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1月16日

（华盛顿特区）

奥巴马在“罗伯特·肯尼迪人权奖”的颁奖仪式上发表了此篇演讲，以“罗伯特·肯尼迪时代后期的理想主义”作为演讲主题：

“这是一种理想主义，一种并非建立于强硬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理想主义。的确，他相信政府可以成为人民美好生活的推动力，但并不是唯一的推动力。他不相信官僚主义，深知变革只能在一个自由社会中、追随自由民众的意愿才能得以进行，明白变革不仅源自于新型计划和项目，而且还来自于创新的思想。”

谢谢诸位！今天我很荣幸能够站在这里……

我怀着无比谦恭的心情来到这里。鲍比·肯尼迪离世那年，我只有七岁。对于在座许多熟识他的人们来说，他是一位兄弟，一个丈夫，一位父亲，一个挚友。

然而对于我来说，他通常只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可能现在在国会工作的大部分人都与我有着相同的感受，认为他距离我们很遥远。因为当鲍比·肯尼迪去世时，他们当中有很多人甚至都还没有来到人世。不过有意思的是，当你穿过国会一间间的办公室时，肯尼迪的照片、演讲词或是纪念他生平的其他物品都随处可见。

原因是什么呢？虽然他从未当过美国总统，只当了三年的司法部长、三年半的纽约州参议员，但为何直到今天，他的精神依然感召着我们，他的言语依旧鼓舞着我们之间的讨论，他的思想仍然激励着我国政坛前进，而他依旧号召我们要尽可能让这残酷无情的世界中的生活变得快乐愉悦呢？

显而易见，这与他个人的非凡魅力和优秀的口才不无关系。这种卓越的能力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很难拥有的，但在肯尼迪家族中却屡见不鲜。他用一个简单的短语或一句简短的话，就可以概括总结我们这个地球上最多元化的国家的所有希望和梦想，甚至还可以激励那些对美国生活最漠不关心的旁观者们。

还有部分原因源于他的年轻活力——无论是他的年龄还是心态。这使得，即使约翰被刺杀了，即使我们失去了金牧师，我们依然有理由敢于梦想，因为依然有一位活力四射的肯尼迪家族成员让我们再次充满希望。

但除却他的个人特质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原因。

在这个城市充满隔阂的有限范围内，在政治上使用“小球战术”简直是易如反掌。这样一来，在党派僵局和二十四小时滚动播出的新闻话题之间，在精心设计的谈论内容以及对于战争、贫困、绝望和违法乱纪这些能够牵动人的神经却没有实质性内容的关注中，这些问题都变成了需要处理的事情，而不是有待解决的危机，变成了周末棒球秀中争夺可以得分的筹码，而不是让人们达成共识，寻求和解的基点。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不再努力争取可能会实现的梦想，而是委曲求全，接受最有可能发生的现实。

这就是华盛顿的状况。

然而，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其他城市的某个地方，有些家庭的孩子正饥肠辘辘，而就在几个街区外，另外一个家庭的孩子却刚刚吃饱喝足；在某个地方，有一位飓风中的幸存者正寻找安身之处，为自己的女儿寻找就读学校，而在另外一个地方，一个只有十二岁的孩子被持枪凶手枪杀，而凶手曾经是他在幼儿园的玩伴——同时，在伊拉克提克里特的街道上，又有一对父母失去了他们的孩子。

但在某些地方，始终有人相信，一切本不应该如此，美国的情形应当有所不同。他们相信，虽然罪恶与痛苦永远不会消失，点滴的奇迹与无尽的梦想却一直激励着我们国家前进。在这里，我们在追求伟大美好的同时，不会畏惧面前最为严峻的挑战；在这里，无论面临多大的困难，我们都会克服。

鲍比·肯尼迪就是其中的一员。

那时，在战火纷争、四分五裂的国家中，他也有勇气直视着我们的双眼，告诉我们无论有多少城市暴力充斥，无论贫穷与种族歧视问题会延续多久，无论美国有多么彷徨，多么无所适从，希望依然还会来临。

这是一种理想主义，一种并非建立于强硬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理想主义。的确，他相信政府可以成为人民美好生活的推动力，但并不是唯一的推动力。他不相信官僚主义，深知变革只能在一个自由社会中追随自由民众的意愿才能得以进行，明白变革不仅源自于新型计划和项目，而且还来自于创新的思想。

肯尼迪的这一思想并非只是空中楼阁式的理想主义。他相信，我们早晚都会面对真正的敌人，而且20世纪60年代的混乱局势没有迅速或完美的解决方案。

罗伯特·肯尼迪的理想主义是他未了的精神遗产，依然激励着今天的我们前进。那是一种基本的精神信仰，相信美国式的理想会持续地完善下去。

这一信念告诉我们，如果这个国家的确建立在自由和平等的基础之上，那么当“肤色”依然是百万人民生活中的羁绊之时，我们的政府不应坐视不管；如果我们国家在世界上依然像一座希望的灯塔一样闪亮，那么他国尊敬我们的原因不应只是我们傲视群雄的军事威力，而是我们伟大理想的神圣力量；如果在这片土地上，人们的命运并非生来注定或由环境影响，那么我们就有责任保证百万富翁的孩子和靠社会保险过活的母亲的孩子享有同等的生活机会；如果，同为一国之民，我们休戚相关，那么我们就不能让自己仅限于追求自我利益，而是应该携手所有美国人共同崛起。

过去，我们并非一贯按照这些理念行动，将来，我们还有可能会跌倒，会失败，但他的精神遗产却始终号召我们要勇于尝试。这个原因也正是我们不仅依然能听到鲍比的言语回荡在耳边，还能听到在他之前的约翰、金牧师、罗斯福和林肯声音的原因，那就是因为他们站立的高度与我们如今所处的位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现在让我们畏缩不前的原因是政治上的疑虑，那种宣扬“无法有所作为”及“做了也是徒劳”的政治。能源危机会危害到我们的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他们告诉我们，没有任何可以立即解决问题的妙计。上千个工作机会都在海外？其实那样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对于美国史上最为严重的自然灾害反应迟钝，三天后才作出反应？布朗尼，你做的工作可真是出色啊！

当然了，如果我们面对这些难题时也无能为力，如果我们没有承担集体责任去照应彼此，那么下一步顺理成章地就是让政府将税款退还个人，为民众减税，鼓励民众自己买医疗保险，自己规划养老计划，自己雇请儿童保育员，自己修建学校、公路和防洪水坝。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自负盈亏的社会”。不过在过去，这样的社会还有另外一个名字，那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即每一个人都只为自己的利益着想。这样一来，当医疗保险金或学费增长过快，超出了个人的支付范围时，我们就可以对他们说：“你可真倒霉！”当一个孩子出身贫寒，我们就可以对他说：“还是自食其力吧！”当有工厂倒闭，工人失业时，我们就可以对他们说：“要靠你自己。”

但这样肯定行不通，问题依然存在。因为这种思想完全忽略了我们国家的历史。的确，我们国家的伟大之处在于个人的主动积极，在于我们对于自由市场经济的信任，但同样也取决于我们对于彼此的互相关怀，取决于我们的信念，那就是每个人都在这个国家有一席之地，我们共同生活其中，每个人都有机会。

罗伯特·肯尼迪提醒了我们这一切。现在他的声音依然在提醒着我们，不要再等到下一场飓风来临时才知道在一座美国城市的深处，在第三世界条件下生活的人们让我们所有人都显得拮据；不必再等到伊拉克又死了三千个孩子，我们才意识到没有完善的撤退策略的战争只会让我们所有的家庭都危在旦夕。我们现在不能，而且永远不能接受美国梦正从我们这个国家消失。

我们应当用那些反问“为什么不存在”的问题去回答那些“为什么会存在”的问题，虽然这些问题我们会经常提及却从来没有实践。这样的时刻已经来临。当被问及“为什么会有饥饿？”“为什么会有无家可归的人？”“为什么会有暴力？”“为什么会有绝望？”的时候，我们可以反问：“为什么没有好工作和高报酬？”“为什么没有完备的医疗保险和世界一流的学校？”“为什么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让我们将个人的潜力挖掘到极致？”

如果鲍比今天依然在世的话，我们很难将他进行归类，因为他不属于任何一种经常会让我们感到压抑束缚的政治家类型。他是共产主义的坚决反对者，但他明白，只有通过有效的##外交手段，我们才能摆脱古巴导弹危机。他设法消除贫困，但同时也寻求当地政府的合作并发动社区群众。他的意志坚定，但同时也心怀宽广。

除此以外，他所提倡的理想主义并非是在意识形态范围内找到解决问题的平衡点或中间手段，并非是这样一种温和的中间主义。他所提倡的政治，在他内心中是深刻的道义层面的政治。他所提倡的政治建立在这个世界是对错分明的基础之上，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在分辨清楚对错的同时制定好我们的法律，安排好我们的生活。

1967年，罗伯特·肯尼迪与著名民权运动家查尔斯·埃伯斯一起到密西西比河三角洲进行了一次著名的访问。当他们从一间棚屋走向另一间棚屋时，他们亲眼目睹了这个国家的贫穷。有这样一个故事广为流传：他们曾经走进一间几乎没有屋顶和地板、到处都是漏洞的棚屋中，肯尼迪看到角落里坐着一个腹部肿胀的年幼儿童。他三番五次地试图与这个孩子进行交谈，尝试了一次又一次，但那个孩子却毫无反应，也没有做出任何动作，甚至没有给出一个意识到他存在的眼神。他双眼圆睁，眼神苍白而冰冷，被贫穷摧残到让人难以相信他还活着的地步。

据说就在这时，肯尼迪忍不住开始哭泣。他转向埃伯斯，问他：“一个国家怎么能允许这样的情形发生？”埃伯斯回答说：“也许他们只是不知道还有这样的情况存在吧。”

鲍比·肯尼迪终其一生都在竭尽全力让我们明白这些道理。他不仅让我们从麻木不仁中清醒起来，让我们勇于直面自家后院中悄悄降临的黑暗，而且告诉我们乐观的消息，让我们明白只要尽力，一切皆能改变。我们可以书写我们自己的命运，因为我们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民族，因为我们都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

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有这样一种声音依然环绕在我们的耳边。这个声音引导着我们沿着鲍比·肯尼迪走过的路接着走下去，完成他未竟的事业。我希望在未来的几个月、几年之内，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国家可以踏上这一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