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一本随笔集要出版了，写了一年，攒了这么些文字，回过头来一看，哇，这么多。朋友展江跟我说，去年的一年，我的学生给你统计，你的博客每两天更新一次。另一个朋友钱钢夸我说，你是媒体的劳动模范。

为什么要写？为什么写这么多？其实我也不清楚。过去的一年，我的历史写作少了一点，只少了一点点，但是评论的写作却多了很多，其实博客上的东西，仅仅是我所码的铅字一部分，还有相当多没弄上去，因为我觉得，两天一更新，已经够多了。写东西跟下乡的时候修水利，割麦子一样，很累的，不仅是脑力活，也是体力活，如果非要说出一个理由，想来想去，好像只能说这一年，刺激我的事儿太多。很多人对当今权重金多的人不满意，总觉得他们有点退化，为富不仁，为权不仁。其实呢，我倒觉得这些人搞笑的水平的确是提高许多。古代政坛上也有很多搞笑的事，但多少有加工的成分，但是我们今天不然，不用费心加工，原滋原味端出来，就足够棒了。这些年相声小品都在衰落，无论业内人士怎样挣扎，都无济于事，说起来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再怎么努力，其创意和表现都赶不上官场，大家在网上看看新闻，就娱乐无限了，相声小品哪里还能有市场？

当然，光是刺激，也不至于让我这么卖力写作，说到底，还是自己有兴趣。这些年来，看书，写作，已经成了我刻板生活的全部，只要醒着，就得看点什么，看着看着，就想写，写的刺激大体有两个源头，一是书，看到有意思的地方，就写点什么。二是网络，那里面总有让愤怒同时也让你发笑的新闻，逼着你写几个字，去搀和搀和。

回想起来，我写东西习惯的养成，是在文革期间。文革第二年，我一个狗崽子，还惹了学校当家的革委会副主任，被勒令开除。一年之后，这位权势熏天的人物居然被人查出是中右，也倒了台，我得以回学校继续上学。这时候，九大已经开过了，学校的学生说是复课闹革命了，但不知怎么人人都要写大批判文章。说起来，我所在的年级，是七年级，已经是初中了，但同学中会写字的人不多，能把字串起来，看起来像个文章的人，就更稀少。于是，很多人都盯上了我，我这个狗崽子就得一次次地给所有出身好的同学写文章，所谓的文章，就是把一些口号连起来，看上去是一张纸上满满的字，还可以慷慨激昂地念出来。由于有用，同学对我的态度也有了一点变化，不再那么横眉怒目，讽刺挖苦，我的自我感觉也随之好了许多。接下来，学校也要以学校的名义出板报，写大批判文章。小地方，实在人才缺乏，不得已，也找到了我的头上，让我加入学校大批判组，每周出一期黑板报。由此，我的处境大大改善了，一些总喜欢欺负我的贫下中农子弟，看到我经常出入校办公室，也不敢轻易动手了。

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学校唯一的大学生教师，革命警惕性还比较高，特意安排两个出身好的同学，跟着我做，意思是一旦他们学会了，就可以取而代之，让我靠边站，免得宣传大权总落在我这个狗崽子手里。可惜，这俩宝贝不争气，简单的报头，粉笔画，美术字，就是学不会，至于文章就更不用说了，无论如何都写不了。就这样，一直到九年级，按当时的学制，算高中毕业了，学校的“宣传大权”还一直掌握在我的手里。而且后两年环境有所宽松，学校搞文艺活动，所有的脚本，都从我这里出，什么快板书，对口词，歌咏比赛串词，最后连相声，话剧我都写，写了学校宣传队就演。

到现在，我也不认为当年做过这个，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一个天天挨欺负的狗崽子，突然被人找去写大批判文章，至少在当时是件令我感到庆幸的事。人活在世界上，总希望被人看得起，越是在处境艰难的时候，越是这样。那年月，我批判了很多人，很多事，这些人和事我都不认识、不知道，反正报纸上批，我们就跟着，也歌颂了很多人，很多事，我也同样不认识、不知道，但我一样歌颂得昏天黑地。每次写这种昏天黑地的东西，我都满怀热情，尽量写出花样来。就这样，我的手指头，被磨出了老趼，养成了读书和写作的习惯。

再后来，我读的书，起了作用，开始质疑自己歌颂的某些东西，发现其中的伴随虚假的残忍，结果，轮到自己结结实实挨批判了，差点进了监狱。在农场连队放猪的时候，我积习不改，依然写，不让出板报就给报社投稿，每次要被采用的时候，报社会来信到农场宣传科调查一下作者，我总是过不了关。但还是写，写完了随手一丢。

当年的文字，已经没有了，我呢，成了一个卖文为生的人，尽管有时候有点累，但总的来说，活得还算不错。只是，我当初盲目歌颂和批判，变成了今日有意识的愤愤不平。李零先生总说要送我一个字：不平，用来搭配我的名字。而且他真的送了我一幅字，上书谭嗣同的诗句：河流大野犹嫌束，山入潼关不解平。我挂在了客厅的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