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成这个集子的剧本，写于1938年至1950年。第一部，《卡利古拉》，创作于1938年，是看了苏埃托尼乌斯的《十二恺撒传》之后写的。这部剧是为我在阿尔及尔组建的小剧团写的，意图很简单，就是塑造卡利古拉这个角色。初登台的演员有这种质朴性情。再说，当时我二十五岁，正是除了自己，什么都怀疑的年龄。迫于战乱，我不敢奢望，到了1946年，《卡利古拉》在巴黎埃贝尔托剧院演出。

可见，《卡利古拉》是一部演员和导演的戏。当然了，它也受了我在那个时期忧虑的启发。法国批评界倒是非常欢迎这部剧，经常谈论这部哲理剧，大大令我诧异。情况究竟如何呢？

卡利古拉是个相当和蔼可亲的君主，不料他的妹妹和情人德鲁西娅死了，他就发现这样的世界不能令人满意。从此，他就迷上不可能的事情，染上鄙夷和憎恶的情绪，要杀戮和系统地蹂躏所有价值，以这种方式运用他所发现的自由，最终认识到这种自由并不好。他否认友谊和爱情，否认人的基本关系、善和恶。他抓住周围的人讲的话，迫使他们言行一致；生活的激情将他拖向拒绝和破坏，他就以拒绝的力量和破坏的疯狂，将他周围铲平了。

然而，如果说他的真理就是反抗命运，那么他的谬误在于否定人。要毁掉一切，就不能不毁掉自身。因此，卡利古拉闹得众叛亲离，还忠于自己的逻辑，竭力将别人武装起来反对他，最后杀掉他。《卡利古拉》是一种高级自杀的故事，这是谬误的最富人性的也最悲惨的故事。卡利古拉忠于自己而不忠于别人，以死来换取一个明白：任何人都不可能单独拯救自我，也不可能得到反对所有的人的自由。

可见，这是一出智力的悲剧，从中自然能得出结论，这出戏是智力型的。我个人以为完全了解这部作品的缺点。不过，在这四幕剧中，我怎么也找不出哲理来。或者，如果存在的话，那么它也只能停留在主人公这种断言的水平上：“人必有一死，他们并不幸福。”看得出来，这种理念微不足道，我的印象只能同德·拉帕利斯先生和全人类达成共识。不错，我别有雄心大志。追求不可能的事情，对剧作家而言，这个研究课题，和贪婪或通奸具有同样的价值。表现这种追求的疯狂，揭示它的破坏力，突出它的失败，这就是我的写作计划。应当基于这一点来评价这部作品。

还得讲一句。有些人认为我这个剧本很有挑衅性，可是他们却认为，俄狄浦斯杀父娶母是正常的，他们也容忍三人的夫妻关系。不错，这种关系仅仅局限在豪华住宅区。其实，那种一味冲撞而不善于以理服人的艺术，我是不以为然的。万一不幸，我引起物议，那也只能怪我过分喜爱真实。须知一位艺术家，若是摈弃对真实的过分喜好，无异于放弃艺术本身。

《误会》，是1941年写于被占领的法国。当时出于无奈，我生活在法国中央的山区。历史的和地域的这种境况，足以说明我当时忍受的，并且反映在剧中的一种幽居。看这出剧感到窒息，这是事实。不过，那个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呼吸短促。不管怎样，剧本的情境如此黑暗，我同公众一样感到极不舒服。为了鼓励读者看一看，我提出这样的建议：1.要看到剧本的精神不完全是否定的；2.要把《误会》视为创作现代悲剧的一种尝试。

一个儿子不报名字，要让母亲和妹妹认出来，却由于误会被她们杀害了，这就是本剧的主题。毫无疑问，对人类生活的状况，这是一种悲观的看法。但是，对人来说，这也可能同一种相对乐观主义相一致。归根结底，如果这个儿子说是我，我叫什么名字，事情就可能完全不同。这就是说，在一个不公正的、冷漠的世界上，人可以自救，并且救别人，只要拿出最简单的真诚态度，讲出最准确的话。

语言也刺激人，这一点我知道。假如我让剧中人物穿上古希腊人的无袖长衫，也许大家都会鼓掌。让现代人物讲悲剧语言，这恰恰是我的打算。老实说，这是极难的：必须找出一种语言，让当代人物讲起来既相当自然，又相当奇特，能与悲剧声调相吻合。为了靠近这种理想，我试图疏远人物性格，模糊他们的对话。观众应当同时觉出一种亲近感和陌生感。不过对观众和读者，我还不能肯定分寸掌握得很好。

至于老仆人这个人物，他也并非一定象征命运。在这场悲剧中幸存的女人呼叫上帝的时候，是老仆人回答的。不过，这也许又是一种误会。他对向他求助的女人说不，是因为他的确无意帮她。痛苦或非正义达到一定程度时，谁也帮不了谁，痛苦的境况是孤立无援的。

我倒觉得，这些解释没有多大用处。我始终认为，《误会》是一部容易理解的作品，只要大家接受这种语言，愿意承认作者已深深投入其中。戏剧不是一种游戏，这是我坚信不疑的。

《戒严》，在巴黎初演时，毫不费力就得到一致的批评，极少剧本能受到如此全面的抨击。这种结果尤为遗憾的是，我始终认为，《戒严》虽有种种缺陷，也许是我的作品中最像我的一部。这一形象尽管忠实，但是读者也完全由自己决定他们不喜欢。然而，我首先必须反驳几点成见，以便赋予这种评价以更大的说服力和更大的自由。最好应当了解：

1.《戒严》根本不是根据我的小说《鼠疫》改编的剧本。不错，我给剧中的一个人物起了这个具有象征性的名字。既然表现一个独裁者，取这个名字就是准确的。

2.《戒严》不是一部古典观念的剧作。反之，倒可以把它和讽喻剧拉到一起：讽喻剧，在我们中世纪称“道德剧”，在西班牙称“圣事剧”，就是将众所周知的题材搬上舞台演出。我将剧情集中，围绕着我看是暴君和奴隶的世纪唯一活的宗教，我是说自由。因此，指责我的人物是象征性的，根本无济于事。我要认罪辩护。我公开承认的目的，就是让戏剧从心理思辨中拔出来，在我们窃窃私语的舞台上大声疾呼，折服或者解放今天的广大群众。仅仅从这一角度出发，我确信我的意图值得人们关注。一个有趣的现象应当指出，这个表现自由的剧本，既不受右派的专制统治，也不受左派专制统治的欢迎。这场戏，在德国一连演了好几年，可是没有在西班牙，也没有在铁幕后面演出过。关于这出戏隐藏或明示的意图，还有很多话可讲。但是我只想说明，而不想引导我的读者的评价。

《正义者》运气则好得多，相当受欢迎。然而，赞扬和抨击一样，有时则产生于误会。因此，我还想说明一下：

1.《正义者》中所描述的事件是史实，甚至包括大公夫人同谋杀她丈夫的凶手惊人的会面。只应当评价我以什么手法，将真事化为可能之事。

2.这个剧本的形式不应当瞒过读者的眼睛。我力图以古典主义手法，制造剧情的紧张，也就是说，让力量相当和道理相当的人物相对峙。然而，不应当得出错误的结论，认为一切保持均衡，在剧中提出的问题上，我提倡不行动。我毫无保留地赞赏我的两个主人公，卡利亚耶夫和多拉。我仅仅想表明，行动本身有其局限性。只有承认这种局限性，如果必须超越时，至少接受死亡的行动，才是好的正确的行动。我们的世界，今天露出一副令人憎恶的嘴脸，恰恰是因为制造它的人，赋予自己超越这种局限的权利，首先是杀别人而自己不取义的权利。如今在世界各地，正义就是这样成了杀害一切正义的凶手的挡箭牌。

再讲一句，让读者了解在这本书中找不到的东西。我尽管酷爱戏剧，却不幸只爱一种戏剧，不管是喜剧还是悲剧。我作为导演、演员和剧作者，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体验之后，感到没有语言和风格，就谈不上真正的戏剧，即使模仿我国的古典主义戏剧和希腊悲剧，如果不表现全人类的命运简单而伟大的一面，也同样谈不上戏剧作品。古典主义和希腊悲剧，至少是应当效法的楷模，尽管不敢想写出与之比肩的作品。心理分析、趣闻逸事和富有刺激性的情境，作为观众，这些可能令我开心，可是作为剧作者，就引不起我的兴趣了。我也乐于承认这种态度是值得讨论的。然而我觉得在这点上，最好还是原原本本地介绍我自己。读者了解这些情况，如果不想看下去，可以就此打住。至于看了这种态度而不气馁的人，我更有把握能得到他们的友谊；正是这种奇特的友谊超越国界，将读者和作者连在一起，在它没有误会的情况下，就始终是作者的最大酬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