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轮车满地跑，管起来麻烦，于是禁掉。电动自行车依然麻烦，于是禁掉。摩托车更麻烦，不仅交通事故多，而且有“砍手党”骑着摩托抢劫作案，干脆也禁掉。现在又有人开着面包车抢劫，不知道我们的城市管理者，是否有一天把面包车也禁了。

不知道我们的城市管理者想过没有，三轮车、电动车和摩托车，固然给城市管理带来了一些麻烦，但这些本不起眼的车，却是相当一部分老百姓的谋生饭碗和代步工具。取缔了这些工具，一些人出行将会很不方便，或者增加了出行成本，另一些人则干脆丢了饭碗。在减少管理者的麻烦和广大老百姓的便利甚至饭碗之间，孰重孰轻，按道理是应该一目了然的。但事实上，管理者的选择却往往相反，道理很简单，政策是管理者制定的。

管理者的政策出台强调的也是“群众利益”，也会得到一部分老百姓的称赞，比如因三轮车、电动车和摩托车感到交通堵塞的有车族，遭到过飞车抢劫的市民等等。但事实上，大家都知道，并不是所有开摩托车的人都是罪犯（罪犯只是其中的一少部分人），三轮车和电动车对交通堵塞的“贡献”并不见得比汽车更大。从本质上讲，管理者的做法只是一种所谓的釜底抽薪的“根本解决”。人类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这种“根本解决”是非常荒谬而且行不通的。事实上，作为人类工具的任何一种事物的出现，都会有利弊两方面的表现。以交通工具而言，马车有马车的麻烦，人力车有人力车的麻烦，火车、汽车的出现，更是极大地增加了人类因交通事故而死亡的人数，也使城市的犯罪（杀人、绑票、走私、贩毒等）增加了便利。如果我们因为某种工具带来的弊端，就取缔这种工具，按这种逻辑再往前走，因为银行的出现新添了金融诈骗，我们就撤掉银行；因网络的出现而增添了网络犯罪，我们就取缔网络……这样下去，我们退到哪里才是个头呢？原始社会里的弓箭也一样是既可以捕猎，也可以杀人的。

所以说，这种“根本解决”是一种管理者自己图一时省事的办法，是一种不是办法的办法，一种饮鸩止渴的办法。管理者可以图一时的便利，但从长远看，却贻害无穷，最终损害了城市的利益，自然也不利于管理者。解决因工具带来的管理难题，不管多难，但只能从管理上着手，向前看，利用技术进步和管理方式手段上的改进来解决。只有这样做，城市的管理水平才能提高，实现城市的现代化，最终把自己的城市变成真正的国际化大都市。

不过，这种“根本解决”的政策能够出台，表明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和城市居民之间存在某种隔阂。本来，管理者是受居民的委托进行管理的，但管理者一旦投入运作，往往会产生自己的意志，出现“经营城市”的公司化迹象，在增加利益的同时减少成本。每当面临复杂的城市管理局面的时候，他们所能想到的成本最小的方式就是“根本解决”。到了这个境地，实际上管理者政策所体现的只是自己的利益，或者大部分是自己的利益。

其实，不仅公共政策，就是一些公共设施的设置也往往只有管理者的视野，不是从公众的方便角度看问题，而是管理者怎样方便怎样安放。所以说，我们的管理者权力的行使跟公众的距离还是太大，政策的制定离以人为本还有相当的差距，还没有比较好的机制能够解决政策制定如何体现公众意志的问题。目前所实行的听证会制度，还不太完善，听证的程序还存在瑕疵，听证的表达往往更多只是管理者的意愿。

客观地讲，三轮车、电动车和摩托车的城市管理问题的确是个难题，但这个难题既是困难和挑战，也是机遇。我们的城市管理，也只有在直面这个难题的情况下，才能真地迈向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