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我们还有机会一起重温这次经历，重温这部伟大的史诗，重温西藏的历史与文化，看看当一个世界还存在着多元而丰富的文化的时候，该是一件多么有意思的事情。

一部活着的史诗。

我要从一首诗开始：

智慧花蕊，层层秀丽，少年多英俊，观察诸法，如钩牵引，扣入美女心，彻见法性，明镜自观，变化千戏景，作者为谁，乃五髻者，严饰住喉门。

在西藏，更准确地说，是在藏族人传统的写作中，无论即将展开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题材，也无论这本书是什么样的体裁，一定有这样的诗词写在前面。这首诗是藏族一本历史名著《西藏王臣记》开篇时作者写下的赞颂词，作者是五世达赖喇嘛。这首诗是献给文殊菩萨的，进过寺院的人应该都熟悉这位菩萨，他和另一位菩萨普贤，常常跟释迦牟尼佛并立在一起，所谓左文殊，右普贤。一个骑狮，一个乘大象，骑乘的动物与方位，是辨识特征。为什么要赞颂文殊呢？因为他是智慧的象征，又称自在之王。赞颂他，是祈望得到他神力的加持，开启才智，以便写作顺畅并充满洞见与真知。

我所要展开的话题，并不专注于宗教，而更多的是作为中华文化组成部分的藏族历史与文化。之所以这样开场，无非是想向大家说明，文化并不只是内容的差异，还包括了形式上的分别。很多时候，这种形式上的分别更为明显也更为重要。外国人出了一本书，无论是学术著作还是文学作品，往往会在扉页上写一行字，一般是献给某某人，这个某某或者是作者所爱的人，或者是在写作这本书时给予过他特别帮助的人。但这样的赞颂词并不是这本书整体中的一部分，而是传统的藏族知识分子的在写作中每本书都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这说明了一个问题，在藏族人传统的观念中，写作是一件具有“神性”的事情，是探寻人生或历史的真谛，甚至是泄露上天的秘密。不过，这个秘密有时是上天有意泄露出来的，通过一些上天选中的人透露出来。所以，一个人有了写作的冲动时，也会认为是上天选中了自己，所以要对上天的神灵顶礼赞颂。

我所要讲的《格萨尔王传》不是一部文人作品，而是一部在民间流传很广很久的口传文学作品。故事的主人公格萨尔本来生活在天界，看到人间的纷乱与痛苦，发大愿来到人间——不是电视剧中那样直接地驾着祥云下来，而是投生到人间来，像凡人一样成长，历经人间各种艰难苦厄而后大功告成，最后又回归天界。这部作品不是一部正经的历史书，但研究这部史诗的专家们得出了—致结论，相信这个故事还是曲折反映了西藏的一些历史事实。但在民间，老百姓的兴趣往往不是真实的历史，而是艺术化的历史。这一点，在别的民族文化中也何尝不是如此。在汉族文化中，比如玄奘取经的过程变成《西游记》的传奇故事，《三国志》演变成《三国演义》，以及今天在影视剧和网上写作中大量出现的戏说式的作品其实反映了人们的一种心理，愿意知道一点历史，但真实的历史又过于沉重，于是，通过戏仿式的虚构将其变“轻”，变得更具娱乐性。我认为这其实反映出人的一种两难处境，我们渴望认识世界，洞悉生活的全部秘密，但略一体察，生活沉重的、无序的一面又会让我们因为害怕压力与责任而迅速逃离。所以，我们往往装扮出对生活的巨大热情，但当生活呈现出一些我们并不希望的存在时，我们就会假装什么都没有看见。其实，人不可能从真实的生活中逃离出去，于是，就在文艺作品中去实现，今天，网络时代提供的更多的匿名的、游戏性的空间使人们在艺术之中也找到了新的逃离的可能。在今天，人类用一些方式把不想看见的事实遮掩起来的智慧正在得到空前发展。

《格萨尔王传》是一部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演绎出来的作品，只不过其中历史的身影更为稀薄难辨。好多研究者都告诉我们，从历史到演义，都有一个从民间的以话本方式流传，到最后经文人整理定稿为小说的漫长过程。而《格萨尔王传》经过了一千多年，还处于由不同的民间艺人在民间自由流传的阶段。这部史诗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曾有人把不同艺人演唱的不同版本记录下来，所以也就出现了许多不同的文字记录本，但是，这些记录本并没有使这部宏伟的史诗在民间的口传，以及于口传中的种种变异停止下来。有两张照片是我在准备《格萨尔王》前期，在四川甘孜州的色达县见到的两个说唱艺人。我见到的这种人物太多，都忘记他们的名字了。这位妇女没有文化，她在放牧的时候捜罗花纹奇异的石头。在收藏很热，热到什么都有人收藏的今天她搜罗这些石头，是为了奇货可居吗？不是，她甚至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奇石收藏。她声称，每一块石头对她来讲，就像是一块电影屏幕。当她祈祷过神灵，手托任意一块石头，格萨尔故事中的某一个片段就呈现在眼前，她就半闭着眼睛开始吟唱了。这位老者像老僧坐禅一样，安坐在自己家中，沉默寡言，但一旦灵感降临，立即就是另外一种状态了。什么样的状态呢？一个法国人在差不多一个世纪前也接触到这样的民间说唱艺人，他说：“是神灵附体的激情状态。”

在前面，我有过“神性”写作的说法，藏族民间的口传文学也具有相同的特点。说唱艺人相信演唱能力是神所赐予，其方式对今人来说就显得十分神秘。比如那个妇女，没有文化，不识字，却具有杰出的演唱才能。没有文化或文化水平很低下的人们演唱时，使用的不是日常口语，而是韵律铿锵协调的非常古雅的书面语言。法国藏学家石泰安说：“口头的唱本是通过到处流浪的职业歌手或游吟说唱艺人进行传唱。一些人可能了解全部史诗或大部分章节，另一些人可能仅了解其中的一部分。如果邀请他们吟诵，他们可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背诵吟唱。”

在藏语里头，把这样的民间说唱艺人叫做“仲肯”。仲，是故事，肯，就有神授的意思，意译一下就是神授的说唱人。就是这些人，让这个故事在青藏高原从事游牧与农耕的藏族人中四处流传。

除了说唱艺人，我还遇到一种用笔书写格萨尔故事的人。就在前面介绍的两位说唱艺人所在的那个色达县，我就遇到了这样一个喇嘛在书写新的格萨尔故事。人们会说，那么，他是个跟你一样的作家。我想如果我同意，那个喇嘛自已也不会同意这种说法。第一，他专写格萨尔故事；第二，他不认为故事是写出来的。故事早就发生过，早就在那里，只是像宝藏深埋于地下一样埋藏在心中。一个人的心灵就像一个富含宝藏的矿床。他所做的，只是根据神灵的某种神秘开示，从内心当中，像开掘宝藏一样将故事开掘出来。这种人，被格萨尔研究界命名为“掘藏艺人”。2006年夏天，我和两位国内权威的格萨尔研究专家去访问过这位喇嘛，他刚刚完成了一部新的作品，更准确地说，刚刚成功地完成了一次“掘藏”，坐在禅床上时人显得虚弱不堪，与我们交谈时嗓间低沉沙哑，但是，谈到从他笔端涌现出来的新的格萨尔故事时，他的眼睛中发出了特别的光亮。

如果作一个简单的总结，我们可以说，这是一部有着神性光彩的活着的史诗。

最长的史诗。

我所以要说这些话，是因为我用现代小说的方式重写了史诗《格萨尔王传》。大家已经知道，这个故事在青藏高原上的藏族人中已经流传一千多年了。我不过是在这漫长的历史与宽广的大地上成长起来的难以计数的故事讲述人中的一个。这个名叫《格萨尔王传》的故事，在学术界有着不同的命名，有时叫做神话，有时叫做史诗。其实，在有关于人类远古历史的那些传说中，史诗和神话往往是同一回事情。作家茅盾说史诗是“神话的艺术化”，就是这个意思。这部史诗至今在世界上保持着两个世界纪录，前面已经说到了一个纪录——活着的史诗。现在来谈第二个纪录，《格萨尔王传》是全世界最长的史诗。

这部史诗在青藏高原上虽然流传很长时间了，但被外界发现、认识并加以系统研究不过是两百年左右的事情。在此之前，分别有其他国家的史诗曾经保持着最长史诗的纪录。大家知道，今天这个世界的文化是以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化作为主流的，而欧洲文艺复兴的精神源头在古代希腊。于是，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说到史诗就是希腊史诗。希腊史诗的代表作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相传这些作品那时候是由一个叫做荷马的盲眼诗人所吟唱，他携带着一把琴，四处流浪，所以，又叫做《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共一万五千六百九十三行，《奥德赛》一万二千一百一十行。《荷马史诗》在世界上影响巨大，直到今天，这些故事还在不断被改写。改写成舞台剧，好莱坞大片，改写成小说，比如《奥德塞》中奥德修斯的故事被加拿大著名小说家阿德伍德改写成了小说《珀涅罗珀》，并以此作品参加全世界有近百位作家参加的一个国际写作项目“重述神话”。我也是这个计划的参加者之一，用长篇小说（格萨尔王》和全世界众多优秀作家一起参与“重述神话”的活动。

《荷马史诗》之后，随着人们视野的扩展，人们又发现了印度的两大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最精短的本子有三万多行。《摩诃婆罗多》则长达二十多万行。印度伟大的诗人泰戈尔曾说过：“如果说有某一部作品把喜马拉雅山那么高洁的普遍理想和大海一样深邃的思想同时进行了概括的话，那就只有《罗摩衍那〉。”刚刚去世不久的季羡林先生，在七十岁左右还亲自完成过一个《罗摩衍那》的新的中文译本。

现在已经历数了四部最著名的史诗，再加上世界上最早的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统称为世界的“五大史诗”。这部史诗是于1872年由英国人从巴比伦废墟里挖掘出来的，故事用古代巴比伦人的文字刻写在泥版之上，本身已经残缺不全，我们已经无法窥见全貌，而且，那种文字，除了极少极少的专家，已经无人能够辨识了。但是，它出自古代巴比伦，产生的时间应该是最早的，所以，也在五大史诗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格萨尔王传》呢？法国藏学家石泰安在《〈格萨尔王〉引言》一文中说：“欧洲在1836年到1839年间首次通过译文了解到这个传奇故事。”1836年，《格萨尔王传》的译本在俄国圣彼得堡出版，但系统性的研究还要差不多一百年后才正式开始。不然，“五大史诗”可能就要被叫做“六大史诗”了。之所以如此说，当然不是出于简单的民族情感，要把自己文化中所有的东西都无条件视之为伟大。在我的研究与写作过程中，这种情绪是我一直提醒自己要随时克服的东西。知识会成为学养，学养会帮助我们消除意识中那些因短视与狭隘而引发的情绪。我想，开场时讲到的那样的著作者所以要通过赞颂菩萨，也是希望获得这样的洞见的力量。藏族人给多学多闻多思的人一个美称叫“善知识”。如果我要称颂什么，我就称颂符合这个标准的“善知识”。

但《格萨尔王传》真的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即在史诗中至少是长度第一。有多长呢？上百万行，一百五十多万行。关于更具体的数字，不同的资料有不同的说法。为什么在统计数字上有如此的出入呢？这是因为，与前述那些史诗不同，这部作品主要是通过许多民间艺人的口头演唱在民间流行，这些民间艺人就是古代所谓的行吟诗人。不同的艺人演唱时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稿本，即便是演唱同一段故事，不同的艺人都有不同的想象与不同的发挥，整理成固定的文本时，首先就有了长度的差别。

更重要的，前面说过，这部史诗还活着，还在生长，还在产生新的部分。格萨尔还是那个叫做“岭”的国家的国王，还在率领那个国家军队东征西讨，斩妖除魔，开疆拓土。也就是说，这个故事的篇幅还在增加。

史诗过去是由行吟诗人演唱的，《伊利亚特》与《奥德赛》叫做《荷马史诗》，就是因为是由那个瞎眼的荷马，在古希腊那些不同的城邦国家间演唱出来的。我们知道，古代希腊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好多个城邦国家组成的。这些城邦国家时常需要联合起来共同抵御外来势力的入侵。与此同时，这些城邦之间也上演分合不定，时战时和的大戏，但行吟诗人和他的故事却自由地穿越着这些城邦，成为他们共同的辉煌记忆，但这种记忆已经凝固为纸面上的文字。而巴比伦的史诗已经凝固为今天已经很少有人能够辨识的泥版上的文字。唯有《格萨尔王传》还在生活于青藏高原上的藏族人中间，在草原上的牧场，在雅鲁藏布江，在黄河，在金沙江，在所有奔流于高原上的大河两岸的农耕村庄里由不同的民间艺人在演唱。

直到今天为止，格萨尔故事的流传方式依然如此，没有什么改变。史诗仍然以其诞生之初就具有的流传方式活在这个世间，流传在这个世间。就像著作者在写作之前会首先用赞颂词的方式祈求神佛菩萨的佑助，这些演唱者“头戴一种特殊的帽子”，并以一首特殊的《帽子歌》来解释这顶说唱帽各个部分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他们所以这样做，除了希望得到神灵的护佑，更重要的是一种宣示，告诉人们，这部史诗的演唱因为有神的授权或特许，与民间那些纯粹娱乐性的演唱间有着巨大的区别。长此以往，演唱者们的演唱开始时就具有了一些固定的程式。

说唱艺人都有的这顶特别的帽子，藏语里叫做“仲厦”。大家已经知道，“仲”是故事的意思，而这个“厦”的意思正是帽子。那么，这个帽子就是说故事时戴的专用帽了。这里有一张照片，20世纪30年代由一个外国人摄于尼泊尔。而这一张说唱帽的照片是我在康巴草原拍下的。在正式说唱史诗的故事部分之前，演唱者会赞颂这顶帽子，因为这顶帽子上每一个物件与其形状都是某种象征。他们会把帽子比作整个世界，说帽子的顶端是世界的中心，其他大小不同的装饰物，或被比作江河湖海，日月星辰。有时，这样的帽子又被比喻成一座宝山，帽子尖是山的顶峰，而其他的装饰与其形状，则分别象征着金、银、铜、铁等丰富的宝藏。之后，就可以由此导入故事，说正是由于格萨尔王降伏了那么多妖魔鬼怪，保卫了蕴藏着丰富宝藏的大夺，如今的人们才能安享这些宝藏中的无尽财富。上述材料，转引自格萨尔研究专家降边嘉措先生的专著《〈格萨尔〉初探》。我本人也观赏过好些“仲肯”的演出，但在我这次讲座中，但凡可以转引专家们研究成果的地方，我将尽量加以转述。为什么要如此呢？除了《格萨尔王传》这部伟大的史诗本身，我还想让公众多少知道一点国内外研究这部史诗的人并分享他们研究的成果。作为一个作家，：我很认真地进入了这个领域，但我知道，当我的小说出版，当这个讲座完成，我就会离开这个领域，而进入一个新的题材领域。而这些研究者，他们还会在这个领域中间长久地坚持。转引他们的研究成果，是我充实自己的方式，也是向他们的劳动与成就表达敬意的方式。降边嘉措先生还在他的文章中告诉我们：“这种对帽子的讲述，成了一种固定的程式，有专门的曲调，藏语叫‘厦协’。”

“这种唱词本身就同史诗一样，想象丰富，比喻生动贴切，语言简练优美，可以单独演唱，是优秀的说唱文学。”

史诗的发现。

“发现”，这对我来讲，是个有些艰难的话题。不是材料不够，或者线索的梳理上有什么困难，而是这个词本身带来的情感上的激荡。我们自己早就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也早就意识到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不然，我们不会有宗教，有文学，有史诗，所有这些精神性的存在，都是因为人意识到自己在地球某一处的存在，意识到这种存在的艰难与光荣而产生出来的。描述这种存在，歌颂这种存在，同时，也质疑这种存在。

从这个意义上讲，《格萨尔王传》也是意识到这种存在的一个结果。我们可以说，自这部史诗产生以来，就已经被演唱的人，聆听的人，甚至那些留下了文字记录本的人所发现。问题是，自哥伦布们从伊比利亚半岛扬帆出海的那一刻起，这个世界的规则就开始改变了。在此之前，一种文化，—个民族，一个国家只需要自我认知，即是发现。但从这一个时刻起，这个世界上的不同文化便有了先进与落后的分别，强势与弱势的分别。从此仅有自我认知不行了，任何事物，都需要占有优势地位的文化与族群来发现。所以，印第安人在美洲生活了几千年，但要到15世纪等欧洲人来发现。中国的敦煌喧腾过，然后又在沙漠的包围中沉睡了，还是要等到欧洲人来发现。

《格萨尔王传》的命运也是一样。

前面说过，法国藏学家石泰安把发现这部史诗的日子定在1836年，标志是其部分章节的译本在欧洲出版。非常有意思，这个译本是根据蒙古文翻译的。也就是说，在欧洲人的发现之前，这部藏族人的史诗已经被生产方式和宗教信仰都非常接近的蒙古人发现了。但这个发现不算数。所以，要直到欧洲人来发现才算是发现。于是，就像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事物被发现的时间点一样，这个时间点也是由欧洲人的眼光所及的时间来确定的。在这里，我陈述的是一个事实，从殖民时代一直延续到后殖民时代的基本事实，而并不是对石泰安先生个人有什么不满。相反，他个人在藏学和格萨尔研究方面卓有建树，他于1959年在法国出版的《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研究》一书，长达七十余万言，也是我初涉这个题材领域时的入门书之一。

下面我来说说，汉语世界发现这部作品的过程。

这里使用的材料，主要引自四川社科院研究员任新建先生的文章。关于国外发现格萨尔故事的过程，任先生给了我们更详尽的说明。1886年，俄国人帕拉莱斯在蒙古旅行时，发现了这部史诗的蒙文本，后来在圣彼得堡出版的译本就是这个人搜集来的。直到1909年，法国传教士在拉达克（今属印巴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捜集到两本藏文本，翻译后在英属印度出版。1931年，法国女探险家大卫·妮尔夫人从四川方向进入西藏，就在林葱土司家中借阅了土司家珍藏的《格萨尔王传》手抄本，在接下来的行程中，又在今天的青海玉树地区记录到一个说唱艺人的唱词。后来，她将这些内容整理成书，以《岭·格萨尔超人的一生》为名，在法国出版。这虽然不是《格萨尔王传》的原貌，却也比较完整地介绍了整部史诗的大致轮廓。20世纪50年代后，国外的格萨尔研究才有了巨大的进展，涌现出了一批卓有建树的“格学”家。前述法国的石泰安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

我们说，在今天这个时代，“发现”的意义不再是自我认知，而是来自更为强势的外界的发现。地区与地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如此，不同的族群与文化之间也是如此。所以，我们谈流传于青藏高原的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的发现，既是指被中国以外的西方世界发现，也是指在中国居于主流地位的汉文化对这部史诗的发现。

与西方的发现相比，这是一个优美的故事。

时间要回到上世纪20年代末，一位在四川一所中学教授四川乡土史的老师放下了教鞭，受邀前往康区，也就是今天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考察。后来，我也曾为考察《格萨尔王传》的流传多次前往这一地区。所不同的是，我是驾驶性能可靠的越野车前往，而这位叫做任乃强的先生前往的那个时代，这十几万平方分里的土地上还没有一寸公路。但这位先生，在1929年到1930年一年时间里，先后考察了沪定、康定、道孚、炉霍、甘孜、新龙、理塘和巴塘等十余县。据任先生自述：“所至各县，皆周历城乡，穷其究竟，鞍马偶息，辄执土夫慰问，征其谈说，无论政治、军事、山川、风物、民俗、歌谣……皆记录之。”后来这些记录文字陆续在内地汉文报刊发表，其中就有关于《格萨尔王传》的介绍。

此前，汉族地区也有关于这部史诗的流传，但人们满足于道听途说，而未加考证，便妄下断言，认为是藏族人在用一种特别的方法传说关羽关圣人的故事，后来又以为是藏族人在用藏语传说三国故事，便命名为“藏三国”或“蛮三国”。任乃强先生第一次于1930年用汉文发表文章，从而向汉语世界的读者表明，这部被称为“蛮三国”的作品，实为流传于藏族民间的一种“有唱词”的文学艺术，内容“与《三国演义》无涉”。并且，他还在文中模拟演唱者的语调翻译了一段。

在这次考察活动中，任先生不仅收获了许多文化成果，更发现在被视为“蛮荒之地”生活的康巴藏人“有内地汉人不及的四种美德，即仁爱、节俭、从容、有礼”。他感到，在真正认知这个民族时，还有语言上的隔阂和民族心理差异这两个障碍需要跨越。他以为，找一个藏族人为妻可能是跨越这两大障碍的最方便办法。于是，他便请人做媒说亲，娶得新龙县藏族女子罗珠青措为妻。而他最初介绍到汉族地区的格萨尔故事，就是在其历时七天的藏式婚礼上，根据妻子的大姐在欢庆时刻的演唱所作的记录。

我这个故事，来自任新建先生所写的回顾《格萨尔王传》研究史的文章。而任新建先生，正是任乃强先生和罗珠青措的儿子。任新建先生子承父业，在藏学研究上有很高的成就。

对一个作家来说，对一个虚构性的传奇故事进行再一次的虚构，并从这个宏伟的故事框架中，时时窥见到历史依稀的身影，是一种非常奇妙的经历。正因为有一个古老的故事在先，我的虚构又不是信马由缰，时时让我回到实实在在的历史现场与文化氛围中间，整个写作过程成为一段庄重的学习历程，使自己感情充实精神丰满，也许，我们还有机会一起重温这次经历，重温这部伟大的史诗，重温西藏的历史与文化，看看当一个世界还存在着多元而丰富的文化的时候，该是一件多么有意思的事情。

现在照应一下开篇，解释一下开篇时所引的那首诗体的赞颂词。这首赞颂词的汉译者是刘立千先生，一位对西藏学有深厚造诣的汉族学者。他说，这首诗前三句是说文殊菩萨妙智无穷，如绽放的花朵层层无尽展开。这样智慧的花朵吸引我们犹如英俊少年牵引少女的心灵。刘立千先生指出，这是运用了藏族修辞学著作《诗镜论》上的形象修辞手法，用经过比喻的事物，再去比喻另一事物，就是比喻中套着比喻。这也说明，不同的文化所哺育的不同的语言，总有着别种语言没有的特别感受与特别的表达，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多元文化的存在才使这个世界显得丰富多彩。

补记：

其一，这篇稿子本是为上电视讲坛而作的，但后来没有做成，后来拿到南京与珠海的文化讲坛上讲过；其二，不说尚未再版，我想总是会再版的，那么就预作一个后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