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使宏大的概念不至于空洞，不至于被人盗用或窜改，我们还得回到一个一个人的命运，看看他们的经历与遭遇，生活与命运，努力或挣扎。对一个小说家来说，这几乎就是他的使命，是他多少有益于这个社会的唯一的途径，也是他唯一的目的。

全秀贞女士来电话，告诉我小说集《格拉长大》已经翻译完成，即将在韩国出版，这是令人感到兴奋的消息。对用中文阅读我小说的读者，我大致是了解的，了解他们为什么要阅读我的作品。小说里有哪些因素——文学的与非文学的——会让他们感到兴趣。但是，当一个新的译本出现，也就是说，有一些新的读者将要用一种我完全不懂的语言来阅读我的小说时，我的感觉总是有些奇异的。小说在另一种语言中将发出什么样的声音？以什么样的节奏使感情流露？更重要的是，他们为什么要阅读我的小说？希望更多地了解这个世界，还是仅仅出于好奇？或者，本来是从好奇开始，却因为得到某种深入的途径而产生了同情与理解？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我正在中国首都的大街上顶着寒风行走。这个电话，还有这个电话所引起的诸多猜想，显然提高了我内心与身体的热度。一个人在一个不太熟悉而且体量巨大的城市里会自然产生出孤立之感，但是这个电话带来的消息，使我再一次确认，一个人还是有办法与整个世界产生某种使人心安的联系。

全秀贞女士在电话中交代，韩国读者对这本书还很陌生，希望我写点什么给我另一种语言中的这些读者。

在我理解，她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个是说，他们对我这样一个异国的小说家并不熟悉——虽然，这是我在韩国出版的第二本小说：再一个，我想她的意思更是说，这种语言的读者对小说所表现的那些人与事更为陌生。所以，我得对这些可能的读者说点什么。但是我真能说些什么吗？我在小说里写了一些人，这些人的一些事，这些人生存于一个在如今这个世界上说起来都显得非常遥远的地方。这个地方叫做西藏。

于是，问题接踵而至，西藏又是什么？

也许读者有理由希望我用一两句话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们，但我因此面临一个巨大的困窘，因为我无法明白地告诉大家，西藏是什么，或者什么是西藏。我只能说，西藏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地方。就像韩国在一个地方，美国也在一个地方，法国、英国、日本又是在另一些地方。西藏也只是这世界上一个地方。是地方，就会长树，长草，树会结果，草会开花。草与树的海洋中，有人会沉浮其间。那些人大多数都在为基本的生存而努力，而并不如外界所想象——那里的人都是一些靠玄妙的冥想而超然物外的精神上师。须知，精神上师们也有基本的生物需求。对首先需要满足生物需求然后才能丰富情感，发展文化，进而认知世界的人来说，西藏的自然是相当悭吝的，因而人的生存也就更为艰难。但是，偏偏有很多人愿意把这个高远之地想象成一个世外桃源，并给这个世界一个命名——香格里拉。当全世界都在进步时，更有人利用这种想象，要为西藏的不进步、保守与蒙昧寻找同情，寻找合理性。

本来，我只是作为一个藏族人，来讲述一些我所熟悉的那些西藏人的故事。这种讲述本来只是我个人的行为，但当西藏被严重误读，而且有着相当一些人希望这种误读继续下去的时候，我的写作似乎就具有了另外的意义。

我曾经就生活在故事里那些普通的西藏人中间，是他们中的一员。是现代的教育，是写作使我的命运有了比他们更大的变化，但我不可能远离他们。于是，我把他们的故事讲给这个世界上更多的人。民族、社会、文化，甚至国家，不是概念，更不是想象。在我看来，就是一个一个的人的凝聚。所有这些人的集合，才构成那些宏大的概念。要使宏大的概念不至于空洞，不至于被人盗用或窜改，我们还得回到一个一个人的命运，看看他们的经历与遭遇，生活与命运，努力或挣扎。对一个小说家来说，这几乎就是他的使命，是他多少有益于这个社会的唯一的途径，也是他唯一的目的。当然，还有很多因素会吸引一个小说家，我们讲述故事所依凭的那种语言的秘密，自在的也是强大的自然，看似稳定却又流变不居的文化，当然还有前述那些宏大的概念，但人才是根本。依一个小说家的观点看，去掉了人，人的命运与福祉，那些宏大概念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对一个小说家来说，人是出发点，人也是目的地。

小说家就是用这种方式努力地接近真实。不是从表面的事实，而是从人的立身之本来把握真实。

有很多的学科在研究此地与彼地，此种文化与彼种文化的不同，但是，我以为，一个小说家却应该致力于寻找人类最大限度的共同点。历史的必然与偶然决定了不同国度的不同命运与不同的发展水平，文化基因的差异造成了不同民族的不同面貌，但人类和人，最根本的目的，难道不都一样吗？

西藏从中世纪以来，上千年的时间，人们的生活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命悄然凋零，历史却还在原地踏步不前。我想我是幸运的，当我出生之时，变化开始了，前进的脚步加快了。更有幸的是，我成为了一个这种进程的亲历者，同时又是一个观察者与记录者。

我当然很高兴把这些记录呈现给更多的人。

在此，我想预先对即将与这本书相遇的韩文读者表示衷心的感谢。我曾在我小说的读者，特别是外文版读者中，遇到了一些读了我的书后不高兴的人，因为我说出了一个与他们想象，或者说别的一些人给他们描绘的不一样的西藏。我因此冒犯了他们。他们希望知道的那个西藏没有世俗的忧虑与艰难，有的只是虔敬而不掺杂任何现实考虑的宗教追求。他们不想知道还有另一个西藏。好在，大多数的读者不是这样。我写作的动力也正是源于大多数读者不是这样。在我的理解中，小说家是这样一种人，他要在不同的国度与不同的种族间传递信息，这些信息林林总总，但归根结底，都是关于沟通与了解，而真实，是沟通与了解最必需的基石。如果小说家有一种使命，那就是，当这个世界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需要，在遮蔽什么的时候，祛蔽，并在不同的人群间建立真正的沟通与了解就是他最大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