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6月23日

（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

在联合基督教会举行的宗教会议上，奥巴马发表了此篇竞选演讲，探讨“有良知的政治”：

“如果我们能拥抱共同的命运，那么我相信，我们不仅能为美国带来更加有希望的未来，我们不仅能净化自身的心灵，我们还能在世间完成上帝的使命。”

自从我宣布竞选总统以来，好几个月已经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我得以有机会与全国各地的人们交谈。我发现，无论在哪里，无论交谈对象是谁，我都能发现一个共同的现象，那就是：人们渴望改变，渴望着新事物的出现。他们已经准备好翻过旧时代的一页，结束陈旧的政治和政策，告别伊拉克战争、医疗保障危机，以及虽然口号响亮但依然让孩子们落于人后的学校教育。

但我也能感觉到，人们渴望的还有更深层次的东西，不仅仅是一项具体的事物或事业。我认为似乎无数美国人每天都在重复着必须例行的日程，送孩子上学、开车去上班、去商店购物、努力坚持节食或者戒烟。但他们渐渐意识到这样的生活似乎缺少了什么东西。他们最终认定，自己的工作、自己的财产、自己的消遣娱乐活动、自己的繁忙日程，不足以构成生活的全部。他们希望他们的生活有清晰的目标，多姿多彩，有高潮也有低谷，他们希望能发泄出长久以来的孤独感。因此他们需要一种安全感，需要肯定这世上一定有人还在乎他们，会认真倾听他们说话，而他们不应生来注定要孤独地走过漫漫长路，最终却一无所成。

这种焦虑不安的情绪，这种对于生命意义的探寻，对于我来说是十分熟悉的。在我只有两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就回到了肯尼亚。虽然在他出生的村庄里有很多的穆斯林，但他却是个有名无实的穆斯林——他成年后成了一名无神论者。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曾是卫理会和浸礼会教徒，但不做礼拜。我的母亲是我所了解的最善良、最富有精神生活的人。她对这个世界有着无限的好奇，而且总是恪守着生活中的准则，却对有组织的宗教持怀疑态度。最终，我也变得和她一样。

大学毕业后，我到了芝加哥，成为了一名社区组织者，在一些基督教堂工作，从那时起我才正视了自己精神生活中的困惑。从某种意义上说，最初我来到芝加哥的原因也是出于对生命意义的渴望，我想融入一个更伟大的集体之中。我一直都被民权运动的精神激励着，被那些眼光明亮、腰背挺直的年轻人们激励着。他们勇敢地乘坐公共汽车南下，进行“自由之行”。他们走进不允许黑人就餐的快餐店，冒着生命危险去争取自己的自由。那时我还太小，不能参与到这场运动中去，但我感觉到如果我能帮助重建起芝加哥最贫困的社区，我也能在后续运动中发挥一点小小的作用。

我到芝加哥的时候是1985年，和教会人员们一起工作，他们当中有许多比我年长很多的普通民众。我发现在他们身上，我找到了自己的影子。我发现，只要你有时间倾听，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我认为，他们在我身上肯定也找到了自己。他们看着我熟读《圣经》，知道我信仰的价值观，也就是给我的工作注入了动力的价值观也是他们所信仰的。但他们能感觉得出来，我并没有与他们完全融合为一体，依然有所隔阂——在他们中间，我仿佛是个旁观者。

那时，我也意识到我的生活缺少了一些什么。我的信仰没有明确的方向；我也没有加入任何特定的信仰组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永远是孤独的，永远和他人有距离。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牧师找到了我，问我是不是某个教堂的一员。“如果你的工作是组织教堂工作，”他们对我说，“那么多去几次教堂，对你会很有帮助的。”我想，这话听起来很有道理。

所以在一个周日，我穿上了一件少有的整洁外套，来到了芝加哥南郊95街的基督教三一联合教会。我听到了杰里迈亚·赖特牧师的布道，名为《无畏的希望》。在布道期间，他让我结识了耶稣基督，让我了解到自己的罪恶可以被救赎，还了解到对于那些我无力实现的目标，只要我相信上帝，上帝就会和我一起实现。从那以后，我明白，信仰不仅仅是身心疲惫者们的安慰，也不是逃避死亡的避难所，而是这世界上让人变得主动积极、是让人触手可及的东西。它是希望的源泉。

正是出于这些深刻的理解，终于有一天，在芝加哥南郊95街的基督教三一联合教会，我穿过那里的走廊，受浸成为基督徒。这是我个人的选择，并非是因为看到了神灵的显现。我从未在教堂缺席，虽然别人有时如此。我一直存有的疑问也并没有因此而奇迹般地消失，但在那个南郊教堂里，当我双膝跪在十字架面前时，我似乎听到了上帝的召唤。我让自己听从他的意愿，并全身心地追求他所颂扬的真理，追求他的事业。

但我的历程只是一个更伟大历程中的一部分——所有曾经渴望将自己信仰的价值观用于社会中的人，都是这一伟大历程中的一部分。这一历程将我们带回到了建国时期。那时，只有联合教会支持波士顿茶会，却最终使得我们的国家摆脱了帝国殖民者的统治。在随后的一百年里，无数有信仰的男男女女们勇敢地投入到了更多的战斗之中。他们争取进行监狱改革，主张禁欲，改善公共教育，重视妇女权利——最重要的是废除了奴隶制。当南北战争爆发后，国家获得了自由的新生时，他们又开始应对一个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在我们的工厂中，在我们的贫民区中，只要他们发现有触犯了社会道德的犯罪活动或者违背了上帝的罪恶行为，他们都会勇敢地和它们作斗争。

当这些斗争被镇压时，当他们反对的战争发动起来并取得胜利时，这些意志坚定、为正义而战的战士们依然奋勇前进。他们站在埃德蒙佩特斯桥上，任凭警棍如雨点般纷纷砸在他们身上。当第16街的浸礼会教堂发生爆炸，炸死了四个小女孩时，他们发起全国范围的守夜活动。当金博士为我们的国家祈祷时，他们站在林肯纪念馆的台阶上一起欢呼。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尽力让我们这个国家变得更加正直，更加公平。

因此，完成上帝赋予的使命自古以来就是贯穿在美国政治中的主线，这否定了所谓的“教堂与政府分离意味着公众没有信仰”的说法。我们只需想象一下，如果林肯的第二次总统就职演说中没有谈到“主的审判”，或者金博士“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中没有提到“上帝所有的孩子”，或者肯尼迪总统的就职演说中没有说到“在世间，上帝的使命就是我们的使命”，那又将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因为在每一次这样的历史关头，我们的领导者们总是这样号召真理，号召拥抱共同的信念，才激励了无数普通人实现卓越。

但不知从何时起，不知为何，信念不能再将大家凝聚在一起，而是被人利用，让人们走向分裂。其中部分原因是基督教右派所谓的领导者们一直急切地想要了解如何才能搞分裂。他们抓住一切机会告诉福音派基督徒，民主党人不尊重他们的价值观，不喜欢他们的教堂；同时，他们还对全国上下其他人说，有宗教信仰的美国人只会关心堕胎和同性恋婚姻问题，学校祷告制度与智慧设计论之类的事情。就连“基督徒联盟”也曾经一度认为他们的首要立法重点就是要给富人减税。我不知道他们读的是哪个版本的《圣经》，但我知道肯定和我的版本不同。

但我仍然心存希望，因为我认为美国一定会等到觉醒的那一刻。人们会因为一个简单的真理凝聚在一起，那就是：我们息息相关，我是我同胞兄弟的守护者，是同胞姐妹的守护者。而且仅仅相信这些是不够的，我们还应当努力将其变为现实。我的信仰教给我，我可以坐在教堂里，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祈祷；但倘若我不走出去，完成上帝交给我们的使命，我就没有按照上帝的意愿行事。

这就是为什么牧师们和世界宣明会、天主教慈善机构之类的组织正在利用自己广泛的经济影响力来消除贫困、抗击艾滋病以及其他地区性危机。许多宗教领袖们也在为了正义和改革而奋斗。全国上下，无数宗教组织都在投资资助儿童日托项目、建立老年中心，或者以其他一些方式参与到复兴美国的重任中去。

然而，我们也明白，我们的价值观不应只是通过基督教堂或是犹太教堂，庙宇或者清真寺展现出来，还应通过我们的政府体现出来。毕竟，贫困问题与种族歧视问题、没有社会保险与失业人口的问题，都不仅仅是在寻求完美的“十点计划”过程中出现的技术层面问题。这些问题深植于社会的漠不关心与个人的麻木不仁之中，源于人类的不完美之处。

倘若我们并没有用个人或集体的力量去全力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知道我们国家的良知不会安心。

倘若三千七百万美国民众生活在贫困中，却被华盛顿的领导者和媒体遗忘，我们的良知就不会安心。我们要响应《圣经》的召唤，去照顾这些弱势群体，让穷人脱离贫困……如果你每周都要工作四十个小时，那么你不应该生活在贫困之中。但我们同样也知道，单靠政府的努力是无济于事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在生活中竭尽所能地帮助穷苦的人，如果我们没有做到，我们的良知就不会安心。

只要美国还有将近四千五百万民众没有医疗保险，更多的人为了偿付保险金申请破产，我们的良知就无法安心。我曾经庄严宣誓，在我第一个任期内，我一定会将医疗保险法案立法，让每一个美国人都享有医疗保障，将每个家庭的保险金每年下调两千五百美元。这不仅仅是我将制定的一项政策或一种意识，而是我的道德承诺。

除此以外，我们还应当关闭关塔那摩监狱，不再折磨我们的敌人，因为我们本不应如此。这与我们所珍视的公平、正义的传统不符，这在拷问着我们的良知。

只要我们在伊拉克的战争还没有结束，我们的良知就无法安心。从战争爆发伊始，我就一直反对它。我为自己感到自豪，因为这样一场错误的战争本来就不应该发动，不应该得到授权。我已经制订好了一项计划，在明年的3月31日之前，要达到分阶段撤军的目标，让我们的士兵回到家园。总统已经否决了一项类似的法案，但他还没有作最后的决定，因此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直到这场战争结束为止。因为伊拉克战争已经不再是一个安全问题，而是一个道德问题。

而且我们还面临着另外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现在在美国共有一千二百万非法移民，他们大多数人都在我们的社区中工作，去我们的教堂祷告，为我们的国家作贡献。

现在，我们这些上帝的子女，应当相信无论这个人来自何方，无论他是不是拥有合法证件，他们和其他每一个人都一样，有价值，有尊严。我们也相信，每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受到关爱，都应当有通过工作以养家糊口的机会。

但是作为美国人，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法治国家。我们不能允许每天非法越过美国国界的两千人去违反国家法律。我们也不能忘记，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保卫国家领土。我们还要考虑到美国民众的担忧，他们担心非法移民问题，并非是因为他们是种族主义者或者排他主义者，而是因为他们已经在为养家糊口焦头烂额，非法移民的出现只能降低国家的工资标准。但我们在保卫好家园的同时，如果没能让那一千二百万非法移民，拥有通过缴纳罚款并在合法移民后面排队等待获得公民资格的机会，我们的良知也无法安心。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作出让步，这也就是所谓“和解”的含义所在。我们最终都不能转身离去，这样做不是为了让议案得以通过，而为了最终解决美国人民真正关切的问题，并实现所有兄弟姐妹们长久以来的希望，希望能有机会实现我们的共同梦想。

这些都是考验我们良知的挑战，在考验着我们作为美国人和有信仰的人的良知。而应对这些挑战也并不轻松，因为它们联系到真正的罪恶、困难、苦痛与折磨。因此我们在相信自己可以杜绝这些问题的同时应采取谦卑的态度，但这谦卑的态度不应成为袖手旁观的理由。我们不应当将面临的障碍作为愤世嫉俗的原因，我们应该尽自己所能，在明白其难度的同时不应从幼稚的理想主义转变为悲观的失败主义，而是应当接受现实——虽然我们无法立即解决所有问题，但我们可以作出改变。

我们可以意识到，在联合基督教会的中心，这样的讨论还没有结束，我们的角色还没有最后确定。通过古老的经文和现代的声音，上帝依然在和我们交谈，让我们不光要应对改变自我生活的挑战，还要去改变我们身边的这个世界。

我明白福音派基督教徒与进步分子可能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上意见不一，但他们都同意，在一个富有的国家，贫穷不应该有一席之地；在信徒的心中不应有仇恨的位置；我们都应该是上帝造出的杰出作品。从柳树河公共教堂到“新兴教会运动”，从南浸信会到全国福音协会，人们都已经意识到了，由四面墙围起的教堂对于伟大的上帝来说太狭小了。如今，上帝依然在和我们交谈。

进步分子们告诉我，他们明白，如果我们想要和美国民众交流我们的希望和价值观，我们就不能放弃宗教说教。这就是为什么，全国上下许多宗教组织都挺身而起，恢复了使用宗教语言来进行改变。上帝依然在和我们交谈。

上帝也在和天主教的朋友们交谈。那些朋友们依然坚持着一贯重视伦理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并不仅限于反对堕胎，还包括对于生命和人类尊严的尊重，无论是伊拉克的人民、贫民区的人民、非洲村落中的人民还是死刑犯。他们告诉我，他们对于如何做一名真正的天主教徒的谈话依然在继续。上帝依然在和我们交谈。

而就在这里，就在联合基督教会，我们听到上帝告诉我们，如何才能做到成为一个坚持基督教义、广受欢迎的教堂。联合基督教会依然在聆听上帝的声音。上帝依然在和我们交谈。

现在，你们当中的一些人已经听我讲过乔舒亚的故事了。但我还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乔舒亚继承摩西的领导权之前。在《申命记》的第三十章中，摩西向他的追随者们谈论起他们独自到达应许之地时所要面临的挑战。对于乔舒亚那些人来说，这些困难似乎都是不可逾越的。但摩西对他们说，我要求你们做到的事情，对于你们来说并不是那么难，也并没有超越你们的能力范围。它们不像天堂那样高不可攀，也不像海洋那样广不可测。答案其实离你们很近，它就存在于你们的口中和你们的心中。

在关键时刻，我们总是容易遗忘这个信念。其实，我们总是有能力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的。因为，我们都有能力做正义之事，展示我们的仁慈之心，尊重他人的尊严，忽略那些可以分裂我们的因素，携起手来共同面对我们无法独自应对的挑战——这是摩西向自己的继任者传授的智慧，也是我们今天需要谨记的经验，因为我们是当今乔舒亚的一代。

因此，让我们再次投身于一种新的政治之中，那就是有良知的政治。无论是清教徒还是天主教徒，无论是穆斯林、印度教教徒还是犹太教徒，无论是有宗教信仰还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人，让我们走到一起。我们不可能总是意见统一，但我们可以做到和而不同。只要我们明白，我们生活在一个公众世界中，必须使用每个人都可以明白的语言，那么我们就可以在不改变政教分离的前提下，坚定我们的信仰。而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能拥抱共同的命运，那么我相信，我们不仅能为美国带来更加有希望的未来，我们不仅能净化自身的心灵，我们还能在世间完成上帝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