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在桑塔格去世四年后，由她儿子戴维·里夫亲自整理的三卷本桑塔格日记首卷《重生》出版，再次引起世人对她的热切关注。

从桑塔格的小说和评论中，我们看到了她作为小说家的敏感和评论家的犀利；从她参与的社会活动和发表的言论中，我们又见识了她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在《重生》出版前，我们无缘一窥日记里的桑塔格。目前的几本有关传记有的是评传，有的是一般的传记。戴维2009年2月底来南京看我时说，在生平方面，这些传记均有其不尽可靠之处，他因此在考虑正式授权《桑塔格传》的撰写。我问过戴维他妈妈是否写有自传，他说没有。我们知道，研究一个作家的创作，总是离不开对其生平事迹的了解。桑塔格在写作前有些什么准备？她如何看待写作？她在写作中着力表现的主题与她本人的生活经历是否有关系？如果有，又是怎样的关系？诸如此类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答。现在，戴维编辑出版了桑塔格的日记，而首卷的时间跨度从1947至1963年，正是桑塔格从一个14岁的花季少女成长为一个三十而立的青年作家所走过的历程，从而部分地回答了“桑塔格何以为桑塔格”的问题。

大约在她4岁那年，一次在公园里，她的保姆就跟别人讲苏珊这孩子弦绷得很紧。她心想，这倒是很有趣的说法。我的弦绷得很紧吗？《铸就偶像：苏珊·桑塔格传》里的这个细节是否真实，不得而知。笔者在翻译这本传记时，心想这是不是咱们的司马光砸缸的故事。不过，如果把这个细节与《重生》联系起来看，桑塔格的保姆说得倒大致不错。概括地说，桑塔格的弦一直都绷得紧紧的，体现在这段时间她的性取向、家庭生活、自我审视，以及学业、事业诸多方面。

尽管桑塔格和肖像摄影师安妮·莱博维茨的同性恋情在圈内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但她本人却从未在公开场合谈论过自己的性取向。现在，我们在她的日记里看到，其实她在少女时代就开始强烈地为自己的性取向而焦虑了。在1948年12月25日的日记里，她说她感觉自己有同性恋倾向，因此感到不安，她说“我是多么不愿意写这个啊”。这一年她才15岁。翌年2月，16岁的桑塔格就读于加州伯克利分校。尽管桑塔格人很聪明，在中学就连跳几级，但她入学后仍然发奋读书。可同时她也开始关注《夜林》等同性恋书刊，结识同性恋伙伴。改变她情感生活的是日记里的H，也即后来大家都知道的哈丽雅特。大一新生桑塔格白天用功读书，晚上则随H在旧金山泡同性恋酒吧，并第一次和她发生同性关系：“我可能还是喝醉了；H开始和我做爱时，感觉那么美妙……我们上床前已经4:00了——我们又聊了一会儿，就在我完全意识到我要她时，她也知道了……”这是1949年5月底桑塔格的一则日记里记录的癫狂体验。桑塔格追求着同性爱欲给她带来的享受。她日后到牛津和巴黎，又和H联系上，可H经常把她独自撂在房间，自己出去。和她在一起，桑塔格感到快乐，但更多的是感到痛苦，因为她偷看H的日记时，发现H根本不喜欢她，之所以还和她在一起，是因为暂时没有更好的性伴侣而已。此后，H又把她自己的恋人，即日记中的I.介绍给桑塔格。桑塔格的这个新女友即玛丽亚·艾琳·福恩斯，《恩主》就是献给她的。同性恋让桑塔格很兴奋，也很痛苦。她说她期待快乐，她要发现快乐，拒绝痛苦；她发现到处都是快乐，她准备全身投入其中：“从此一切重新开始——我重生了。”

不过在当时，人们对于同性恋还不认同，甚至认为是反常的。这让桑塔格感到紧张和焦虑，她希望自己至少是双性恋。1950年底，桑塔格在旁听的课堂上认识了主讲老师菲利普·里夫。12月2日的日记中记了一条：“昨晚，或者是不是今天（星期六）早上？——我和菲利普·里夫订婚了。”他们马上就结了婚，两人认识才十天。匆匆结婚不知是什么原因，可能是经济原因，更可能是内心的焦虑，她要放松一下因同性恋而在情感上绷得太紧的弦。不久，这场婚姻就证明是过于草率了。桑塔格在日记里虽然提到头一年，她对丈夫的欲望很强，但刚过1951年元旦，她就在日记中写道：“带着对自我毁灭意愿充分的意识+恐惧，我嫁给菲利普。”在《重生》里，我们看不到婚后桑塔格有什么幸福。1952年，戴维出生都没有给19岁的桑塔格带来多少初为人母的快乐。婚后五年的生活日记没有任何记录。直到1956年9月4日，桑塔格才在日记里写下自己对婚姻的看法：“婚姻全部的要点就是重复。它的目标最多是创造强烈的互相依赖。……争吵最后变得毫无意义……你只是开始生闷气，然后变成习以为常的沉默，然后再吵。”1957—1958学年，桑塔格抛夫别子，单飞牛津疗伤，外加研究哲学，撰写她最终并没有完成的博士论文。

《重生》让我们窥见一个在感情上有追求、有快乐更有痛苦，一根弦老是绷得紧紧的桑塔格，同时，也让我们读者看到一个天资聪颖的少女是如何成为日后的著名作家和评论家的。至于作为富于正义感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桑塔格，这本日记里倒很难看到什么雏形，她并没有记下她所处时代的社会情状。

从这卷日记中可以看到，桑塔格不仅在情感上，而且在心智上也非常早熟。她从小就树立了明确的目标，并努力去实现这个目标。她在与纳丁·戈迪默的一次对谈中讲到，她七八岁就动笔写作了；在她看来，写作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而当作家就是要发表作品。戴维在他那感人的前言里，说他妈妈从小就相信自己具有特殊的天赋，能够为这个世界作点贡献；为此，她小时候看书的胃口就很大，不知疲倦地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和思辨能力。在日记里，我们看到她列出了那么多的清单，文学的、戏剧的、音乐的、电影的、哲学的。书买来或借来看完，她就会在日记里记下自己的心得体会，看完了她有时就会在单子上划掉，没看完的继续看。她对什么都充满好奇，精力充沛，表达能力强。她意识到，世界是多么的辽阔广袤，历史是多么的悠久，世界上可看的奇观、可听的故事不胜枚举，由此她充满欲望。她读纪德，读爱伦·坡，读杰克·伦敦，读托马斯·曼，读卡夫卡…… 桑塔格就像她激赏的卡内蒂一样，“什么都学”。

有时候，她因为年纪小的缘故，还跟不上作者的思路，她也会在日记里记下她急切的心情。在1948年9月10日的日记里，15岁的少女桑塔格写下了她阅读纪德《日记》第二卷的感受：“我得到这书的当天深夜2:30就看完了。我本该看得慢点的，而且我得一遍又一遍地看——我和纪德获得了极其完美的智性交流，对他产生的每个想法，我都体验到那种相应的产前阵痛！因此，我想的不是：‘多么不可思议地清晰易懂啊！’——而是‘停下！我无法这么快地思考！或者确切地说，我长起来没有这么快！’因为，我不只是在看这本书，我自己还在创造它，这种独特而巨大的体验清空了这可怕的几个月来充斥在我脑子里的许许多多的混乱与贫乏——”桑塔格找到了与她酷爱的作家之间的契合。类似这样的例子这卷日记里还有很多，让我们看到日后的作家桑塔格喜欢的文风、题材，更让我们看到她在成长过程中获得的滋养。

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个评论家在成长。在20世纪60年代写出《关于“坎普”的札记》、《反对阐释》这些名篇的桑塔格是与个性鲜明、锋芒毕露的批评风格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品质在少女桑塔格身上就已经有相当多的表现，这时的她对他人的审视和对作品的判断虽然不一定准确，有时甚至非常武断、幼稚，但她直言不讳、口无遮拦。她14岁就认为“人与人的唯一区别就是智慧”。20岁时，她在书店随手拿起一本卡夫卡的小说集，才看了《变形记》一页，便感到了强烈的震撼，一下子认定卡夫卡是她看过的最好的作家，并断言：“和他相比，乔伊斯是何等愚蠢，纪德何等——没错——恬美，曼又是何等的空洞+夸夸其谈。只有普鲁斯特是同样的有趣——几乎。”1961年，桑塔格看完福克纳的《八月之光》，认为这部小说相当粗俗。这样的评判可能是相当感性的，却是率真的表白。

桑塔格说过，她最最希望的是成为一个作家——小说家。记得2004年我访问她时，她问我更喜欢她的小说还是评论，我说是评论，她顿感失落。事实上，桑塔格第三次患癌时仍然相信能活下来，在她众多的计划里，还有一部日本题材的小说要写。可以说，她看重的是其小说家的身份，因为这是她儿时的理想。我们在《重生》里看到了她在创作道路上做的积累。散见于整本日记的是她的一些小说素材和构思，她动辄就记下拟写小说的标题、情节、场景；有时甚至很具体，说这个短篇要写成卡夫卡风格，那个要有点斯特林堡的特点，等等。1960年，桑塔格开始撰写《恩主》。这部小说并非一部常规意义上的小说，而是桑塔格借用回忆录的形式完成了一个人一生现实与梦境混杂的传记。现在回过头来，我们从她欣赏的作家作品以及她的思考中，也许不难理解她会写出这样的小说。

桑塔格2004年底去世以后，戴维悲痛之余，和她生前的助手与好友一起默默地做了许多事情。先是2007年创建了美国桑塔格基金会，设立桑塔格文学翻译奖，出版桑塔格的最后一部文集《同时》（2007）；然后撰写了记录桑塔格（当然也包括他本人）在她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与病魔抗争的《死海搏击》（2008）。接着，经过几年的犹豫，他又着手编辑桑塔格的日记。由于桑塔格生前已经将其所有的文档都卖给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他不出，也早晚有人出。尽管作为儿子出版这样的私密日记要承担许多“文学风险和道德负担”，而且在相当的程度上侵犯了妈妈的隐私，因为第一，桑塔格的日记从少女时代一直记到差不多生命的最后几年，留下了近百本日记、笔记本，但从未发表过哪怕是一行字；第二，尽管身边的人都知道她有记日记的习惯，她却从未像有些人那样在朋友面前念过。戴维说，尽管日记里有他不想看到也不想让别人看到的内容，但是，想到他妈妈作为读者和作家，就很喜欢看名人的书信和日记，而且越私密越好，那么，也许作为作家的桑塔格会赞同他出版她的日记的。无论如何，我们感谢桑塔格和她儿子，因为了解和研究一个作家，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要顾及“全人”，而结合她的小说和评论作品，来见见日记里这个为了情感满足和写作成功而让自己的弦一直都绷得很紧、从来都不肯放松的桑塔格，想来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

姚君伟

2012年夏于南京月光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