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波兰。这个最广为人知的历史片段在这里是以一个不为人知的角度来观看的——从华沙的一家大型精神病医院“特沃基”开始。这么写是不顾一切只为了显得特别吗？错了，在这黑色的年代，没有什么事情会比找一个角落逃过去更自然了。一边是恐怖，另一边，是避难地。

医院是德国人经营的（不是妖魔鬼怪的纳粹，请不要在这本小说里寻找刻板印象）；这些德国人雇用了几个非常年轻的波兰人当会计，其中有三四个是拿假身份证的犹太人。接下来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些年轻人和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并不相似，他们害羞、腼腆、笨拙，满腔的道德与仁慈的天真渴望，他们在某种充满执拗的善意的奇异氛围里经历着他们“纯洁的爱”，其间因爱而生的嫉妒与失望从来不曾转化为恨意。

是因为他们和我们相隔半个世纪，所以那时候的年轻人和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不一样吗？这种不同，我认为另有原因：他们所经历的田园诗正是恐怖之子；那种恐怖是隐藏的，却始终存在，始终潜伏、窥伺着。路西法悖论即是：如果一个社会（譬如我们的社会）流泄着损人不利己的暴力与恶意，那是因为这个社会并没有真正经历过恶，没有真正经历过恶的统治。因为历史越是残酷，避难的世界就越是美丽；处境越是平凡无奇，就越像那些“逃亡者”紧紧攀附的救生圈。

小说里有几页都是这样，有些话像迭句一般重现，叙事变成歌，带着读者起起伏伏。这音乐、这诗歌从何而来？在生命的散文里；在平庸到不能再平庸的事情里——尤雷克爱上索妮娅——他那些爱情夜在小说里只有极其简短的三言两语，可是索妮娅荡秋千的动作却被缓缓地描述，巨细靡遗。“为什么你这么喜欢荡秋千？”尤雷克问道。“因为……这很难解释。我在秋千上，所有东西都在下面，一会儿之前，所有东西都在上面。反过来说也一样。”尤雷克倾听这段天真的告白，他赞叹地望着上方，看着“那些树顶的附近，淡褐色的鞋底渐渐变暗”，接着往下看，鞋子“下降到比他鼻子更低的地方”，他看着，始终赞叹，他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幕。

小说快要结束的时候，索妮娅会离去。从前她满怀恐惧，逃来特沃基，在这里经历她脆弱的田园诗。她是犹太人，没有人知道（甚至连读者也不知道）。可是她去见医院的德国院长，她去自首，院长大声吼着：“您发疯了，您发疯了！”他打算把她送去隔离，才能救她一命。可是她很坚持。当我们再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死了。“在细长的白杨树一根较粗的分枝上，索妮娅上吊了，索妮娅在那儿荡来荡去，索妮娅吊死了。”

一边是日常性的田园诗，重新寻获、重获价值、化身为歌的田园诗；另一边，是吊死的年轻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