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妍

热衷社会文化批评并对妇运抱同样热忱的龙应台女士，不久前在上海引起了一番不大不小的轰动。龙女士以台湾女人的身份和在欧美生活了二十年的阅历，在一篇题为《啊，上海男人！》的锦绣文章里，不无惊喜地发现：上海男人在大陆男人中自成一格，“是一个世界的稀有品种”。龙女士盛赞“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爱：他可以买菜烧饭拖地而不觉得自己低下，他可以洗女人的衣服而不觉得自己卑贱……”，“这才是真正海阔天空的男人！我们20世纪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所梦寐以求的，不就是这种从英雄的迷思中解放出来的、既温柔又坦荡的男人吗？”

龙女士之作如是观，是在于长年来，她观察着台湾和西方世界妇女的生活，看到她们每一步的迈出都连带了痛苦的挣扎。她以为，在这个当口，“上海的男女关系为我们开拓了新的视野”。想不到的是，上海男人此番却并不那么“海阔天空”、“温柔坦荡”，面对龙女士的赞誉，上海男人的一个直接的反应是：“龙卷风”刮上门来了！

上海男人并不“受宠若惊”，也不“知遇图报”，反倒有些“恩将仇报”的意思。他们宁愿做“捧不起的上海男人”。他们说：下厨的上海男人像中国大陆其他地方的男人一样普遍，而中国特色的家务分工如男人下厨，“与女子是否占有家庭乃至社会的话语权”，“是两回事”。他们很不屑“稀有品种”——哪怕是“世界级”的——或“男女平权先锋”等等的桂冠和赞誉。本来，龙女士在感叹上海男人的“温柔坦荡”和“稀有”的同时，对上海男人的“遭遇”是怀了由衷的关怀顾惜的，或者按龙女士更明确深刻的表达，她感到疑惑的是：为什么当女权得到伸张的时候，男人就取代女人成为受虐者？龙女士之如是想，是因为她在上海，由男人的操持家务，“温柔、坦荡”进而看到了男人的“受虐”，用上海话来说就是严重的“妻管严”。龙女士的本意是要说：“妻管严”虽无关主义或原则，但如果作为男女平权的一种证明，恐怕是曲解了妇女解放。龙女士怕的是上海女人的解放过了头！

龙女士的想法当然不无正确处，但她的担忧却几乎是多余的。关于“妻管严”，最有发言权的应当还是上海男人，不如来听听他们的说法：“……在人前宣传、夸耀自己惧内的，他的惧内就很可怀疑。有的是从反面来显示自己的绅士风度，有的则可能是在为另觅新欢制造舆论，甚至可能是有针对性地下诱饵。”（以上及以下有关的引用均引自上海男人的新作《捧不起的“上海男人”》）。龙女士当然是看到上海的男女关系其实尚不是真正平等的（如在所谓的精英圈里，碰来碰去都是男人，社会的资源和权力仍然掌握在男人手里，凡此等等）。但她从上海男子的“温柔坦荡”和大陆、上海女人的“抬头挺胸”中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变化，甚至看出了“矫枉过正”、“物极必反”的隐患——想不到这次却看走了眼，上海男人自述“惧内”是花招，是技巧，是风度。又如龙女士说：“这有关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一回事却是我眼中森森烈烈的大成就”的男子操持家务，根本上也不是因了上海男人天生“温柔坦荡”的缘故，或上海的风俗就是比别处平等、开放而使然。当然，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原因也是存在的，那便是上海这地方讲现实，上海的男人也比较识时务，但识的并不是“男女当平等”的妇运道理。虽然他们个个说男女平等是应当的，在上海已根本不是什么问题，而是“经济是基础”的道理。一如他们“务实”地心知肚明的，这“是中国大陆特有的经济生活条件造成”的：既然老婆也就业挣钱的，而且是“同工同酬”，一定要老婆烧饭这句话就不大好说了！

龙女士曾说，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只要侧耳听听人们飞短流长地说些什么，大概就可以探知这个城市的文化特质。现在，龙女士知道上海这个城市的特质了吗？或者说更知道上海的男人了吗？“他可以轻声细语地和女人说话而不觉得自己少了男子气概，他可以让女人逞强而不觉得自己懦弱，他可以欣赏妻子成功而不觉得自己失败。”他可洗衣服，可以做家务，可以比别地的男子“温柔坦荡”……然而，他不可以被你这样说——换句话说，这一切，你不可以这样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尤其是说他“受虐”，还是被女子——别的“虐”犹可受，女子的“虐”则万万不能受！因他终究是男人，是中国的男人。尽管是不可多得地“稀有”，或“温柔坦荡”到“像个弯豆芽”。在这一种“男人的气概”上，上海的男人从来是一点不比别地的男人差的。

这里，龙女士的另一个解说或许也是应当记取的：说上海的男人女人如何如何，就好像是在说中国人勤奋，意大利人热情，德国人缺乏幽默感一样，难免不是一种以偏概全。龙女士曾十分地奇怪，在上海这座城市里，“流言的主角竟是男人，被虐待的是男人”——而如果我们，或龙女士稍稍地移动一下“以偏概全”的角度，听到的或许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关于“男性雄风”的“流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