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书店店庆，把我也算做该做命题作文的人里面。从小到大，最怕，也最不擅长的就是写命题作文，而且这个命题，对我来说，简直难于上青天。道理很简单，虽然三联的书一直都喜欢看，但搜索枯肠，怎么也想不起我和三联有什么关系，严格说是我跟它有点关系——买三联的书，但它跟我没关系。

这么说也有点没良心，因为毕竟还是在三联出过一本小小的随笔集，据说卖的还不错。之所以能在三联出这本书，多半是由于《读书》，这本书是几年来在《读书》上发的东西归堆的产物。《读书》也是三联的，因此，可以说一点我跟《读书》的事。

跟现在很多读书人一样，我也是在沈昌文时代喜欢上《读书》的。那时候，我在黑龙江山沟里一所农业大学教书，有时候也溜出来买点书回去，不知怎么就看到了《读书》，然后就跟很多小读书人一样，爱的不得了，开始订阅，每出必读，边读，还边做摘录，高兴了，还顺手做一点评注。这些东西，现在还在，什么时候翻翻，都会给我添若干欢喜——原来自己当年居然这样！《读书》的作者，李零、秦晖、雷颐、汪晖、陈平原、葛兆光、朱学勤这些人，当时我一概惊为天人，仰慕得脖子都酸。绝对想不到，后来我居然和他们都认识了，而且和其中的某些人还成了朋友，一起呼大叫小，侃天喝酒。多少年后，我到贵州一个小县公干，待在那里百无聊赖，手边没有书看，出来乱转，居然发现在县中学门口的书报亭里，在一堆花花绿绿的时尚杂志中间，有《读书》卖，一问，原来是这所中学的老师，有人一直买。当年的我，就跟这些中学老师一样，是《读书》默默无闻的忠实拥趸。

那时候，我仅仅是一个学了农机却被弄去教党史的小助教，不知道什么叫做学问，更没有想过自己会搞学问，也没有人要求你做学问。所在学校不大，课也不多，时间多，学校周围的山多。图书馆里人文社科的书不多，但也勉强够我读了，或者说，比我当年在农场放猪的时候，一套《鲁迅全集》反来复去看，要强多了。由于时常假装博闻强记，图书馆的人，对我特好，任何地方都随我乱翻，想带出去，打声招呼即可。我经常带本书，几步爬上周围的一个小山上，靠着一棵大树，一待，就是半天，无论看什么书，最近一期的《读书》，肯定会在手边。所读之书，完全性之所至，读之所至，信马由缰，没有一丁点功利的想法，为了写点什么，给自己挣点名声什么的。有点像当年的阮籍，兴之所至，满世界乱走。不过，人家穷途知返，我却懵懂不知，居然乐在其中。后来。跟李零聊天，他说他特怀念插队的时候读书的状态，说那叫读野书。我也有过读野书的时代，只是延续的时间相当长，同龄人都进入做学问时期之后很久，我还在读野书。

当然，在我读完研究生之后，知道了什么叫学问，但还不会做学问的时候，也试着给《读书》投过稿，可惜，全都失败了，投一次，退一次，直至彻底失望。那个时候，我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在《读书》上发一篇文章，当时我有一个跟我一起考研的同事，她最大的心愿是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文章，而我只看上了《读书》。这说明，我其实原本就不是一个正经学者的料。

再到后来，很晚很晚以后，我到了北京，混进了人民大学，这个时候的我，开始不安分起来，看《读书》，有时候居然感到对某些文章不太满意了，腹诽之余，还会说出来。由于职务的关系，认识了一个学校的同事，也是《读书》的老作者杨念群，一次在跟他聊过对《读书》刚登出来的一篇文字的不满之后，没想到这老先生也是好事之徒，居然建议我把这个不满写出来，投给《读书》，这样一来，又勾起了我的馋虫，大胆试了一下，居然中了，估计多半杨念群给我走了后门。不过，从此以后，我一发不可收拾，写了又写，几乎每年都写，就这样，我也成了《读书》的老作者。

由于学界的分化和出版物的众多，今天的《读书》，已经不可能有昔日的地位了，但我还是喜欢它，只要有可能，还是会写点不伦不类的文字给它，因为，《读书》是我读野书的一个纪念，也是我来北京混进学界之后，第一个文字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