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找到一封旧信，日期是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日，署名路易。这封相当长的信是阿拉贡给我的回信（我已经完全忘记我去信的内容了）。他告诉我过去那个月，他都在忙他的那些书，编辑那儿正在处理（“《马蒂斯》九月十日左右要出版……”），在这样的前后文里，我读到“不过关于法朗士的小册子，实在不值一提，我甚至不认为我真的还保存着我大放厥词的那一页，就这么简单”。

我很喜欢阿拉贡在战后写的小说，《圣周风雨录》、《处死》……许久以后，他帮我的小说《玩笑》写了一篇序言，我很高兴能面对面认识他，我想要延续我们的关系。我的行为跟上回在出租车里没有两样——为了找话讲，我问那位女士最喜欢哪位法国作曲家。为了摆出一副对于超现实主义者攻击阿纳托尔·法朗士的小册子十分了解的架势，我肯定是在信里问了阿拉贡什么问题。今天，我可以想象他些微的失望：“这篇大放厥词的烂文章，难道是我写过的所有文字里头，唯一让这个昆德拉感兴趣的东西？”而且（更让人感伤的是）：“难道我们之间只剩下这种不值一提的事可以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