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许我在数百万英雄之中，挑出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仅仅两个。他们是受害者——在数千万受害者中。

第一个： 圣萨尔瓦多大主教奥斯卡·阿尔鲁尔福·罗梅罗，他于一九八年三月二十四日——二十三年前——穿着礼服在大教堂主持弥撒时被杀，原因是他“直言不讳地主张公正的和平，并公开反对各种暴力和压迫势力”。（我援引奥斯卡·罗梅罗奖的介绍，这个奖今天授予伊斯亥·梅纽钦。）

第二个： 雷切尔·柯里，来自华盛顿州奥林匹亚的二十三岁大学生，她于二三年三月十六日——两个星期前——在加沙地带南部城镇拉法（那是毗邻埃及边境的加沙城镇）试图阻止以色列军队几乎无日不有的一次拆屋事件时被杀。她身穿明亮的霓虹橙色茄克衫，茄克衫上有“人盾”所用的、使自己容易被识别可能还使自己更安全的荧光漆条纹。柯里站在一名巴勒斯坦医生的屋前，那座房子是拆毁目标。柯里是拉法八名美国和英国“人盾”志愿者之一，她一直对着向她开来的一辆“D9”装甲推土机的司机用力挥手，并以扩音器向司机叫喊，接着跪在那辆超大型推土机的路径上……而推土机并没有放慢速度。

两位具有象征意义的牺牲者，被暴力和压迫势力所杀——他们向这些势力提出非暴力的、有原则的、危险的反对。

让我们从风险开始。被惩罚的风险。被孤立的风险。被打伤或杀死的风险。被轻蔑的风险。

我们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士兵。对我们大家来说，打乱队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都不敢以一种不同的效忠理念招惹被冒犯的大多数人的不满、谴责、暴力。我们都是在公正、和平、和解等标语的保护下，这些标语使我们加入一些志趣相投、尽管可能较小且相对无权势的社群，动员我们参加示威、抗议和公民抗命——但不是上阅兵场和战场。

与自己的部族步调不一致，踏出自己的部族、走进一个精神上更大但数目上更小的世界——如果疏离或异议不是你习惯的姿态或惬意的姿态，则这将是一个复杂而困难重重的过程。

藐视部族的见识是困难的，这种见识把部族成员的生命的价值，置于所有其他人之上。指出另一个部族的成员的生命与自己的部族的成员的生命一样有价值，将永远是不受欢迎的——将永远被认为是不爱国的。

效忠我们所认识的人、我们所看到的人、我们与之牢牢相连的人、我们与之同属——就像我们会的那样——一个恐惧的社群的人，总是更容易的。

让我们不要低估我们反对的东西的力量。让我们不要低估那些敢于对被大多数人的恐惧合理化了的残暴和压制提出异议的人可能遭到的报复。

我们是肉造的。我们可被刺刀戳穿，被自杀性炸弹袭击者炸得稀巴烂。我们可被推土机压碎，在大教堂内被枪杀。

恐惧使人们抱成一团。恐惧也使人们分散。勇气激发各个社群： 一个榜样就可以带来的勇气——因为勇气也像恐惧一样会传染。但是勇气，某些类型的勇气，也可孤立勇敢者。

原则的长期命运： 尽管大家都自认有原则，但是当原则变成不方便时，原则往往会被牺牲。一般来说，一个道德原则会使一个人与公认的做法相悖。一旦该社群对那些挑战它的矛盾的人——那些希望一个社会切实维持它宣称要保护的原则的人——作出报复，这种相悖就会带来后果，有时候是不愉快的后果。

要求一个社会切实体现它宣称的原则，这是一种乌托邦的标准，因为道德原则与实际情况是矛盾的，并且永远如此。实际情况既不是全坏也不是全好，而是有缺陷、不一致、较差，并且永远如此。原则使我们为我们在其中行使道德的种种矛盾困境做点什么。原则使我们清洁我们的行为，使我们不容忍道德松弛、妥协和怯懦，使我们躲避烦乱： 那种内心的秘密折磨，它告诉我们，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是不对劲的，并建议我们最好干脆不去想它。

反原则者大呼：“我正尽力而为。”所谓尽力，是指如果环境允许。

譬如说，原则是： 压迫和羞辱整个民族是错的。有计划地剥夺他们的安身之所和适当的营养，摧毁他们的聚居地、生计、教育和医疗保健权利以及彼此结交的能力是错的。

这些做法是错的，不管是由什么挑动的。

总会有挑动。这点，也不应被否认。

在我们道德生活和道德想像的中心，是一个个抵抗的伟大榜样： 那些说不者的伟大事迹。不。我不服从。

什么榜样？什么事迹？一个摩门教徒也许会抵抗多妻制的废除。一个反堕胎激进分子也许会抵抗使堕胎合法化的法律。他们也同样求助于宗教（或信仰）和道德，来反对公民社会的法令。我们可以诉诸一种授权我们藐视国家法律的更高法律，利用它来替刑事罪行辩护，也可以利用它来替最崇高的正义斗争辩护。

勇气本身没有道德价值，因为勇气本身不是一种道德美德。恶棍、凶手、恐怖分子，都可能很勇敢。若要把勇气称作美德，我们还得加上一个形容词： 我们说“道德勇气”——因为也存在不道德的勇气这东西。

抵抗本身也没有价值。是抵抗的内容决定其价值、其道德必要性。

譬如说： 抵抗一场犯罪的战争。譬如说： 抵抗对另一个民族的侵略和吞并。

再次： 抵抗本身并没有固有的优越性。我们赋予抵抗的所有正当性，都依赖于抵抗者确实是在以正义之名行动。而行动的合理性，既不依赖如此断言者的美德，也不会因为如此断言者的美德而加强。它始终依赖对某一确实是不合理和不必要的事态的真实描述。

以下是我所相信的对一个事态的真实描述，而我是经过多年的没把握、无知和痛苦之后才认识到的。

一个受伤而可怕的国家——以色列，正经历其动荡的历史上最大的危机，这场危机是由以色列在打赢一九六七年阿以战争后夺取的土地上执行持续增加和增强移居点的政策造成的。历届以色列政府决定保留对西岸和加沙的控制，从而使他们的巴勒斯坦邻居无法拥有自己的国家。这个决定，在道德上、人情上和政治上，对两个民族都是一场灾难。巴勒斯坦人需要一个主权国家。以色列需要一个有主权的巴勒斯坦国家。我们这些希望以色列生存的人，不可以、不应该希望它不顾后果、不顾一切地生存。我们特别应该感激那些有勇气的以色列犹太人目击者、新闻记者、建筑师、诗人、小说家、教授等等，他们对生活在愈来愈残酷的以色列军事征服和移居吞并下的巴勒斯坦人所遭受的痛苦进行描述、记录、抗议和斗争。

我们应向由伊斯亥·梅纽钦在此代表的勇敢的以色列士兵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他们拒绝在一九六七年的边界以外服役。这些士兵都明白，所有移居点最终会被撤离。这些身为犹太人的士兵，恪守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纽伦堡审判设立的原则： 也即，士兵没有义务遵守不公正的命令，那些违犯战争规则的命令——确切地说，士兵有义务不遵守那些命令。

拒绝在占领区服役的以色列士兵，并不是在拒绝服从某一具体命令。他们是在拒绝进入不合法的命令一定会被滥用的空间——即是说，他们在那里几乎肯定会被命令去采取继续压迫和羞辱巴勒斯坦平民的行动。拆毁房屋、拔光果林、用推土机铲掉乡村市场摊档、洗劫文化中心；而现在，男女老少平民遭枪击和杀害的事件几乎无日不有。以色列的占领愈来愈残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它占领前英属巴勒斯坦百分之二十二的土地，而这是巴勒斯坦人要立国的土地。这些士兵相信，一如我相信，必须无条件从占领区撤走。他们集体宣布，他们将不愿“为了控制、驱逐、饿坏和羞辱整整一个民族”而继续在一九六七年的边界以外作战。

这些拒绝者所做的事情——他们现在有一千多人，其中有二百五十多人进了监狱——并不等于就能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可以怎样缔造和平，除了坚持要求解散移居点。这些英勇的少数派的行动，并不能促进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亟需的改革和民主。他们的立场不会缓和弥漫于以色列社会中的宗教偏见和种族主义，或减轻受侵害的阿拉伯世界恶毒的反犹宣传的传播。它也无法阻止自杀性炸弹袭击者。

它无非是宣布： 够了。或： 要有限度。耶什格武尔。

它提供了抵抗的榜模。抗命的榜样。而抗命总是会受惩罚。

我们之中，没有人承受过这些勇敢的士兵正在承受的，他们之中有很多人进了监狱。

此时此刻在这个国家谈论和平，只会被嘲笑（就像在最近的奥斯卡颁奖仪式上）、被骚扰、被列入黑名单（一个势力强大的连锁电台对“南方少女”乐队的禁播）；简言之，被斥为不爱国。

我们的“团结必胜”或“赢家通吃”的精神特质： 合众国是一个把爱国主义等同于共识的国家。托克维尔依然是迄今最伟大的美国观察家，他谈到这个当时崭新的国家存在着前所未闻的顺从，而过去这一百六十八年无非证实了他的观察。

美国外交政策巨大的新转变有时似乎令人觉得，举国上下对美国的伟大性的共识可能会激化为极端高调的必胜主义民族自大，最终将不可避免地通过像当前这样的战争宣泄出来。这些战争得到大多数人口的同意，他们已被说服相信美国有权——甚至有责任——支配世界。

按原则行事的前驱式人物的一般做法，是声称他们是一次反对不公正现象的最终必胜的造反行动的先锋。

但如果他们不是呢？

如果邪恶确实是无可阻止的呢？至少在短期内是无可阻止的。而这个短期实际上可能是——实际上将是——非常漫长的。

我对这些拒绝在占领区服役的士兵的敬意，强烈程度就像我相信现在距他们的观点得到广泛认同还需要很长时间。

但是此刻——基于各种明显的理由——我所感佩的，是在知道难以改变明显的力量分配，知道难以改变一种宣称不是以和平之名而是以安全之名行动的政府决策那臭味熏天的不公正和残酷性的情况下，也仍然按原则行事。

武力有自己的逻辑。如果你发动侵略而别人抵抗，那么，说服大后方相信战斗必须继续下去，是十分容易的。一旦军队到了那里，就必须支持他们。质疑究竟军队首先为什么要开到那里，就变得多余了。

军队开到那里，是因为“我们”正被袭击或受威胁。至于我们可能先袭击了他们，这点并不重要。他们此刻正在还击，造成伤亡。他们的行为方式藐视“适当”的战争准则。他们的行为像“野蛮人”（这是我们在世界这部分对世界那一部分的人们的称呼）。而他们的“野蛮”或“非法”的行动，则成为发动新侵略的新理据。以及成为用各种新动力来压制或审查或控告那些反对政府的侵略行径的人士的新理据。

让我们不要低估我们正在反对的东西的力量。

对于几乎所有的人来说，世界是我们实际上无法控制的世界。普通常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告诉我们，要适应我们无法改变的事情。

不难想像，我们有些人会被说服相信战争是合理和必要的。尤其是一场被描绘成实际上将促进和平或改善安全的小规模、有限度的军事行动；一场声称自己是在致力于解除武装——诚然，是解除敌人的武装——的侵略；然后，遗憾地需要调动压倒性优势的军力。一次正式宣称是解放的入侵。

战争中的每一次暴力，都被当成是一次报复而加以合理化。我们遭到威胁。我们在自卫。他们，他们想杀死我们。我们必须阻止他们。

进而： 趁他们还没有机会执行他们的计划，我们必须先阻止他们。而既然那些想袭击我们的人躲藏在非作战人员之中，那么平民的生命就不能受到我们的蹂躏的豁免。

力量、财富、火力的悬殊，甚或人口的悬殊，都不重要。有多少美国人知道伊拉克的人口是两千四百万，其中一半是儿童？（美国的人口，你应该记得，是两亿九千万。）不去支持那些正受到敌人攻击的人，看来像是叛国。

在某些情况下，威胁也许是真实的。

在这类环境下，道德原则的担当者就像一个紧贴着行驶中的火车奔跑的人，高喊“停车！停车！”

火车会停吗？不，不会停。至少不是此刻。

火车上的乘客会受到感召而跳下车并加入地面那些人的行列吗？也许有些人会，但大多数人不会。（至少，要等到他们穿上一套全新的恐惧盔甲之后才会。）

“按原则行事”这一信念告诉我们，我们毋须考虑按原则行事是否合算，或我们是否能够指望我们采取的行动最终取得成功。

我们被告知，按原则行事本身就是一种善。

但它仍然是一种政治行为，因为你不是为自己这样做。你这样做，不是仅仅为了站在正确的立场上，或取悦你自己的良心；更不是因为你深信你的行动将达到目标。你抵抗是作为一种声援行为。声援有原则和抗命的社群： 在此地，在别处。在现在，在将来。

梭罗一八四六年为了抗议美国对墨西哥的战争而拒纳人头税，并因此坐牢。他的坐牢根本无法阻止战争。但这次惩罚最轻、囚禁最短（非常著名的，仅坐一夜牢）的事件引起的反响，从未停止过，它激励有原则的人继续在整个二十世纪下半叶和我们的新纪元抵抗不公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要求关闭内华达试验基地（核武器竞赛的重要地点）的运动，未能达到其目标；该试验基地的运作，并未受到这场抗议的影响。但是这场运动直接导致远方的阿拉木图形成一场抗议运动，那里的抗议者最终成功地关闭了苏联在哈萨克斯坦的主要试验基地，而他们宣称内华达反核行动分子是他们的榜样，并声援内华达试验基地所在地的印第安人。

你的抵抗行动可能无法阻止不公平现象，不应成为你不采取行动去做你真诚而深思熟虑地认为符合你的社群的最佳利益的事情的借口。

所以： 以色列成为压迫者，并不符合以色列的最佳利益。

所以： 美国成为超级大国、有能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它所选择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身上，并不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

符合一个现代社群的真正利益的，是公正。

有计划地压迫和限制一个邻近的民族，这不可能是对的。以为杀人、驱逐、吞并、建造隔离墙——一切有助于导致整整一个民族成为从属者、使他们陷入贫困和绝望的手段——就可以给压迫者带来安全与和平，这肯定是错的。

一个美国总统似乎相信他获得成为地球总统的授权——并宣布不与美国站在一起的人是“恐怖分子”，这不可能是对的。

那些勇敢的以色列犹太人，热烈而积极地反对他们国家的现政府的政策，替巴勒斯坦人的苦难和权利说话，他们才是在捍卫以色列的真正利益。我们之中那些反对美国现政府之全球称霸计划的人，才是替美国的最佳利益说话的爱国者。

除了这些值得我们热烈地坚持下去的斗争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必须牢记在政治抵抗方案中，因果关系是错综复杂的，且常常是间接的。所有斗争、所有抵抗都是——都必须是——具体的。并且所有斗争都会有全球性的反响。

如果不是在这里，也是在那里。如果不是在此刻，也是在不久之后。在别处和在此地。

向奥斯卡·阿尔鲁尔福·罗梅罗致敬。

向雷切尔·柯里致敬。

向伊斯亥·梅纽钦和他的战友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