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都知道，保罗·瓦莱里对于小说的艺术没有太大的敬意：这在他的演说里看得很清楚；他感兴趣的只有法朗士的精神与智识的态度，而不是他的小说。这方面，瓦莱里永远不乏热心的追随者。我打开袖珍本的《诸神渴了》（一九八九年），书的最后有一份书目推荐了五本关于作者的书，我罗列如下：《论战者阿纳托尔·法朗士》、《热情的怀疑论者阿纳托尔·法朗士》、《怀疑论的冒险（关于阿纳托尔·法朗士精神与智识历程的文集）》、《阿纳托尔·法朗士谈阿纳托尔·法朗士》、《阿纳托尔·法朗士：成长的年代》。这些书名清楚地指出了引人注意的是：（一）法朗士的传记，（二）他对于那个时代的智识冲突的态度。可是，为什么人们对于最重要的部分从来不感兴趣呢？阿纳托尔·法朗士是否通过他的作品，在人的生命这个主题，道出了从未有人说过的东西？他是否为小说艺术带来什么新的东西？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他小说的诗性该如何描述、如何定义？

瓦莱里将法朗士的所有著作和托尔斯泰、易卜生、左拉的著作并列（在短短一个句子里），他给法朗士的评价是“轻浮的作品”。有时候说者无意，恶意却会变成赞美！其实，法朗士令人赞赏之处正在于他处理恐怖时代的沉重所运用的手法之轻！在法朗士的时代，没有任何一部伟大的小说里头找得到这种轻。隐隐约约，这种轻浮让我想起十八世纪，想起狄德罗的《宿命论者雅克》或伏尔泰的《老实人》。可是在他们的作品里，叙事的轻浮在世界的上空翱翔，而这个世界的日常现实依旧不可见也未被表述；《诸神渴了》里头则始终呈现着日常生活的平庸性这个十九世纪小说的伟大发现，不过不是通过冗长的描述，而是通过细节、关注、惊人的简短观察。这部小说结合了悲惨得令人难以承受的历史和平庸得令人难以承受的日常生活，由于这两个对立的生命面总是在碰撞，在相互辩驳，要让对方显得可笑，它们的结合因此激出了嘲讽的火花。这种结合创造了这本书的风格，同时也创造了一个伟大的主题（大屠杀时期的日常性）。够了，就这样吧，我可不想把自己变成法朗士小说的美学分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