况且，桑塔格是一位瞄准金字塔顶尖的作家。

上海译文出版社现时采用的中文校对程序非常严谨，至少就我的译文的中文校对而言我真是幸运。感谢校对员们的认真和耐性。我在翻译中，对照原文校对也需要同样的认真和耐性。看着他们列出的好几页疑问，我深感我的辛苦已得到恰如其份的回报。另外，编辑冯涛先生帮我纠正了多个译名，亦在此致谢。

书中《爱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文，提到《巴登夏日》作者茨普金的“两个姐妹”、“一个兄弟”、“另一个姐妹”等，由于在英语中这些指称难以分辨男女，加上茨普金英文传记资料完全缺乏，无法查证，我遂写信向茨普金的儿子、任职美国海军研究生院国家安全事务系副教授的米哈伊尔·茨普金先生请教，并得到他即时回应和澄清，在此感谢米哈伊尔·茨普金先生的热情。

最后，我要感谢两位朋友，一位是当年任《书城》编辑的凌越，另一位是《人文随笔》主编林贤治，正是他们的约稿，使我翻译桑塔格的几篇文章，也正是由于已有这几篇译文，使我主动与出版社的赵武平先生接触，要求让我来译这本书。

黄灿然

二八年十二月十日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