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四月，一份巴黎的周刊（最严肃的周刊之一）刊登了一个“世纪天才”的专题。名单上有十八人：香奈儿、玛丽亚·卡拉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居里夫人、伊夫·圣罗兰、勒·柯布西耶、亚历山大·弗莱明、罗伯特·奥本海默、洛克菲勒、斯坦利·库布里克、比尔·盖茨、毕加索、福特、爱因斯坦、罗伯特·诺伊斯、爱德华·泰勒、爱迪生、摩根。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小说家、诗人、剧作家；没有任何哲学家；只有一个建筑师；只有一个画家，可是有两个时装设计师；没有任何作曲家，有一个歌剧女高音；只有一个导演（巴黎的记者没选爱森斯坦、卓别林、伯格曼、费里尼，他们比较喜欢库布里克）。这份名单不是一些无知的人拼凑出来的。它极其清楚地宣示了一个真实的改变：欧洲与文学、哲学、艺术的新关系。

属于文化的大人物，我们遗忘了吗？遗忘并非确切的字眼。我记得在同一时期，在世纪将尽之际，一股论文潮几乎将我们淹没，关于格雷厄姆·格林，关于欧内斯特·海明威，关于托·斯·艾略特，关于菲利普·拉金，关于贝尔托·布莱希特，关于马丁·海德格尔，关于巴勃罗·毕加索，关于欧仁·尤奈斯库，关于奇奥朗，还有更多更多……

这些流露着怨恨的论文（感谢克雷格·雷恩为艾略特辩护，感谢马丁·埃米斯为拉金辩护）让周刊的名单有了清楚的意义：排除这些文化的天才，人们毫不迟疑；喜欢香奈儿轻松得多，她的衣服天真无邪，不会让人有压力，好过这些文化泰斗，一个个都和世纪之恶、堕落、罪行有所牵连。欧洲进入了检察官的年代，欧洲不再被爱，欧洲不再爱它自己。

这么说的意思是，这些论文对于它们描绘的作者所创作的东西特别严苛啰？啊，不是这样的，在这个年代，艺术已经失去了吸引力，教授和行家们不再管那些画作和书本了，他们只管做出这些作品的人，还有他们的人生。

在检察官的年代，人生的意思是什么？

是原本要遮掩在骗人的外表下的一长串事件，也就是错事。

为了在伪装之下找出错事，论文作者必须有侦探的天分，还得有一个密探的网络。而为了不要失去学术高度，论文作者得在页尾注明告密者的姓名，因为这么一来，以科学的眼光来看，一段流言蜚语就成了真实。

我打开这本以贝尔托·布莱希特为主题的八百页巨著。作者是马里兰州立大学比较文学系的教授，他巨细靡遗地论证了布莱希特灵魂的卑劣之处（掩饰自己的同性恋、色情狂、剽窃自己情妇们的剧作、赞同希特勒、说谎成性、冷酷无情），之后，终于来到他的肉体（第四十五章），来到他非常严重的体臭，作者为此写了一整段。为了确认这则嗅觉发现的科学性，作者在这一章的第四十三个注释里指出，他“这个细致的描述来自薇拉·滕舍特，当年柏林人剧团的摄影主任”，她在“一九八五年六月五日”告诉他这件事（也就是在这个发臭的人入殓三十年之后）。

啊，贝尔托，你还剩下什么？

你的体臭，被你忠诚的合作伙伴保存了三十年，然后由一位学者接手，以大学实验室的现代方法强化之后，将它送往我们未来的千禧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