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0月25日

（华盛顿特区）

在由左翼“美国进步联盟”发起的“21世纪的学生教育之道”大会上，奥巴马发表了此篇演讲：

“美国到了为创建世界一流教育的理想再次作出牺牲的时候了。”

我刚刚读过乔纳森·卡丹的新书《国家的羞耻》，书中记录了作者遍游全国学校的见闻，揭露了这样的事实：“布朗对托皮卡教育局案”已经过去五十年了，可我们的教育系统却还是如此的支离破碎，难堪重负。

书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洛杉矶的弗里蒙特高中，他碰到了几个愿意敞开心扉的女孩。一个女孩对他说，她已经学过两次理发了，因为这里只提供两个方向的课程，一个是发型设计，另一个是裁剪缝纫。

听完朋友的描述后，另一个叫米雷娅的女孩突然哭了起来。当问及原因时，她说：“我不想学理发，也不想学缝纫。我知道怎么做针线活，我妈妈就是厂里的裁缝。我想上大学，我用不着学缝纫。我妈妈就是做这个的，我想要做点别的。”

我想要做点别的……

如此简单的一个梦想，竟让我们如此震撼。因为这也是我们的梦想，因为我们是如此深信：只要我们努力工作，勇于承担，就有机会另谋他位，就有机会得到更好的东西。

这个梦想的中心就是理想的公立教育。美国的先驱们从专制的阴影下走出后，在新英格兰和南部平原建立了公立学校。从那时起，对公立学校的向往就成为了教育变革的动力。正如托马斯·杰弗逊总统在宣言中所说：“自由社会需要才能和美德，无论富有与否，出身如何，人们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

正是因为政府建立了自由的公立学校，使得任何一个美国人都有机会接受教育，我们的国家才能完成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正是因为我们通过了《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二百万战后英雄因此被送往大学，形成了历史上最为庞大的中产阶级，我们的国家才得以在“二战”后迅速崛起。

当政府不再坚守这个梦想，坚守其诺言时，琳达·布朗不得不步行数十里前往一所破乱不堪的小学，因为政策不允许她到附近的白人学校读书。人们为此在街上示威游行，抗争到底；为此在法庭上据理力争，坚持不懈。经历了小石城九少年事件后，政府终于颁布了这样的法令：在美国，种族隔离是不平等的。人人都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使每一个孩子超越种族、阶层和家庭背景的限制，发挥出与生俱来的天赋。

在这个国家，正是教育让我们的孩子怀有梦想。

在21世纪刚刚开启的今天，我们再次大声呼吁：“通过公立学校为孩子们提供更多受教育的机会，以此来应对全球经济的挑战。”

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知识至上的时代。随着科学技术和通信手段的不断进步，全球一体化的工作应运而生——这是一种高科技、高工资、在任何通网络的地方都能办公的工作。现在，对于芝加哥的学生来说，他们的竞争者，不再只是波士顿的孩子，还包括那些在班加罗尔和北京的孩子，他们受过比以前更好、时间更长的教育。

美国的优势正在渐渐丧失，我们的高中辍学率在所有工业化国家中排在首位。截止到高中毕业前，与世界上大多数学生相比，美国孩子的数学和自然科学成绩远远落后。目前，每年在中国毕业的工科大学生是我们国家的八倍。

世界在改变，而我们的孩子还是只能在理发和裁剪中作出选择。

清醒一下吧，我们耽误了太多的孩子。我们把孩子送到20世纪的学校，然后再把他们推向21世纪全球经济的大门。

现在，还有六百万初高中生的阅读能力达不到他们应有的水平，一半的十几岁孩子还不能理解最基本的分数，而将近半数的九岁孩子没有掌握基本的乘除法。对某些学生而言，统计数据更是不容乐观：近60%的四年级非裔学生不具备基本的阅读能力，近90%的八年级非裔和拉丁裔学生在数学运算方面还不熟练。有越来越多的人参加大学入学考试，统计结果却表明，只有20%的学生具备了在大学中学习英语、数学和自然科学课程的能力；而对于非裔学生来说，这个数据只有可怜的10%。

这些孩子怎么了？四分之一的高中生五年都不能毕业，这是怎么了？两所高中至今没有一个学生考上大学，这是怎么了？

三四十年前，他们可以去工厂找一个能够养活全家的工作。可是现在，高中毕业生的平均工资是每年三万三千万美元，高中辍学的学生平均工资只有接近贫困线的每年两万五千万美元。

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精英美国的理想只能成为遥远的神话；如果我们臣服于现状，孩子们的未来必定黯然无光。那些在教育上更胜一筹的国家，会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有更多的优势。

现在人们明白，要想解决问题，单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教育观念上的转变——从原来的“及格万岁”变成“不断追求完美”。我们明白，作为教育孩子的启蒙者，教给他们完美所需的努力工作和承担责任，政府不能代替父母的位置。

但我们也知道，在公立学校的建设中，政府的作用举足轻重。可是，在近二十年的观察中，我们发现政府在教育系统建设方面从未有过大胆的变革，也没取得过什么可喜的成果。

一直以来，有关教育问题的争论不绝于耳。一方面，保守者们看着孩子们没有课本。没有教室和电脑，嘴里却说着：这不是钱的问题；另一方面，改革家们看着不及格的分数，许多人考不上学校，却丝毫没有意识到改革的必要性。有人对老师抱怨不停，也有人从不觉得老师要承担责任；有人觉得某些孩子天生不爱学习，无论做什么都无济于事，也有人认定孩子不爱学习是源于教育。

有人主张，传承多年的公立学校体系必须废除，一定要进行私有化改革，不管多少孩子会因此失学；也有人主张要维持现状，即便公立学校已经不再能给孩子们提供合格的教育。

与大多数论战一样，这场争论含有这样的假设：我们对教育问题的解决办法，是“非此即彼”的——要么投入更多的钱，要么设立更多的测验与标准进行改革。

这样的自我设限使我们的教育事业进步缓慢。不过，最近有一个好消息，布什了解了现状，与像肯尼迪参议员这样的官员们通力合作，颁发了《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我们也因此深受鼓舞。不幸的是，由于在执行过程中的失误，特别是政府不能提供充足的资金，也缺少一套有效的评估方案，使得学校改革没有一个清晰的目标，从而导致了法案中的承诺最终没能兑现。

如果真的对公立学校充满信心，我们就应该打破在学校改革上“非此即彼”的观念，培养“是，同时也是”的认同感。要想取得成功，学校不但需要结构性的改革，还需要源源不断的资源供给。

教育改革既要发生在贵族学校，如伊利诺伊州的阿德莱·史蒂文森高中——国内参加AP考试人数最高的学校之一，以及加利福尼亚的新科技高中——在这里每个孩子都配有一台电脑；改革也要发生在贫困学校，如纽瓦克的枝溪小学和芝加哥的卡森小学——这里的大部分孩子们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但变革的成果却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

现在的问题在于，政府不能把这些成功的经验应用于教育改革当中。我们需要一个崭新的视角去打破过去的理念，推行新的变革并观测变革结果，最后根据执行过程中的实际效果制定改革策略。

如果想要从变革效果中吸取经验教训，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存在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钱的问题。在国内的很多地方，孩子们都得坐着拖车，去老鼠比电脑还多的学校上课。小班教学、充足的课本和实验室设备、待遇良好的教师、科技领先的现代化大楼——如果我们对下一代的教育足够重视的话，这些都是亟须解决的问题。

然而，单靠金钱本身的力量是不够的，要想有所变化，我们还需要变革。我们不指望号召政治家们募捐更多的资金投入教育系统——除非纳税人确信这笔投资真能起到良好的效果。幸运的是，变革者知道改革的方向所在：学校需要加大数学、自然科学和读写能力等课程的难度，使其更具挑战性；要给孩子们留下充足的时间，让他们有更多的精力学习他们所需的知识。每个孩子都要接受早期的童年教育，这样他们上学的时候才不会掉队。同时，还要对改革实行的效果进行评估，这样我们才能看到学生在学校生活的全貌，才能使优秀的教师和富有变革能力的校长脱颖而出。

所有成功的变革都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但是现在我想谈几点可能性，首先从对教育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一点开始。

自从跨入教室的第一天起，决定孩子们命运的重要因素就已改变，他们的成就不再取决于出身和肤色，也不取决于他们的父母是谁，富贵与否。而是取决于他们的老师，这些老师能够适应学校的艰苦环境，知道怎样应对不服管教的学生，虽然收入微薄，却愿意为孩子们作出奉献。

有这样一项研究，两组数学水平相当的三年级学生，由于任课教师的不同，两年之后的数学水平产生了显著差异。优秀教师带的一组学生的数学成绩提高了近25%，不合格教师带的一组学生的数学成绩下降了25%。

尽管我们知道老师的重要性，但很多地方还是会抛弃那些老师，把他们派往贫困学校，付给他们很少的工资，为他们提供很少的援助。有了几年的教学经验后，这些老师都会选择待遇优厚的学校。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最渴望受到教育的孩子，只能听到那些没有经验的，只拿少量工资的老师们讲课。其中的很多课程，都是这些老师事先没有接受过培训的。大部分学生极有可能正在受这样的老师的教导。在伊利诺伊州，贫困高中的学生遇到这种情况的概率高出三倍还多。《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中说，要为所有的孩子献上高水平的教师，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看不到任何行动，也没有人愿意为此事负责。

要想改变孩子们的教育，必须从提升教师的素质做起。我们不可能一夜之间在全国发动变革，但我们能够给更多的试点这样的机会，让它们自己决定招聘教师的途径。通过观测一个校区的变革行动，我们能从中发现哪些变革起了良好效果，再把这些方法推广到全国的其他地区。

这就是我一直以来的建议：创建一个被我称为实验区的地方。全国范围内，所有想要成为变革温床的校区都能提出申请，我们将从中选出二十个校区作为试点，为它们提供更优秀的教师和更多的资源。作为回报，我们需要在实验区推行系统性的变革。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反馈结果。

在实验区，我们需要在四大领域展开变革：其中提高教学质量是最为重要的，除此之外，还包括老师们如何利用时间、如何改进教学的内容，以及我们怎样做才能让学校对改革的成果负责。

我们将从提升教师的素质做起，开始采用新的招募办法。目前，很多地方没有足够多的优秀教师：既有市区的学校也有乡村的学校，还有一些科目如数学、自然科学等。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正如大多数教师说的那样，是学校不能提供必要的培训。

从全国来看，芝加哥的师范培训学院正在招募和培训更多高素质的教师，为全国教育落后的地区输送更多人才。我们应该加大力度，在落后地区建立教师协会并与当地政府进行合作，为极度贫穷的学校招募更多的优秀教师。上岗前，每位教师都要经过大量的培训，包括怎样观察学生以及怎样与学生互动。

招募到优秀的教师后，学校要给予教师优厚的待遇。目前，教师是一种不会因工作上的突出表现受到奖励的职业。大部分颇具才能的大学生毕业后，都被年薪十万的工作所吸引，而不会选择教师这个职业。这就是为什么实验区的老师成功提升了教学质量后，我们要予以丰厚的工资奖励。同样需要奖励的，还包括那些选择在困难重重的学校中从事教学，讲授数学和自然科学等紧缺科目的老师。丹佛市和当地工会合作，正在尝试着提升教师的工资；田纳西州的查塔努加市为那些在教师奇缺的学校里任教，和让学生的阅读成绩提高了10%以上的教师颁发奖金。

当然，教师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更高的工资，他们还需要更多的支持。在访问芝加哥道奇小学的时候，我不断地听说，一个能够鼓舞士气的校长或者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师的建议能为学校带来多么大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年轻的教师都要和有经验的指导教师一起工作，而且有了几年经验之后，他们也有机会指导其他的年轻教师。

为了帮助老师们解决棘手问题——比如如何应付不听话的学生——我们将在实验区推广在伊利诺伊实施的成功变革，引导学生认识积极的行为。

最后，实验区将同当地政府一道，克服种种官僚障碍，解决贫苦孩子没有好老师的问题。当然，老师的聘用制度、奖金和调任政策等问题同样需要解决。试验区还要与工会共同努力，争取为每一个孩子提供一位高素质的教师。

除了提升教师素质外，我们还要为实验区营造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让教师有更多的时间和学生们在一起，有更多的时间相互学习，学校需要重新制订教学计划，并为此提供更多的时间。学校在传授更多知识的同时，还要为孩子们提供更加安全的环境。

我们要确保每一所学校都能为孩子们提供适应全球经济的课程。在很多州，学生在教育的课程中要学好几遍花的组织结构，却没有机会学习到如何在全球经济的环境下做一个富有创造力的公民——比如掌握计算机技能，知道经济是怎样运行的，明白摩天大楼是怎样建成的，以及如何设计一个新产品。一些州通过设置这样的课程，让孩子们在实际操作中亲自动手认识真实的世界。我们要划拨资金支持更多的学校提供这样的课程。

为了让学校和教师对改革的后果负责，实验区将为改革成功的学校提供更多的资金，并削减那些改革失败的学校的经费。我们将为学校提供有力的数据和技术支持，同时赋予学校与当地大学合作的权利，以帮助他们改善教学环境，正如在芝加哥城市教育大学那样。能够提高学生水平的学校会被给予奖金鼓励；没有取得进展的学校要被社区强行关闭；如果整个校区都没有改进，我们就会将这个校区从该项目中除名。

改革的第一步，是能够向最需要的学校提供高素质的老师，这样才能改善破乱的教育体系。我们会向师资紧缺的学校的老师提供资金支持，但他们也应做出成绩，取得进步，贡献与收入持平。学校应该打破“非此即彼”的思想枷锁，杜绝把官僚主义和意识形态放在有效的方案之前——要把对孩子们有益的事放在第一位。

涉及教育问题，我们所有人，都不能再寻找借口。

在道奇小学访问时，我曾和一些教师聊天，其间谈起了她们在教育学生时面临的挑战。其中一个教师说，她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这些孩子”综合征。

她说，现在一提到学生教育，人们总会找出一万个理由解释“这些孩子”为什么学不到东西。人们会说：“这些孩子除了添麻烦什么都不会”，“这些孩子背景真糟糕”，或者“这些孩子根本就不想学习”。人们提到“这些孩子”的次数越多，就越容易把“这些孩子”的问题归咎于他人。

请注意那些在道奇小学、阿肯色乡下和马里兰郊区就读的孩子们，他们不是“这些孩子”，他们是我们的孩子。他们想要有所成就，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为他们提供这样的机会。

孩子们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在人生路上的某些地方，父母或者老师能够给他们灌输这样的信念：你们能够成功，你们可以做到，你们拥有这样的天赋。

在芝加哥的埃尔哈特小学，一个出身贫困、由单身妈妈抚养长大的小女孩，在其他人询问她学习上取得成功的秘密时说：“我每天晚上都努力学习，因为我喜欢学习。我的老师想让我成为一个好学生，我的妈妈也是。我不想让她们失望。”

许多年过去了，美国到了为创建世界一流教育的理想再次献身的时候了。告诉每一个孩子，你们能够成功！我们要信守自己的承诺，不再让孩子们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