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再没有哪一个人会像弗洛伊德这样，在大众文化中始终盛名不衰，在专业圈里却饱受批判。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作品始终是书店里的长销品种，而借用他的精神分析理论的文字更是层出不穷，尤其是有着文艺趣味的读者很难在这样那样的文艺理论读物里完全避开弗洛伊德的身影。很多人都知道弗洛伊德是人类文明史上最著名的三大里程碑之一：哥白尼发现了“我们在哪儿”，达尔文发现了“我们从哪里来”，弗洛伊德则发现了“我们是谁”。非凡的人物会有一些非凡的自信，这个排名原本是弗洛伊德自己搞出来的。

但我们并不觉得他不够谦虚，的确，就算在心理学本专业的教科书上，弗洛伊德也总是占据着相当的篇幅——尽管在这里更受关注的是他的历史意义，而不是精神分析理论本身的价值。在专业圈里对弗洛伊德最大的责难是在方法论的层面上。尤其在心理学日趋成熟之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感到恼火，因为他们发现，弗洛伊德那些丰富而饶有兴味的理论基本都是无法验证的。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科学哲学的奠基人波普尔把弗洛伊德和他的一位著名同胞一起打上了“伪科学”的标签。

当然，波普尔的论断也许概括不了弗洛伊德那卷帙浩繁的等身著作，但精神分析理论当中迄今仍然能够立得住脚的内容确实已经不多了。

《梦的解析》，这部弗洛伊德最著名的作品，出版于1900年（他特意选择了这个跨世纪的年份），书中的释梦手法和一些专有名词，如今依然被人们津津乐道。我们迄今还在相信着梦境是对我们自身的一种揭示，是对我们潜意识的一种表达，就像弗洛伊德告诉我们的那样，而站在弗氏对立面的研究成果却久久疏离于大众读者之外。

《梦的解析》出版70多年之后，艾伦·霍布森（Allan Hobson）和罗伯特·麦卡利（Robert McCarley）提出了一种崭新的“激活—整合假说”，认为人在熟睡的时候，大脑中一个相对原始的部分会发生一种自我激活的现象，但这只是一些毫无意义的神经冲动罢了，而当一些神经冲动触及了大脑中其他一些负责推理思维等高级功能的部位时，大脑就会把这些毫无意义的信号整合为多少有一点条理的梦境。正是因为这些神经冲动是随机的，赋予意义的过程是勉强的，梦境才总是会呈现出一种荒诞不经的神秘感。

Allan Hobson和Robert McCarley把这个研究发表在了1977年的《美国精神病学杂志》上，并在1989年出版了专著《睡眠》，更加详细地阐释了这一新的梦境理论，而他们阐释得越是详尽，精神分析学派的生存空间也就越窄。尽管“激活—整合假说”伴随着不断的争议和未决的疑问，但往后的二三十年，它的地位的确越来越稳固了。那么我们的问题是：比之弗洛伊德的释梦理论在大众文化当中将近百年的大行其道，“激活—整合假说”除了在专业圈里兴风作浪到无人不知之外，绝大多数的圈外人为什么甚至都不晓得它的存在呢？

答案或许有四：

（1）正如人们对头脑风暴技术的接受一样，弗洛伊德的释梦理论比之“激活—整合假说”更加接近人们的传统认识（后者则完全与传统认识相左）。也就是说，人们总是更容易接受熟悉度更高的东西。

（2）弗洛伊德的释梦理论给了人们一个在科学的面纱下谈论性话题的机会，传统社会规范下的禁忌被暂时打破了，这实在要算是一件刺激而愉快的事情。也就是说，人们总是更容易接受他们愿意接受的东西。

（3）“激活—整合假说”彻底消解了梦境的神秘感，弗洛伊德的释梦理论则恰恰相反，而富于神秘感的东西更容易激发人们的热情。

（4）如果“激活—整合假说”成立，那么释梦的实用性也就毫无容身之地了，而释梦的这种实际指导意义即便仅仅是一种心理安慰，也是人们确实需要的。

总而言之，即便在一个非常需要理性的问题上，人们也总是依靠思维的惯性和情感的好恶来决定取舍，换句话说，专业研究诉诸理性，大众传播则诉诸情感。而情感之好恶往往拒绝理性之真伪。那么，如果向大众推广一种知识，只要照顾到人们的熟悉度，尽量诉诸情感而非诉诸理性，带有一些超越逻辑之上的神秘感，又可以带给人们快感和实用性指导，成功的概率自然就很大了。至于这种知识是否陈旧，是否站得住脚，这倒是无关紧要的。而一种知识若是不符合这些条件，除非它是人们必不可少的，否则就很容易获得滞后的待遇，而滞后的时间往往相当惊人。

令人担忧的是，大众传媒的从业者们若当真有意无意地存了这种认识，那么无论是Taylor等人对头脑风暴的研究，还是Allan Hobson和Robert McCarley对梦的研究，自然都会因为无利可图而不会被提到推广传播的日程表上，大众知识的滞后性自然也就越发明显了。而事实上，许多大众传媒的从业者正是这么做的。

的确，即便在信息自由传播的现代社会，公众获得的知识也往往会比专业研究滞后几十年甚至更长，而大众传媒在理所当然的市场导向当中对目标受众的刻意迎合更是大大加剧了知识的滞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