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过了一夏

人们运动速度加快，地球似乎越来越小了。澳大利亚已不像我过去想象中的那样遥远和偏僻了。我这次访澳，从香港起程，直航飞行9小时，到达澳东海岸的布里斯班。我在澳期间打听过：如果坐船，这个旅程要花多少日子？有意思的是，我所问过的人竟然没有一个回答得出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说，这似乎已经是个历史研究的课题了。回国后我偶然遇见一位40年代在澳留学的朋友，他还记得那时从上海到悉尼一共坐了18天船。如果用时间来计算中澳之间的距离，不到半个世纪缩短了50倍。昔日的天涯海角已成了今天的比邻街坊了。

我这几年来虽则曾经在这个地球上打过几个圈，但总是跟着赤道平行的方位环行的。东西方向的高速旅行，对于我这种有了点年纪的人，时差所引起的“日夜颠倒”，还是难于习惯。这次到澳大利亚主要是由北向南的旅行。澳洲西海岸和我们北京在一条经度上。澳洲东西岸相距300多英里，时差是两小时，估计对我的作息习惯影响不会太大。南北方向的高速旅行，我还是第一次，不料又发生了“季差”问题。

我们中国和澳洲分别坐落在两半球，我们在北，澳洲在南，中隔赤道。同一时间，季节不同。北半球的春天是南半球的秋天，这就是季差。

我是4月11日离开北京的，正是山桃刚谢、丁香待放的晚春。在香港停了8天，有朋友邀我去郊游，曾在杜鹃花丛留念照相，应说是初夏时节。19日起程去澳，一夜9小时在飞机上度过了一个夏季。我在布里斯班入境，继续飞到悉尼，再转机到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这个公园式的都市，沿街的枫树正在转色，淡黄到深紫，点缀得层叠多彩，一片秋色宜人。

时差和季差都会跟我们生活习惯所养成的生理规律发生矛盾，引起适应的问题。高速旅行去美国，初到那几天难免白天打瞌、黑夜难眠之苦，这是出于我们作息习惯养成的“生物钟”和当地时钟对不上号的结果。季差的周期比时差大，时差是日夜之别，季差是春秋或冬夏之别。由此而产生的问题也比较复杂，不仅是生理上要适应，还包括心理上和社会行为上的适应。这些问题我过去是不明白的。

当朋友们邀请我去澳大利亚访问时，特别在时间上为我花费了一番心计。最初约我去年秋天，大约9月份去，我因事不得不延期。他们就把我的访问改到1981年的4月下半个月。他们规定这两个时期，因为在这两个时期北京和堪培拉的气温是相当的。他们知道如果我1月份去，就会从冰雪盖地的北国骤然进入烈日当空的南天，这种变化估计我未必吃得消。我这次访问确是避开了气温骤变的袭击。

当然，我还不敢说，季差对人的生理影响只是一个气温的因素。我在这个世界上经历了70多个寒暑，总是通过春夏秋冬这个时序活过来的。这个时序无疑是已成了我生理活动的习惯。现在我突然在空调的飞机里用了9个小时度过了一个夏季，这可说是对这习惯周期的严重突破。它能在生理上不引起反应吗？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有一点我感受到的是初到那几天，筋骨酸痛大有“变节气”时的味道。这在年轻人也许是不会发生的。

季差在我心理上却常常引起一种异样的感觉。比如说，明明日历上写着是5月，而在我寄寓的宾馆窗头正挂着长得丰满可爱的石榴，有些已经开裂，露出红喷喷的子实。我每次见到这种景象总有点困惑、迷惘，好像5月里不该有石榴结实的事。事实既然摆在眼前，那就一定在什么地方发生了点错失了。我得转一下念头才清醒过来，自己对自己说，怎又忘了季差。接着，耳边却似乎又听到了我幼年时妈妈常常喜唱的小调：《五月里来榴花红》。

在一本澳大利亚历史书上我读到有一段记载，说是早年欧洲来的移民埋怨这个没有诗意的地方。我经过了5月里石榴结实的启发，才懂得移民埋怨的根子。他们所埋怨的大概不是这地方出不了诗人。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里有的是诗人。移民们所苦恼的原是他们本乡所熟悉的许多诗篇，在这个大陆上格格不入，发生了一种无名的反感，竟错怪这地方没有诗意。

这种埋怨在澳大利亚土著居民里是找不到的。我并没有打听过在他们的日历中季节是怎样安排的。我并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新年，把新年放在哪个季节里。他们根据本土的生活条件安排他们自己的日历，长期在一定区域里生活，感觉不到地理上的季差，也发生不了5月里石榴结实的异常之感。从北半球来的移民却不同，他们带着原有的日历来到这个大陆。英国的年月日全都搬到了澳大利亚。英国的1月1日也是澳大利亚的1月1日。不这样也不行，他们和本国还是千丝万缕地联系着，必须有一个共同计算年月日的历本。但是这么一来就发生了一年中季节的序列问题了。

南北半球要在年月日上取得一致，北半球一年中的季序是春夏秋冬，南半球就成了秋冬春夏了。当然也可以硬性规定继续使用一年从春季开始的序列，但是看来这样做法实际上会引起种种的不方便，原因在于人们的生活很多方面是紧密和气候联系的。把春夏秋冬等季节名称抽掉气候内容那就没有多大意义了。如果把春天作为大地苏醒，植物开始生长的季节，那么要在年月日的历法上和北半球取得一致的话，南半球不得不一年之始在于秋了。5月里不是榴花红，而是石榴结实绽晶珠了。

我没有时间去研究澳大利亚的欧洲移民由于季差而引起的种种问题。我心头常有这一个疑问：澳洲的儿童过圣诞节时正值高温的大热天，而他们的圣诞老人是不是还穿着皮袍呢？如果没有改装，儿童们心目中的这个老人会是怎样的一个怪物呢？朋友们好意地安排我在躲得开气候骤变的时期中去访问澳洲，也因此而使我对那些像圣诞老人装束的问题丧失了直接观察的机会了。

时差也好，季差也好，原本是亘古以来一直存在的自然现象。但是这些现象成为我们生活中必须予以适应的因素却是近年来的新事物。我在这随笔里首先记下我对这些新事物的感受，无非是想说明我们目前所处的世界和几十年前大不相同了。我们的思想必须跟得上这世界的变化。

我还记得当我在初小里念书时，老师用海面上先见船桅后见船身的事实来讲明地球是个球体，我那时的想象力实在跟不上去。后来还是靠我的哥哥用了个大皮球做实验，我才领会过来，我们所居住的这块土地并不像我奶妈所说的有个大乌龟背着的。但是那时我还觉得住在球面上没有让乌龟背着比较安全。说实话，相信这块土地是个球还是相信由乌龟背着，对我那时的实际生活并没有什么关系。现在这已不是信不信由你的问题了。大地是球形的事实已进入了我们日常生活了。你不在生活中记住这个事实，就会在午后打电话去纽约把你的朋友在半夜里叫起床来通话，打扰他的安眠休息；或者就会在澳大利亚的5月里见到石榴结实而错怪这地方没有诗意了。

要在这个变动的世界里生活下去，我们需要适应的不只是时差和季差这些旅行上的新问题。我们还得打开眼界，清醒地多看看这个似乎越来越小的地球上，人们越挤越紧的新世界的真实面目。我就抱着这个愿望，在澳大利亚访问了三个星期。

在世界中心之外

过去我对澳大利亚确是很陌生的。世界史的教科书里很少提到它。有关它的消息经常占不到头条新闻的地位。我总觉得它是在世界中心之外。这次访澳，上程时心里不免有点嘀咕。对这个陌生的地方，短短三个星期的访问能认识多少呢？如果单靠自己摸索，恐怕连边都沾不上，所以想，还不如先找个入门之道。我见到对这地方比较熟悉的朋友，一有机会就提出一个要求，要他们告诉我，怎样用简短的几个字说出澳大利亚的特点来。

有位朋友听了我的问题和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后，反口问我：“你倒说说，为什么你们这样忽略这个大陆呢？”我顺口回答说：“它太偏了点，不在交通要道上，它是个世外桃源呀！”他说：“对了，这是个lucky appendage。”我高兴地记下了这两个字。

要把这两个字翻译出来不大容易。查字典，lucky是运气好的、侥幸的；appendage是附属品、悬挂物。把这两个字连在一起来形容澳大利亚，不加说明难以理解。至于提出这两个字来的朋友用意何在，我并没有细问。但是这两个字对我来说，却成了一把钥匙，用它去开门理解这个陌生的大陆。

让我为这两个字做一点注解，而且先从第二个字说起，第一个字留在下几篇再讲。

一说澳大利亚是个附属品、悬挂物，我眼前就出现了它在地图上的形象。它是有点像挂在欧亚大陆下面的一块不大不小的陆地。如果要讨好主人，说一些奉承的话，不妨把它比作垂悬在项链下的一块宝玉。一头从马来半岛起沿着印尼到帝汶，一头从我国台湾起沿着菲律宾到新几内亚，不正是构成了粒粒明珠的一个项链吗？

可是提出这个字的人心目中并不一定把它作为一个褒义词用，可能多少还带着无关重要、可有可无的意思，可说是个附件、题外之文、副册上的名目，总之是入不了正传，处于次等末座的东西，更坏一些就成多余的赘疣了。我说它不在交通要道上，引不起人的注目和关心，并不带有轻视之意，而且这种说法也许已不能反映它当前的情况。以过去的历史而论，我想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是可以这样说的。

澳大利亚原是从欧亚大陆漂流出去的飞地，据说在四五万年前，上面所说的那条项链穿得比较密，它和欧亚大陆还是藕断丝连。后来冰山融化，海水上升，把那些可以步行的堤岸般的桥梁淹没了，澳大利亚才成了四面环海的大岛。这块大陆上最早的居民据说是4万多年前（有人还说得更确切些，是3.8万年前）从亚洲大陆，走路加摆渡，陆续移入的。这样说的根据是澳大利亚和美洲一样至今没有发现过原人的遗骸。最早移民到达这大陆的时期是由考古学者从已经发现的这些移民所用的石器测定的。在那个时候，马来半岛向南过印尼，再向西到新几内亚入澳大利亚，可能是一条“交通要道”。后来这条要道却断了。在几万年里，欧亚大陆的居民所创造的文化并没有继续被引进澳大利亚。在200年前欧洲人移入时，当地的居民还在用简单的石器，保持着他们祖先的生活方式。这说明了他们已经有很长的时期被隔绝于欧亚大陆了。它曾经是个超级的桃花源。

早期的人类怎样从亚洲大陆移入澳洲的呢？中间为什么又隔断了几万年？这段故事的内容留着将来的历史学家去补写吧。说澳大利亚是个“超级世外桃源”，那是因为在这段时期里，人类历史最热闹的舞台是欧亚大陆。被隔绝在这热闹舞台之外的澳大利亚是不是个桃花源，下面还要讲。在文化上发展得很慢是事实，相对地说他们是落后了。他们的后代似乎已忘了本。我还没有听说，现在澳洲土著居民中流行着向往“遗失了的故乡”的传说。但是欧亚的居民却一直流传着南方大洋里有个财宝遍地的大岛的“海外奇谈”。这些民间的奇谈在我们中国一定早已有之，后来才有人用来写成了《镜花缘》这部小说。在欧洲，那个“香岛”从希腊时代起一直成为人们梦想中的财源宝地。著名的托勒玫（Ptolemy）在他所画的地图上，在相当于今印度洋的“大池”南面留着一片空白的陆地称作Terra Incognita（未明之地）。欧亚居民从不同的动机去探索这南方大陆的人也许历来并没有断过。到现在令人费解的，倒是为什么在18世纪以前，除了已成澳洲土著的早期移民外，一直没有外地的人进入过澳洲。在这几万年中，这个大陆的大门确实是关得紧紧的。

不妨回头看一看，有人说4000年前就开始有马来人从亚洲南部向南洋各岛移殖。但是澳洲大陆上却没有马来人的踪迹。大约2000年前印度南部信仰印度教的人为了寻找黄金和香料进入印尼诸岛，逐步西进，15世纪已到达今印尼的龙目地方。在接近澳大利亚的大门时，国内受到了伊斯兰教徒的袭击，从此停止前进。

我们中国人也是很早就向南洋移殖的，可惜很少留下文字的记录。到了明代初年，我国的科技条件已发展到了能作大规模的远洋航行。15世纪初“三宝太监”郑和率领的舰队活跃在我们的南海和印度洋上。我在堪培拉遇到一位澳大利亚的历史学家。他说，那时有许多中国人在南洋捕捞海参，到15世纪30年代，因为今印尼望加锡一带的海参供不应求，正要派人到被他们称作“海参之地”（Marega）的澳洲北岸扩大捕捞区域时，接到了北京下达的海禁命令，以致只能作罢。否则，亚澳间经过几万年的隔绝恢复交通的首功就会写在我们中国人的账上了。

历史学家喜欢作这类带着惋惜口气的推想，令人意味到某种偶然事件似乎会改变历史的轨迹。事实上未必如是。无论如何，历史并没有照顾到后人的惋惜，选择了它自己的道路，又给了澳大利亚200年不受外界的干扰。

把澳大利亚重新和外界沟通的首功终于在1606年落入悬着荷兰旗帜的“小鸽号”的水手们手上。这条船到达澳大利亚北岸约克半岛海角的日子较哥伦布到达美洲的1492年晚了114年。澳洲这个地名在航海史上出现得是比较晚的。欧洲航海者的到达澳洲并没有立即给澳洲带来什么变化。这些航海者不畏惊风险浪，出没于浩瀚的大洋之中，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敬佩，但是他们之所以这样不怕死，主要还是为了黄金和香料。当“小鸽号”的水手们登上澳大利亚海岸发现既无黄金又无香料时，不禁大失所望，弃之如敝屣，回去说这地方“一无可取”。

“一无可取”一时竟成了欧洲人对澳大利亚流行的定论。如果说这是对澳大利亚的冤屈，这冤案又使它封闭了180多年。后来欧洲人移入澳大利亚并不是出于这“新大陆”的引诱，相反的，正是因为它是个“一无可取”的化外之区，才把一些无处安置的囚犯押送至此。关于这一点还得补说几句。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开始时都是欧洲移民把原来的土著居民赶走后建立起的隶属于欧洲国家的“殖民地”，后来都成为英帝国的一部分。这三个地方的早期移民性质上却有些不同。大体上说来，美国的早期移民中很多是在本乡受到当时政治、宗教的压迫，想到新大陆来“自由自主”生活的人，还有更多的是在欧洲各地生活不下去的农民。加拿大早年的移民大多是收买毛皮的法国商人和政府派去为这些商人做后勤工作的人。后来法国在大陆上被英国打败了，把加拿大割让给了英国，英国移民逐步从美国扩张到加拿大。当美国人闹独立时，加拿大没有参加，于是成千上万主张保皇的英国移民从美国北上进入了加拿大。美国获得了独立，加拿大还是英帝国的属地。

美洲13个“殖民地”对英帝国的独立宣言是1776年发表的。美国的独立对英帝国的影响当然很大，其中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新问题，就是英国有许多原来可以流放到美洲殖民地上去的囚犯没处流放了。英国的监狱里越来越拥挤，舆论哗然。1779年就有人提出在澳大利亚开辟流放地，收容这些囚犯。1786年英国政府才决定接受这个建议。1787年5月750个囚犯共乘11条船，由280个官兵和扈从人员押送，航行8个月，于1788年1月26日到达澳洲东岸的“博塔内湾”（植物湾），不久就落脚在附近的杰克逊港，建立了澳洲第一个囚犯流放地，后来发展成澳洲的最大都市悉尼。

囚犯流放在法学上说是一种刑罚，把一些定了罪的囚犯输送到外地去进行劳动，一方面是把一些破坏社会秩序的人和原来的社会隔离，免得这些人再捣乱；一方面使犯人能从劳动中得到改造。这种刑法古已有之，名为流刑，俗言发配。实际上，这又是一种统治阶级获取无偿劳动的剥削手段。在欧洲移民开发美洲的过程中，产生了剥削黑人劳动的奴隶制度。在他们开发澳洲时，开始就采用了剥削囚犯的流放制度。对象和名义尽管不同，无偿劳动的实质是一样的。

看一看那些被判流刑的囚犯所犯的罪就可以明白这种制度的实质了。有记录可据的，1790年有个流放到澳大利亚去的囚犯是因为他偷了价值6便士的棉布和价值4便士的印花布。这种小偷小摸在资本主义初期的城市里到处都是。英国政府就根据殖民地提出的要求，给他们输送这类囚犯去做无偿劳动。流放地起初是用这些囚犯建筑房屋，开垦土地。但是澳洲这个流放地经营无方，奴隶劳动效率不高，粮食都不能自给，还得靠外来的接济。后来以节省政府开支为名把囚犯发配给私家去使用，也就出现了变相的奴隶买卖。这个制度当然是相当复杂的，我不能在这里多说了。

为了要说明澳大利亚早期的社会特点，引用一些数字也许是有帮助的。1819年，欧洲人移入澳大利亚大约30年之后，新南威尔士州的人口达到2.6万人，其中1万人是囚犯。占总人口的38.3%；在现今的塔斯马尼亚岛（当时称“万典曼”的地方）的人口达到4270人，其中2190人是囚犯，占总人口的47.1%。1828年，新南威尔士的人口增加到3.6万人，囚犯比例高达48%；塔斯马尼亚人口增加到2万，囚犯比例是38%。如果加上刑满释放的囚犯和囚犯的子女，这个数目要占总人口的3/4，恰巧和1788年最初这批移民中囚犯和押送人员的比例相当。

用强迫性的无偿劳动来进行生产，效率是很低的，而且又由于囚犯中的男女比例悬殊（1828年，新南威尔士囚犯中男女的比例略低于10∶1）引起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不是一个有发展前途的经济，也不是一个健全的社会。也许这时的澳大利亚才真的适用得上“一无可取”的评语。

与此同时，19世纪的20年代，英伦三岛，特别是爱尔兰，出现了大量失业现象，而澳大利亚利用囚犯劳动的弊病在实践里已充分暴露。所以从30年代开始，英国政府就资助那些愿意到海外谋生的人移居澳大利亚，在20年里达到20万人，大大超过澳大利亚已有的居民。就是这股移民的浪潮冲垮了囚犯劳动制，改变了澳大利亚的经济基础。英国政府宣布停止输送囚犯到澳大利亚是1840年，但是事实上到1868年才全部落实，与美国解放黑奴（1863年）几乎是同时。但这不能说是巧合。这类历史前进的步伐并不是出于某些人的慈善和高明，主要还是社会经济条件所决定的。用权力强迫人进行无偿劳动的剥削制度在澳大利亚移民社会里实行了半个多世纪，一共从英国输入了10万个囚犯。这个历史事实给澳大利亚留下的烙印，可能到今天还不能说已经完全消失。

上面我说了一段澳大利亚的早期历史，目的是想找出为什么它很早就没有成为人类活动和发展中心之一的由来。这段历史很容易使人得出一个印象：它似乎是悬挂在某一个主体上的附件。我那位朋友选用appendage这个字来点出澳大利亚的特性，至少对我来说是富有启发的。

这是好运带来的吗？

Lucky appendage是招待我的那位朋友用来描绘澳大利亚的谑词。它曾使我联想起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但细味一番，还是联得不切。陶渊明对遗世独立的世界，淳朴真挚的民情，具有虔诚的向往。而给澳大利亚的这个谑词却不然。一口把它说成是个独立不了的附件，又在前面加上了个“侥幸得到了好运”的形容词。当然，现在用了简笔字，侥幸不分，这个形容词的尖刻性也冲淡了些。全词之意等于是说：这是个不知怎么地交上了好运的小子，是句酸溜溜的话。汰去酸味，说的是澳大利亚靠它地处偏僻，不搅在这多事的漩涡里，倒能独善其身，免遭灾祸，享到了康泰之福。经过了两次世界战争之后，这种看法在澳大利亚据说是相当普遍的。

这种看法在肯定澳大利亚当前的繁荣这方面说是带着甜味的。这似乎也反映澳大利亚人对当前的生活相当满意的意思。我在去澳之前，曾问过香港的朋友对澳大利亚的观感。他说：“澳大利亚没有香港那么紧张，人们似乎很安于其位，不那么热衷于向上爬。说得不好听一些，有点懒洋洋的劲儿。”这个考语的前半句澳大利亚的朋友们大多能表示同意，后半句引起的议论却不少。从我这个第三者看来，那种你死我活、不进即退的气氛在澳大利亚似乎是轻淡些。我在澳大利亚的大学里没有听到过中年教师为保不住讲席而发愁。这是和美国不同的。我私下里也向华人教授询问过，他们同意澳大利亚的生活比较稳定。至少社会的中上层对现状一般是满意的。也许正因为他们看到物质生活比他们为优裕的世界没有他们自己的社会那么安定，所以发生了身在福中之感，说自己的运道不坏。幸与不幸原是出于比较的。

甜味背后常存在着苦味。他们把当前相当满意的生活看成得之于消极性的条件，地理上的偏僻，幸免于劫难等。这些当然是事实。以澳大利亚的欧洲移民来说，除了1942年2月19日日本空军轰炸达尔文港之外，并没有在这个大陆上遭到过敌人的袭击。有人把澳大利亚说成是免受入侵的大陆，这当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200年前英国大批移民来到这个大陆，把原来在这土地上居住的土人，赶走的赶走，打死的打死，不是入侵是什么？自从欧洲移民侵入以后的200年里确是没有任何人用武力打进过这个大陆，占领过这个大陆。日本人在空中扔了炸弹，并没有下降到地面上来。

苦味是来自这一个问题：保得住今后澳大利亚一直是个免受入侵的大陆吗？即使我们不提战争的事，澳大利亚能一直保持它这样的好运道吗？如果把澳大利亚的今天只看成侥幸的结果，那么对未来的澳大利亚就难免忧心忡忡了。这种被动的、消极的看法如果确是相当普遍的话，这里也就存在着甜味变成苦味的可能了。

为什么会有这种看法呢？容许我顺着我的想象力说下去。我首先想到的是澳大利亚特有的历史烙印。我在上篇提到现代的澳大利亚是从200年前建立的囚犯流放地上发展起来的。在早年的欧洲人心目中，美洲和澳洲是不同的；前者是个充满着自由的新大陆，而后者是个被迫劳动的受罪地。在受罪地上能生存下来，能生活下去，能得到好过的日子，对那些不敢对前途存有希望的囚犯们来说，除了“侥幸”二字之外，还能说什么呢？侥幸是预料不到的收获、喜出望外的好事。

说到喜出望外，让我复述一个澳大利亚人所乐道的历史事件：最初在澳大利亚建立的流放地有一千多人。他们的粮食原是指望能靠囚犯们开垦土地来自给的。但是强迫劳动效率太差，过了两年还得靠从英国运粮接济。1790年3月，一艘运粮船半途触礁，已经储粮不足的流放地发生了断粮的威胁。该年4月每人每星期只能配给4磅面粉。正在这绝望的关头，6月3日，远在地平线上出现了一艘挂着英国旗帜的粮船。这条救命船的到达，真正使饿得快死的人喜出望外，永远留在澳大利亚人的记忆中。这条粮船名“朱立阿娜夫人”。

“朱立阿娜夫人”是个救星，但是她之成为救星，正因为那个流放地不能自力更生。救星的背后就是灾难。这应当作为历史的教训传给后代。但囚犯们看不到此，他们额手相庆的是“运道真好”——lucky appendage这个谑词能说不是同样流露出这种得之天助的心情，反映了这流亡地的历史烙印吗？

事实上，澳大利亚的历史当然不是一连串好运的累积，它和其他地方一样，一切成就都是劳动人民双手创造的。但是回头看看，澳大利亚的历史上却并不缺少像在地平线上出现“朱立阿娜夫人”号那种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事迹。这是说，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在困境里出现过多次及时的突破。

先说第一个突破。欧洲移民在澳洲东海岸登陆建立了囚犯流亡地之后，要生存下去，不能老是靠外来的粮船接济。发展农业种庄稼要土地，而东海岸宜于种植的土地却不多。紧靠东部的海岸线有一条山脉，名叫大青山，离海岸近的不到50公里，远的也不过400公里。人口日增的移民被这高墙关闭在狭长的海边上，越来越感到窒息。1813年，定居后25年，终于在悉尼山坳找到了越过大青山的缺口。1815年道路筑通。这是经济上的一个重要突破。山外的沃地千里不仅提供了粮食的产地，而且为第二个突破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第二个突破是在解决用什么特产去换取海外供应的生活必需品。最初澳大利亚输出的只是些像鲸鱼、海豹一类的海产，不仅数量有限，而且也不易持久。移民的社区在30年里增长到了3万多人，靠自力来制造日常用品是有困难的，要到老家去购买又用什么东西去换呢？正在两难之际，他们试验成功了有名的“美利奴”绵羊。这种羊是非洲种和欧洲种杂交成的，特别适应于澳洲内地干旱高温地区，毛厚质高。大青山通道开辟后，山外这片平原正是放羊的好地方。所以到1831年，每年输出的羊毛达到了134万公斤。至今羊毛还在澳大利亚输出品中占着首位，1978～1979年达15亿澳元，占输出的11.2%。19世纪的第一个50年里这两项突破，使人口从1820年的3.4万发展到1850年的40万，增加了十倍多。

刚刚踏进19世纪的50年代，又发生了第三个突破。那就是在新南威尔士的巴瑟斯特发现了金矿。这是紧接着美洲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之后震动当时世界的特大消息。这消息传到我国，成千上万的闽广农民远涉重洋，投身到这个淘金热浪中去。由于澳洲出了个“新金山”，美洲的金山加上个“旧”字。至今美国加州的圣弗朗西斯科还用旧金山作为它的中文地名。其实新旧之间，只差了三年。关于到新金山去的侨胞，我还要另写专篇，在此不多说了。

据说澳大利亚的金矿确是会令人着迷的。从岩石里迸出来的金块有的可以和石卵一般大。当然有多少人拾得到这样的金块谁也不知道，但是只要有人拾到了，那就会激动着人们去碰运气了。四面八方、成千上万的人奔向有人拾到金子的地方，形成一股热潮，所以被称为淘金热。金矿的发现在经济上的突破，可能还没有它所引起人口流动的影响为大。澳洲金矿分布较广，1892年西部的卡尔古利金矿的发现对澳洲西部的开发起着很大作用。

19世纪的淘金热并不能看作科技发达的结果，所以它总是裹着一层浪漫的色彩。真正在澳大利亚经济上发生突破作用的矿产发现是发生在本世纪的50年代。这个突破却没有造成什么热，而是静悄悄地在改变澳大利亚的经济结构，事实上形成澳大利亚人“运道不坏”的物质基础，也可能会成为由甜转苦的引线。

5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通过科学的地质勘查，逐年发现了许多丰富的矿藏，有煤、铁、铜、镍、镁，特别是原子能的原料铀等。矿产总值，1978年比1966年增加了七倍。现在矿产品已占输出总额的 30%，而60年代只占7%。单以铁矿石的输出额来说，澳大利亚已占世界第一位，1978年达9亿澳元；以产量来说是世界第三位，1978年达8300万吨。澳大利亚的铁矿是日本钢产原料的主要来源。现在在澳大利亚流行着的诽语说，这些矿井都已成了日本的飞地。

澳大利亚经过这几次经济上的突破，人民的生活一步步地提高。它曾经在各国每人平均国民收入的比较表上占过领先的地位。那是从1860年，发现金矿后的10年开始的。这个地位它保持了半个世纪，到1910年才被美国和加拿大超过。到70年代又被法国抢了先。目前在这些大国的行列里，它还站在联邦德国、日本和英国的前面。这样看来，澳大利亚的中上人家一般感到生活不坏是有物质基础的。而几次经济上的突破又比较来得及时，容易使人们感到时来运到。这样也就产生了那种顺运遂生的心理，给人家一种懒洋洋安于其位的印象。

谑语有如漫画，一针见血，点出了当前澳大利亚人的那种特有的心理，也就在听者的心头挑起了一个问号，用澳大利亚的话说是，Will she be right？——这样下去，她还行吗？这问题正在绞澳大利亚人的脑筋。我相信问题一旦提出，答案总会有的。

翻过这不光彩的一页

如果按历史顺序写澳大利亚，讲到这个大陆上的人，就得先写土著居民，他们是最早居住在这地方和最早开发这地方的人。我是写旅游随笔，当然可以不必拘泥于这个顺序。同时，我做客方回，澳洲给我的美好印象犹历历在目，加上主人们对我的殷勤优待，余情未已；到了家，自然不会开口就提不愉快的旧事。这是人情之常。

这也许是出于我的多心。我在介绍澳大利亚时，写下这段不愉快的旧事，很可能非但不会引起朋友们的见怪，而且会得到他们的鼓励。他们的先人和我们的先人一样都在历史上留下过值得纪念的功绩，但也做过许多令后人惋惜的错事。前人之过，后事之师，用不着掩饰。在这次访问中，只要一提到澳洲土著过去的遭遇，我所接触到的朋友们没有不深感痛心的。事实上，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澳大利亚人民在对待土著居民的态度上已有很大改变，反映在政治上的是政府对土著居民开始采取所谓“保护政策”。这种改变无论怎样应当肯定它是进步的。在这种情况下，对土著居民问题提出意见，进行讨论，会受到群众的欢迎和注意。一般来说，澳大利亚人民存在着一种对不起土著居民的心理，愿意做一些多少带一点赎罪味道的事，来减轻自己的内疚。这是近年来议会里通过不少对土著居民救济措施的背景。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我的老同学斯坦楠教授。1936年～1938年我和他一起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读人类学。课后在茶室里聊天时，他喜欢讲澳洲土著的情况。他经常用最尖刻、猛烈的言辞攻击当时澳洲的民族绝灭政策。他不仅在茶室里高谈阔论，而且写文章在报纸上暴露当地的实情，还向伦敦政府提出申诉。这个为被压迫民族抱不平的青年学者受到班里同学的赞许。我们这个班里的“老大哥”是后来被誉为非洲肯尼亚“国父”的肯尼雅塔。我和斯坦楠于1938年分别后一直没有过联系。我只是知道他回到澳大利亚去了。

这次我访问澳大利亚，一到堪培拉就打听我这位老同学的下落。他在澳大利亚学术界是个老前辈，已退休好几年了。朋友们告诉我，他从伦敦回国后没有几年就发生日本轰炸达尔文港的事件。他投笔从戎，参与北部领地的防御工作。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在北部领地土著居民在国防上还占一定的重要地位。他多年在土著居民中调查研究，同他们建立了友好关系。他在团结土著，共同抗日的工作上做出了贡献。战后，他回到学术工作岗位，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任人类学教授。他以学术上已有的权威地位和在抗战中赢得的声望，为土著居民争取平等权利数十年如一日。几年前在一次讨论土著问题的学术会议上，他突然中风，虽经医治，但说话和行动至今不能恢复自如。

我和这位老同学相隔43年，能再度握手言欢，对双方都是喜出望外。他潮润的眼睛、哆嗦的双手、喃喃的语音，流露着激动的心情。他的话很多我并不能辨别，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相互的心领神会。我明白他要告诉我的是当年他在伦敦茶室里许的愿，现已成了历史事实。他确是为澳洲土著工作了一生。值得安慰的是，他的辛勤劳动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临别时，他赠送我一本新出版的论文选集《他们没有梦想》。这本书记录下了澳洲土著的苦难遭遇，同时也记录下了澳大利亚各族人民在民族关系上的觉醒。《他们没有梦想》是土著居民对白种移民的深刻评语。这个评语对斯坦楠说是不适用的，因为他是有梦想的，想要实现一个民族平等的澳大利亚。当然这只是个梦想呢，还是将实现的前景，现在还不是做出答复的时候。

有些为澳洲土著抱不平的朋友倾向于把他们在和白种人接触之前的生活描写得美好些，以此来突出白种人所做的坏事是有意义的；但是实事求是地分析这个悲剧，我们也应当看到澳洲土著社会长期不发展，以致在骤然和西方的现代文明相接触时，无以自保的一面。我们固然反对人和人之间讲“优胜劣败”，但同时也要提倡自强不息。我这样说是因为我认为在当今世界上要真正消灭以强凌弱的局面，弱者必须团结起来自力更生地赶上强者；只有在各民族达到事实上的平等时，才能实现一个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和平世界。我们在澳大利亚土著的遭遇里应当得到这个教训。

澳洲土著在这块大陆上已经有3万年的历史。学者们一般都同意，他们是最后冰川期从亚洲移居这个地方的。这时他们已进入了石器时期。这就是说，当他们的祖先到达这个地方时，已经懂得制造石器来进行简单的生产活动，经营狩猎和采集的经济。到目前还没有令人满意解释的是，为什么自从澳大利亚这块大陆和欧亚大陆之间交通断绝后，在这样长的时期里，澳洲土著社会经济基本上没有发展。17世纪初欧洲的航海者“发现”这个大陆时，他们还是“用石器生活的人”。19世纪英国有一千多人到这里建立囚犯流放地时，他们依然用石器生活。以一个个人说，澳洲土著天赋的智力并不低于其他民族，他们传统的艺术更表现了深厚的造诣。但是由于现在我们还没有明白的原因，他们的农业、工业、科学技术都停滞在原始的阶段，结果在现代火器面前他们无力保卫自己而走上了绝灭的道路。

据估计，在白种人来到之前，澳大利亚的土著大概有30万人，到1901年只剩6.6万人，1921年又减少了0.6万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开始回升：1947年是7.3万人，1971年达到10.6万人。最近1976年的普查达16万人，占澳大利亚总人口的1.2%。他们的人口增长率目前是0.2%，如果按这个速率增长，大约32年后可以达到32万，恢复200年前的数字。

在人类学的课堂上讲到民族绝灭时经常被引用的例子是澳大利亚南端的大岛塔斯马尼亚岛（这岛在澳大利亚的位置，有点类似海南岛之在我国）。该岛在1804年英国人建立囚犯流放地时有土著2500人。大约30年后，当地政府决定把这岛上的土著集中起来送到另一个小岛上去，这时只找到了200人。这些人中最后一个是在1876年死去的，正是白种人移民澳洲百年纪念的前12年。

大体上说来，澳洲土著在和白种人接触后的150年中死亡了4/5。如果澳大利亚对土著的政策一直不变，按过去的消亡率计算，现在应当已经绝灭了。

澳洲土著绝灭的过程和北美印第安人似乎有点区别。在北美印第安人和入侵的白种人打过仗，硬是一批一批地死在战场上。在澳大利亚据说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情形。他们的土地是一寸一寸地被白种人侵占去的；他们是一个人一个人被枪杀或是自己贫病而死的。这是一场没有声音的战争，一年一年地到处是战场，到处是死亡。

澳大利亚土著怎样会发生这种形式的绝灭过程的呢？话得分两头说起。澳洲的自然条件，对只能利用石器进行生产的土著来说，既不富裕，也不贫瘠。这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比较干旱，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土著并不能长期定居在一个地方，他们经常要按水源的变动而移动。天然的蔬菜和果实可以随地采集，加上不难捕捉袋鼠和鸵鸟等可充野味，一般说来，日子是容易过的。但是这种经济基础不可能发生人数众多的群居生活。他们分成无数小群，每群不过十人到百人上下，占有一定的土地。随地理上的山川河流的形势，若干小群松松散散地联系成一个地方性的大群。这种大群并没有集中的权力，所以实际上并不能说是一个有组织的、能发挥集体力量的部落。这几万个小群分散在768万平方公里的大陆上，确是地广人稀。他们和平共处，各自谋生，形成了一个帝力于我何有哉的世界。就是这种建立在极低的生产力基础上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引起过许多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搞得焦头烂额的人们的无穷幻想，把他们形容得像陶渊明所描写的桃花源那样美妙。

澳洲土著对他们传统生活是否满意那是另一回事。白种移民一进入这个大陆，他们就遇到了一种使他们这种生活无法继续下去的压力，而且这种压力也显然不是他们原有的传统社会组织和保卫力量所能抵得住的。

据说，押送囚犯到澳大利亚来建立流放地的长官们在出发前受到过训令，必须与当地土人和平相处。但是这些外来的移民不是些自带粮食的游客，他们不但要在这地方自谋生活，而且还要世世代代繁殖下去。他们不能没有土地。主客之间发生了土地之争。土著居民跟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是分不开的，离开了他们原来的土地就不能按熟悉的方式生活下去。如果他们有较强大的社会组织，他们必然会用武力来保卫他们的土地，因而发生战争，和我们在北美和南美所见到的一样。但是澳大利亚的土人没有这样强大的组织，他们一小群一小群地被外来的白种人从他们原有的土地上撵走了。个别的人企图抵抗，被枪杀了。大多是被抛在陌生的地方，漂泊无依，饥寒贫困，一个个无声无息地折磨死去。

最近的30年，澳大利亚人民已有所觉醒，否定了过去那种对土著的民族绝灭政策。澳大利亚的联邦政府和还有较多土著居民的北方领土的地方政府已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政策，保证土著居民对他们现在居住的保留地具有土地所有权，就是说防止有人再掠夺土著的土地。同时还拨款配给他们生活必需品和允许他们享受澳大利亚一般的公民权利，不加歧视。

在法律上承认土著的平等权利并且能在政府收入中拨出一部分经费，用来维持他们的生活，当然应当说是件好事，特别是对照了过去那种民族绝灭政策，更应当欢迎这30年来的转变。但是从长远看这些慈善性质的“保护政策”果真能使土著居民在澳大利亚社会里取得平等地位和发展机会吗？这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现在澳大利亚土著里有两种人：一种人是还在偏僻的地方保持他们小群的聚居生活，留恋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但生活上已经日益西化，依靠政府的配给和资助过日子；另一种人是已经散居在城市里，脱离了他们原有的社会，但事实上也进入不了白种人的社会，在就业上竞争不过白种人，只能以廉价出卖劳动，成为目前澳大利亚都市社会里最贫困的底层。

我的澳大利亚朋友中有不少怀疑政府执行的政策能根本扭转土著绝灭或同化的趋向，认为不靠自己的劳动而依赖救济过日子只能造成一些寄生虫，对个人和对社会都没有好处。但是怎样才能帮助土著居民克服当前文化和经济上的差距，自力更生地发展起来呢？那就是既要帮助又不要包办代替地为土著居民建立起一个经济上能自给，政治上能自治的基础，一个向前发展的台阶，用我们的话说，就是一个民族自治地方。至于怎样实现这个目标，那正是斯坦楠教授下一代人的任务了。我相信澳大利亚的朋友们中一定会有人勇于把澳大利亚历史上这不光彩的一页真正地翻过去。

尽是他乡之客

如果想用“尽是他乡之客”这句成语来表达澳大利亚社会的一个特点，前面还必须加上半句限制词，那就是“除了少数土著居民之外”。澳大利亚土著其实也是外来移民的后裔，但几万年究竟为时太久了。他们被称为土著就意味着土生土长的本地产物。土著是客籍的对称，我在上篇所写的是一回喧宾夺主的故事。所以从现在说来，除了只占总人口1%的土著外，澳大利亚是个移民及其后裔所组成的社会。

这话如果说到这里为止，很难说已道出了澳大利亚这个社会的特点。现代社会哪个不是由来自五湖四海的人聚集在一地子子孙孙繁殖起来的呢？我们如果要说出澳大利亚这个移民社会的特点，还得表明它为期尚短，他乡之客还在不断进入。这是个既年轻又尚未成熟的移民社会。

澳大利亚的历史好就好在起讫分明，段落清楚。以欧洲人进入澳大利亚这个大陆来说，第一批定居的移民到达的日期，有记录可查，毫不含糊：1788年1月26日，共1030人。有了这个日期，我们就可以推算：以30年为一代，最早的这一批传到现在还不到七代，那就是说当前60岁以上的老辈还可以听到他们的老祖父传达初建囚犯地的人的亲身经历。这等于我在幼年听老祖母讲她的老辈所目睹的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故事，绘形绘色，絮絮入微，至今难忘。

在澳大利亚要找个早期移民的后裔，是不容易的事。我在这次短期访问中所遇到的朋友们，如果计算一下，出生在澳大利亚的竟占少数。这固然是我的特殊条件使然，我接触到的大多数是大学里的学者，其中还有不少华人，许多是从国外请去的。但是以人口统计来说，现在的澳大利亚人，出生于海外的，也就是说本人是移民，竟占人口总数的1/5，大约300万人。这些移民的儿女（父母中有一人是移民的），大约有150万人，占过去25年出生的600万人中的1/4。

澳大利亚现有的人口99%是在过去大约200年里从外地来的移民和这些移民的子孙。从1788年起，以后的150年中，入境的移民超过740万人。有计划地大规模吸收移民则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开始的。从1947年起入境移民达350万人。澳大利亚从这年起人口增长率是1.8%，其中0.8%是得自移民。

我在上面几篇里已经讲过早年澳大利亚并不是一块具有吸引力的乐土，甚至被说成“一无可取”的地方。欧洲人移入后30年还只有3万人。到了19世纪中叶才第一次出现移民高潮，20年中达20万人。20世纪初年人口总数不过370万；又过了半个世纪，增加一倍多一些，1950年是800万；直到60年代才超过1000万的大关。由于人口基数过低，所以澳大利亚的人口增长在绝对数字上讲是很慢的。到目前，768万平方公里的这个广阔的大陆上，平均1平方公里不到两人。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一样确是称得上现代发达国家中地广人稀的突出例子，但是这片可以容纳大量人口的地方，却并不是人人可以搬进去的旷野。英国人把它们的国旗插上了这片大陆，英帝国就认为有权占有，守着门、把着关，放多少人和放哪些人进去都得由它决定了。后来澳大利亚成了独立自治的国家，移民入境一直受着政府的控制。

我在前几篇里已经讲过，澳大利亚早年曾是英国流放囚犯的地方。这时的移民是强迫进入的。后来英帝国的统治阶级利用囚犯的无偿劳动开辟了这个“殖民地”；又改良羊种，发展牧业，为英国本土毛纺工业提供优质原料，加上金矿的发现，澳大利亚开始需要更多积极性较高的劳动力进入这个地区。这样才让英国大量普通老百姓移居这个地方，并给他们一部分旅费和谋生的土地。移民人数因此大增，使它的人口从1851年的43万，在10年中增加了一倍多，突破百万大关。但是从百万大关到千万大关却用了100年。这就表明了移民的多少是决定于门开得多大；门开得多大又决定于把门的人的利益。地广人稀只是移民的潜在条件罢了。

英帝国的和后来澳大利亚的统治阶级把守着澳大利亚的大门，放进来的首先是英伦三岛的人，其次是帝国属地的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从这些地方来的人占澳大利亚总人口的90%以上，其余的人中除去大约1%的土著外，是从门缝里挤入的非盎格鲁-萨克逊人，包括我国去的华人。华人最多时超过3万人。他们大多是在19世纪中叶淘金高潮里，被当地矿厂主人转折拐骗来的。中间经过了半个世纪不愉快的历史，到1901年澳大利亚议会公开实行白澳政策，排斥有色人种移入这个大陆。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在澳大利亚历史上是一条重大的分期线。移民政策也从那时起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普通都说，日本在达尔文港投下的炸弹惊醒了澳大利亚人安心自处世界中心之外不受干扰的美梦。睁开眼睛一看，北面尽是些人口拥挤的国家，而自己却以这样少的人拥有这样多的土地。他们不禁要问，这还能保得住多久？再一看，替澳大利亚守了有一个半世纪门的“大英帝国”，在这次战争中已经自顾不暇了。这时他们才觉得人太少了。在舆论界发生了一片告急之声。加快移民成了议会里的主调。

表面上看来澳大利亚在移民问题上从关闭到开放，又在移民的种族成分上放宽尺度，是出于它的安全感。但是仔细看看，却并不尽然，甚至主要原因并不在此。用武力破门而入的做法，在澳大利亚确是发生过，但这已是200年前的事了，在以后的历史里重演的可能性是极小的。但是这个题目是唬得住人的，所以容易不翼而飞，成为舆论之风。在这种舆论背后还有更实际的原因使一些人感到澳大利亚需要更多的人口，那就是战后的经济发展。

澳大利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固然受到一定的损害，在战场上和俘虏营里死亡的达5万个指战员。这数目不能算大。由于澳大利亚本身不是战场，所以也说不上物质上的破坏。另一方面为了支援盟国的军备和受破坏的国家的日用品，它成了一个盟国的供应基地，那就促进了当地的工业发展。我们可以不说他们发了“战争财”，却也不应否认这次战争推动了他们的经济成长。在这个基础上，澳大利亚的经济在战后确是繁荣过一时的。它的经济结构起了根本变化。农业从1946年～1979年增产78%，但是农业人口却逐年降低，现在只占总人口的15%。工业也迅速现代化。战后30年里采掘工业从20%～30%降到10%，制造工业提高到25%，特别是服务性工业达到了65%。这样的发展必然引起劳动结构相应的变化。原来的劳动队伍随着工业的发展大量的被吸收到技术性和收入都较高的工种中去，留下许多非技术的和需要重体力劳动的工种要人接替。这些劳动力不可能单靠人口自然增长来供应，所以必须到海外去招工。应用外来的成年工人是件占便宜的事，因为这个国家并不要负担培养这些工人成长的费用。在本国培养一个工人的成本远较到别国去招一个工人为高。那些大量吸收移民的国家都在这方面沾了别国的光。澳大利亚的企业老板们对此颇有经验。

澳大利亚的工业底子薄，在技术上竞争不过欧美先进国家，在劳动成本上又较东方那些小老虎高，所以在国际市场上，澳大利亚的工业品势必处于劣势。他们只有靠保护关税来开展国内市场，但人少油水就不大。这也是为什么新兴的工业势力不顾国内还有失业队伍而依旧高唱要吸引移民的另一个动机。

这些新兴的经济势力打着国防安全的旗帜把澳大利亚移民的门开大了。1969～1970年度移民人数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纪录，18.5万人。嗣后，虽则逐年下降，去年度还是7万人。这是澳大利亚按计划引入的数目，说明了用移民来加速人口增长还是他们的政策，看来还要继续下去，所以我说澳大利亚这个移民社会还在生长中，尚未成熟。

战后的移民在民族成分上出现了新的特点。战前澳大利亚移民主要来自英伦三岛和英帝国的属地。战后，这些地方供应不上澳大利亚的移民要求了，因此不能不向其他地区吸收移民。首先还是向欧洲的白种人开门，接着也向亚洲有色人种开了一点门缝。以人口统计来看，从1947年～1974年的移民中只有45%来自原属英帝国的白人国家；从欧洲其他地方移入的人占46.3%，其余的8.7%是从亚非拉地区来的。现在澳大利亚人中有140个不同的民族成分，90种不同的语言。

移民的民族成分的变化使澳大利亚人对待移民的态度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过去的移民中虽则有少数信天主教的爱尔兰人一直感到受信基督教的英格兰人的歧视，成为澳大利亚内部政治上不协调的因素，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澳大利亚人总是把他们看成一个澳洲的盎格鲁-萨克逊国家。他们要排除有色人种，而且对一切移入澳大利亚的人都要进行同化，同化于90%以上的英国人，使所有在澳大利亚的白种人都成为Dinkum Aussie（好样的澳仔）。

战后大批不同语言、不同风俗习惯的人涌入澳大利亚，情况也就不同了。这些人并不像浮萍一样一个个不相联系地漂进来的。他们进入后也不像过去一样很多分散在乡村里各自谋生的。他们入境后往往和自己同一地方来的人几十家几百家地一起住在城市里的一个地区。立住了脚跟就到本国去招引亲戚朋友，人数因之越来越多，形成一个保持自己原来语言和生活习惯的社区。现在澳大利亚每一个大的城市里都有同一民族成分聚居的区域。悉尼的马耳他人的聚居区从1947年的750人，现在已超过1.5万人，意大利人聚居区从1000人达到了2万人，南斯拉夫人聚居区也从300人达到2万人。墨尔本的情形也是这样，马耳他人、意大利人和南斯拉夫人都是从几百人发展到了两三万人。战后移入的各个民族的350万人大多就是这样分别聚居在各大城市里。在这种情况下要再提“同化”，那就不太容易了。

1966年有个名叫James Jupp的作家写了一本书《进入的和离去的人们》，公开承认对移民进行同化是做不通了。他提出了澳大利亚面临的是“少数民族问题”。澳大利亚已经不是个民族熔炉，而是个民族拼盘，那就不能再讲民族同化，不得不找一个不同民族和平共处的办法了。

澳大利亚政府适应新情况的要求，1977年成立了澳大利亚民族事务局，作为移民和民族事务部的顾问机构，以促进和发展澳大利亚各民族成分之间的团结。各政府部门设民族联络员处理有关民族关系的事务，雇用翻译人员提供语言服务，帮助不能使用英语的移民。广播电台有多种民族语言广播，我在布里斯班就遇到一位华人教授在协助广播电台播送华语新闻。

澳大利亚这个移民社会还正在发展之中。

198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