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瓦莱里优雅地谴责了阿纳托尔·法朗士的那篇演说，因为另一个理由而有了划时代的价值：这是在法兰西学院讲坛上宣读的第一篇关于小说家的讲稿，我想说的是，这篇讲稿谈的是一个作家，而他的重要性几乎完全在于他所写的小说。事实上，在整个十九世纪——这个法国小说最伟大的世纪——小说家基本上是被法兰西学院忽视的。这不荒谬吗？

这不尽然是件荒谬的事。因为当时小说家的特质并不符合足以代表一个国家的人的特质——通过他的思想、态度、道德典范。法兰西学院视为理所当然，要求其院士所具有的“伟人”地位，并非小说家野心之所在；小说家向往的地方不在那里；基于小说艺术的天性，小说家秘密、暧昧、嘲讽（是的，嘲讽，超现实主义者的小册子对于这一点非常了解）；而且，小说家隐匿在他的人物之后，我们很难还原出某种信念、某种态度。

就算有某些小说家进入大家的共同记忆，成为“伟人”，这也只是种种历史性的偶然游戏造成的结果，而且，对他们的著作来说，这一向都是灾难。

我想到托马斯·曼努力地想要让人理解他小说里的幽默。这是一种动人而徒劳的努力，因为在那个年代，他的祖国的名字被纳粹主义玷污了，他是唯一可以以古老德国这个文化国度的继承人身份与世界对话的人，他的处境的严肃性——很令人遗憾地——遮掩了他著作里迷人的微笑。

我想到高尔基。他渴望为那些可怜人和他们挫败的革命（一九〇五年那场）做些好事，所以他写了他最糟糕的一部小说《母亲》，这部小说在许久之后（因为党的高层的谕令）成了所谓社会主义文学的神圣典范。他的那些小说（远比我们愿意相信的更自由也更美），就这样消失在雕像所树立的人格背后了。

我也想到索尔仁尼琴。这位伟人是伟大的小说家吗？我怎么知道？我从来不曾打开任何一本他的著作。他那引起巨大回响的坚定立场（我为他的勇气鼓掌）让我相信，我已经预先认识了他所说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