薇拉·林哈托瓦是一九六〇年代捷克斯洛伐克最受尊崇的作家之一，这位女诗人写着玄思冥想无法归类的散文，她于一九六八年离开故乡，前往巴黎，后来她开始以法文写作并且出版这些作品。这位以生性孤傲著称的作家，于一九九〇年代初期做出了一个令所有朋友惊讶的决定，她接受了布拉格法国协会的邀请，在一场以流亡为主题的研讨会上宣读了一篇报告。关于这个主题，这是我读过的最不流俗、最清明的文章。

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历史让世人对于被祖国放逐的流亡者的命运极其敏感。如此充满同情的敏感给流亡的问题罩上了催人热泪的道学浓雾，也遮蔽了流亡生活的具体特质，而依照薇拉·林哈托瓦的说法，流亡生活经常可以将放逐变成一次解放的开始，“走向他方，走向就定义而言陌生的他方，走向对一切可能性开放的他方”。确实如此，她说得非常有道理！若非如此，我们如何理解如此令人不快的事实——共产主义政权之后，几乎没有任何一位移居国外的伟大艺术家迫不及待地返国？共产主义的终结竟然没有激励他们返乡庆祝伟大的回归？而且，在公众的失望之下，就算回归并非他们所欲，难道这不该是他们的道德义务吗？薇拉·林哈托瓦说：“作家首先是一个自由人，他有义务不让任何限制破坏自身的独立，这样的义务高过其他任何考量。我此刻说的不是一个滥权的政府试图强加在人们身上的那些荒谬限制，而是以人们对于国家的责任感为后盾的一些约束——正因为这些约束是出自善意的，我们反而更难将之击退。”事实上，人们反复将人权挂在嘴边，同时也持续地将个人视为国家的财产。

她的反省更深远：“所以我选择了我想要生活的地方，我也选择了我想要说话的语言。”有人会反驳她：作家，尽管是自由人，难道他不是他的语言的捍卫者？难道作家的使命不正是如此？薇拉·林哈托瓦说：“经常有人声称（尽管不是每个人都这么说），作家的行动并不自由，因为他和他的语言之间还是有牢不可破的紧密关系。我想，这只是给一些过度谨慎的人作为借口的神话之一……”因为：“作家并非单一语言的囚徒。”多么解放的名言。只是生命的短暂，使得作家无法从这自由的邀约得出一切结论。

薇拉·林哈托瓦说：“我认同的对象是游牧民族，我感觉不到灵魂可以定居于一地。所以我也有权利说，我自己的流亡是要满足我长久以来最珍贵的愿望：在他方生活。”薇拉·林哈托瓦以法文写作的时候，她还是捷克作家吗？不是。她成了法国作家吗？也不是。她在他方。他方，一如从前的肖邦，他方，一如后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纳博科夫、贝克特、斯特拉文斯基、贡布罗维奇。当然，每个人经历流亡的方式都是无法模仿的，而薇拉·林哈托瓦的经验也是一个个例。尽管如此，在她这篇通透清明的文字之后，人们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谈论流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