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

前言：慎思明辨

我在“人间”的短文《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1994年10月10日），经由狮城的《联合早报》转载后，好像一枚引发的炸弹。《亚洲周刊》说，那篇文章“似乎触到新加坡人敏感的神经，引起强烈反应”。新加坡专栏作家刘培芳说，“龙应台变成新加坡芸芸众生的公敌”。

在我的文章“出事”的同时，客座于新加坡大学的美国教授林格尔，因为在《国际论坛先锋报》上批评了新加坡的司法制度，惹得警察上门来，讯问了九十分钟。林格尔立刻辞职回美，事后对媒体说，他不敢留在新加坡，怕被逮捕。

林格尔所引起的可以说是新加坡的官方反应，我的文章所刺激的，却显然是新加坡的“芸芸众生”，民间反应。其反应之激烈，据《亚洲周刊》的观察，似乎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反应激烈自有其原因。外国媒体上以英文写成的批评新加坡的文章并不少，而且常被新加坡的英文报纸《海峡时报》转载，所以新加坡的英文读者对逆耳的英文评论并不陌生。华文读者却没有这个经验，就如专栏作家刘蕙霞指出的，“以华文书写的外国评论而在（新加坡）本国报章上发表，龙女士倒算是第一个人”。

本来就不习惯看见以华文写成的批评文字，更何况一出现就是像《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那样尖锐锋利的文字风格，新加坡读者猛然觉得受不了，是很可以理解的。

新加坡人对我的批评的反应，让我想起十年前“野火”时代的台湾。他们受刺激的程度有相似之处，可是彼此之间有一个重大的不同。“野火”前的台湾人对当时政治现状之不满已经几乎到饱和状态，只是还欠缺最后一股勇气把天掀掉。我得到的沸腾的反应中，各种看法、各种声音都有，从极左到极右。

今天新加坡所出现的反应，尽管激烈，却有相当一致的基调：我们国家是进步的、政府是大有为的、安全比自由重要、国家利益超出个人权利……在二十余篇反应中，只有一篇例外。

这个现象可以有两个解释：新加坡人确实比较满意于现状，乐意接受由权威政府领导的生活方式；或者，在权威的笼罩之下，不同基调的声音根本还不敢冒出来。

两个解释可以同时存在，并不彼此矛盾。

我因而特别为新加坡人写了《我很小，可是我不怕？》这篇文章，刊在《联合早报》。想说的是，何必对我生气？该讨论的是议题本身。对新加坡而言，重要的不是我这个外人的批评，重要的是这些议题得到新加坡自己知识分子之间的慎思与明辨。

1991年访新加坡，当地华人知识分子的困境、苦闷，和他们对中华文化与语言的情深执着，都令我感动。不是为了他们，这些文章我根本不会去写。

许多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知识分子带着他们本身并不自觉的中华主流文化优越感来到东南亚，然后发现，东南亚的华人极不欣赏他们的优越感。我是前者之一，到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后，才学到教训：他们是新加坡人、马来西亚人，不是需要你“宣慰”和“照顾”的“华侨”。

谨受教，我说，低下头觉得很惭愧。

在提笔写《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时，我曾经停笔思索：是不是用辞要客气些，婉转些？然而转念一想，我在批评中国大陆或台湾时，并不曾想到要客气、婉转，为什么对新加坡要有不同的标准？

我必须假定新加坡人和中国大陆人、台湾人一样，禁得起尖锐的批评。在华文的大世界里，我们是平等的。

其次，我有什么资格批评新加坡？

问题应该倒过来：谁没有资格批评新加坡？文化批评像作文比赛，只问谁写得好，不问谁有什么资格。我可以用德文批评德国，用英文批评美国，用华文批评台湾、大陆，和新加坡。重要的是我批评了什么，而不是我是什么。

于是有《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这篇文章。

文章的主题，不在于新加坡有没有足够的自由、该不该有更多的自由——不曾在新加坡生活过，我倒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对这个问题下结论。文章批判的对象，甚至不是一般新加坡人，而是新加坡政府。这个政府有许多做法是我这个个人所不能苟同的，所以我要求它不要概括地以“亚洲人”代表自居。它有充分的权利代表新加坡人，但它不能忽视与它价值观相左、无法由它收编的不同的亚洲人的存在。

当然不是由于新加坡小，就说它没有权利代表亚洲。如果由中国的总理或者日本的首相来对西方说，“我们亚洲人如何如何……”恐怕是一件更严重的事情。一方面，文化霸权轻易地可以吞噬弱势文化，另一方面，当亚洲人自己将自己单一化、集体化的时候，我们同时加强了欧洲人对亚洲的传统偏见：“亚洲人站着都能睡觉”，“亚洲人能吃任何苦”，“亚洲人不重视人命”，“亚洲人不懂得个人隐私”……

欧洲人很愿意忽视亚洲多种文化之间的丰富差异，用以支持他对亚洲的整体刻板概念。如果亚洲人自己都把自己单一化、刻板化、集体化，你哪能要求欧洲人超越他肤浅而平面的亚洲认识？

《联合早报》所刊出的种种反应，一方面在我意料之中，一方面令我惊讶。意料之中的是新加坡读者对我的不满；惊讶的是，反驳我的人如此不假思索地与政府认同，作出统一阵线的反应。在我写《还好》的时候，我的直觉是：政府是政府，人民是人民，两码事。在诸多对我的反诘中，我发现，这个分野非常模糊。

更奇怪的是，对《还好》的反应是百分之百一面倒的“护国之声”。我的问题是：没有不同的声音吗？或者，不同的声音出不来？

我承认我伤了新加坡人的感情，可是我会去伤它，也是因为，身为一个华文世界里的知识分子，对一个华语国家毕竟多一份关心；新加坡人不需要我的关心，可是我的文章里有没有值得他关心的东西呢？

——“欧洲人注重自由与个人人权，亚洲人强调和谐与集体利益。”这是不是一个盖棺论定的真相？谁盖的棺？谁定的论？符合谁的利益的真相？

——即使真的盖棺论定，它应该是、必须是新加坡人（或亚洲人）继续追求的前景吗？为什么应该是、必须是？为什么不应该是、不必须是？

——文化的诠释权操在谁的手里？应该操在谁的手里？不应该操在谁的手里？

——新加坡为什么扮演了它现在扮演的角色？它的殖民历史是不是同时塑造了并且窄化了它的西方观？

——自由与安全是否绝对矛盾？

——在西方与新加坡的频发争执的表面底下，究竟流动着什么较深层的因素？国家主权与文化冲突是否足以解释一切？

Lingle（林格尔）的事件与我的文章所引起的风波几乎发生在同时（我可是在今天，10月24日，才看见Lingle的文章），我所看到的典型新加坡反应是，“我很小，可是我不怕”。多几个人聚在一起，大声多说几次“我很小，可是我不怕”，敌忾同仇的激情就要出来了，激情掩盖了真正的题目，也淹没了真诚但是冷静的讨论。

如《海峡时报》所说的，新加坡可以没有我这种台湾人，我同意；但是，新加坡可以没有诚实的知识分子，对自己作真诚、冷静、尖锐的讨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