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吉蒂：

终于，我可以安静地坐在开着一条小缝的窗前把我想说的一切都告诉你。

几个月来我都没这么难过。甚至遭遇入室盗窃那次，内心和外表都没有感到这么彻底地颓丧过。一方面是因为范·荷文先生的消息，犹太问题，屋子里的每个人都在详细谈论这个问题，登陆遥遥无期，极差的食物，紧张、糟糕的气氛，对彼得的失望。另一方面是贝普的订婚，圣灵降临节、招待会、鲜花、库格勒先生的生日、蛋糕和有关歌舞餐厅、电影和音乐会的故事。这种反差，巨大的反差，一直都在。今天还笑看藏匿生活中的滑稽一面，明天就担惊受怕，恐惧、紧张和绝望经常都写在脸上。

米普和库格勒先生背负的担子最为沉重，为我们，也为藏匿中的每一个人。米普事事操心，库格勒先生对我们八个人负有巨大责任，有时这种抑制的压力和劳累几乎压得他说不出话来。克雷曼先生和贝普也非常关心我们，但他们能把后屋抛在脑后，即使只有几小时或几天。他们有各自的忧愁，克雷曼先生操心他的身体，贝普忙着订婚，目前前景不大乐观。不过他们还有很多活动，拜访朋友，普通人的生活，这样压力有时就会缓解，哪怕只有一小会儿。而我们在这两年中从来不能，也从来没有过那么一次。这种与日俱增的压力和难以负荷的重担还要在我们身上压多久？

下水道又堵了；我们不能开水龙头，即使可以，也只能一滴滴地流；我们不能冲马桶，因此就用一把洁厕刷；污水被装在一个大陶罐子里。今天还能凑合过去，但要是水管工人一个人修不好怎么办？卫生部门星期二才能派人来。

米普送给我们一个葡萄干面包，上面写着“快乐圣灵降临节”！听起来好像是在嘲笑我们，因为我们的心情和担忧一点都不“快乐”。自从范·荷文事件之后，我们都变得更加担惊受怕。到处又能听见“嘘嘘”声，大家做事也更加轻了。警察在那儿是破门而入的，他们在这儿也能轻而易举这样做！如果我们也……可怎么办，不，我不会写这些。可如今这个问题在我脑中挥之不去。相反，我曾感受到的那些恐惧又在我面前呈现。

今天晚上八点我得一个人去上厕所。下面一个人也没有，因为大家都在听广播。我想勇敢点，可很难。我总感觉楼上要比那间又大又静的屋子更安全。当我一个人听到楼上那些奇怪低沉的声音和街上的喇叭声时，我就得赶紧提醒自己身处何方，才不会哆嗦。

自从米普和父亲谈过之后，她就对我们更好了。不过我还没有告诉你这件事。一天下午米普满脸通红来到这儿，直截了当地问父亲，是不是我们以为他们也受到当下反犹主义的影响了。父亲惊呆了，马上劝她别这么想，但米普仍存疑虑。现在他们为我们跑腿跑得更勤，更加关心我们的困难，尽管我们绝不应该让他们为我们的苦恼烦心。啊，他们真是些善良、高尚的人！

我一次次地问自己，如果我们不藏起来，如果我们已经死去，就不用经历这些苦难，尤其是不用让别人承受这种负担，会不会更好些。但我们都不敢这样想。我们仍然热爱生活，没有忘记自然的声音，我们一直在期盼，期盼……一切。

赶快发生点什么吧，即使是一场空袭。没有什么比焦虑更难熬的了。快点结束吧，无论有多残酷。至少那时我们就知道自己是胜利还是灭亡了。

你的安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