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翻着达尼洛·基什的书，那是他的反思文字结集的一本旧书，我感觉自己仿佛置身巴黎铁塔旁的特罗卡德洛一带的小酒馆，坐在他对面，而他扯着粗粝的大嗓门对我说话，像在骂我。在他同代的大作家当中，一九八〇年代住在巴黎的，不论是法国人或外国人，他是最不容易看见的。“时事”这位女神没有任何理由把光投射在他身上。“我不是异议分子。”他写道。他甚至没有移居国外。他自由往来贝尔格莱德和巴黎两地。他只是一个“杂种作家，来自中欧被吞没的世界”。这个世界虽被吞没，但是达尼洛在世的时候（他死于一九八九年），这个世界是欧洲悲剧的凝聚之地。南斯拉夫：对抗纳粹的长期血腥（并且凯旋）的战争；大屠杀的对象，特别是中欧的犹太人（他的父亲也在其中）；共产革命，紧接着是与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悲剧性决裂（这决裂也是凯旋的）。生命被这出历史悲剧如此刻画，他却从来不曾为了政治而牺牲他的小说。正因如此，他才能捕捉到最令人悲痛的东西：自诞生之际即被遗忘的命运，喑哑无声的悲剧。他赞同奥威尔的想法，可是他如何能喜欢《一九八四》？这个拿刀猛劈极权主义的作家在这部小说里，将人的生命化约至单一的政治维度。为了对抗这种存在的扁平化，他求助于拉伯雷的诙谐风趣，他求助于“在梦里、在无意识里翻找”的超现实主义者。我翻着他的旧作，听见他扯着粗粝的大嗓门说：“很不幸，维庸所开启的这个法国文学的大调已经消失了。”他明白之后，对于拉伯雷更加忠诚，对于“在梦里翻找”的超现实主义者也更加忠诚，他也更忠诚于南斯拉夫——它蒙着眼睛已然向前走去，一样走向消失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