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看之下，《了不起的索利玻》可能像是一部充满地方色彩的异国情调小说，以一个别处无法想象的民间说书人的角色为中心。错了，夏姆瓦佐的这部小说处理的是文化史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走向终结的口述文学与初生乍现的书写文学的相遇。在欧洲，这样的相遇发生在薄伽丘的《十日谈》。如果没有说书人在聚会中娱乐众人（在当时，这依然是流行的做法），欧洲散文的第一部伟大作品就不可能存在。后来，直到十八世纪末，从拉伯雷到劳伦斯·斯特恩，说书人的声音在小说中不断回荡。小说家一边写，一边对读者说话，对象是他，辱骂他，讨好他；换读者上场的时候，他一边读，一边聆听小说的作者。一切都在十九世纪初发生了变化，我称之为小说历史的“下半时”开始了：作者的话语消失在书写的后头。

“埃克托尔·比安乔蒂，这话语是献给您的”，《了不起的索利玻》扉页上的题献这么写着。夏姆瓦佐坚持：话语，而非书写。他自认是说书人的直接传承者，他自称是“话语的记录者”而非作家。在跨越国家的文化历史地图上，他意欲伫立之处，是高声的话语越过驿站，转入书写文学之处。在他的小说里，“索利玻”这位想象出来的说书人对他说了这段话：“我说话，可是你呢，你以写作宣告你来自话语。”夏姆瓦佐是来自话语的作家。

然而，就如同塞泽尔并非密茨凯维奇，夏姆瓦佐也不是薄伽丘。他是个讲究一切细致之处的现代小说作家，他也是以这样的作家身份（作为乔伊斯或布洛赫的孙辈）把手伸向索利玻，伸向文学的口述史前史。所以，《了不起的索利玻》是一次跨越数世纪的相遇。“你越过遥远的距离把手递给我，”索利玻对夏姆瓦佐这么说。

《了不起的索利玻》的故事是，在法兰西堡的一个名为“萨瓦内”的广场上，索利玻对着偶然凑在一起的一小群人说话（夏姆瓦佐也在人群当中）。话说到一半，他死了。老黑人刚果知道，他被话语“斩”了。这种解释实在很难让警方信服，他们立刻掌握这个意外事件，全力查访凶手。一些如噩梦般残酷的审问随之展开，在审问期间，死去的说书人这个角色呈现在我们眼前，在严刑拷打之下，其中两个嫌疑犯死了。最后，尸体解剖排除了一切他杀的可能性，索利玻的死因不明；或许，真的，他是被话语“斩”了。

在这本书的最后几页，作者公开了索利玻说的话，就是他说到一半就突然死去的那段话。这段想象的话，是真正的诗歌，是进人口述性美学的开端：索利玻说的并不是一则故事，他说的是一些话语、一些奇想、一些谐音的文字游戏、一些笑话，都是随兴所至的东西，都是自动话语（就像也有“自动书写”一样）。而既然和话语有关，当然也就和“先于书写的语言”有关，书写的规则无法在此施展它的权力，所以，没有标点，索利玻的话就像没有句点、没有逗号、没有段落的一条河，宛如《尤利西斯》的最后一章，摩莉的长篇独白。（这又是一个可以证明民间艺术与现代艺术在历史的某个时刻有可能把手递给对方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