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二 星洲风波 回应与挑战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林义明

台湾作家龙应台最近在台湾《中国时报》写了一篇题为《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的文章,指“新加坡无权代表亚洲,没有傲慢的权利,没有资格代表她这个台湾人”。本报上星期转载这篇文章,结果引起许多读者的关注。一些读者立刻撰文表达他们对这篇文章的看法,这包括在新加坡居住的中国大陆人和香港人。

其实,台湾人公开对新加坡表示不满,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前几年,就有一个台湾歌星表示他“来新加坡后有被阉割的感觉”,结果许多新加坡人大为愤怒,纷纷撰文攻之。

这里,我要表明一个立场,我不是想写一篇《还好我不是台湾人》来和龙应台的《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分庭抗礼,也没必要举出一大堆论据证明“我不赞成金权黑道吸毒盛行,我不喜欢看到议员在‘立法院’里打得头破血流,甚至在电视机前自刺一刀以表‘清白’”等等,以指出对方没资格提出批评。这最终会演变成情绪化的谩骂,对引导龙应台“这类不可救药的讲究个人尊严与自由的亚洲人”了解真相,将无助益。

龙应台似乎对新加坡有许多不满,她最不满的是“新加坡代表亚洲说话,尤其是代表她说话”,原因在于新加坡“没有这个资格”。我姑且不讨论龙应台是否是以一种“大中华正统文化继承人”的姿态来批评新加坡,因为这不应该是讨论的重点,我认为,让所有的人了解龙应台所说是否属实,不让这种论调混淆视听更为重要。

整个逻辑很简单

整个逻辑很简单。新加坡是亚洲的一个部分,新加坡人是亚洲人,亚洲人表达亚洲人的心声,没有人可以反对,更何况这种声音是来自一个有三大亚洲文化(中华文化、马来伊斯兰教文化和印度文化)背景的国家。尽管如此,新加坡从来不敢以整个亚洲的文化代表自居,它很清楚自己是个小国,但小国也有它的看法,“小”不能构成外国人阻止它说出心里话的理由。

要求西方不要把价值观强加在亚洲国家身上,以及吁请西方应该学习尊重亚洲国家的不同点,并不是新加坡独创的言论。事实证明,在许多国际场合,中国、印度、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越南等亚洲国家都不断提出同样的言论;就连很需要美国照顾的日本和韩国,也在必要时提醒西方,亚洲价值观必须受到尊重,而韩国和日本正是龙应台所谓“很多人想法和她一致”的国家。

龙应台肯定是误会了

所以,龙应台肯定是误会了。新加坡从来没想过要代表她这个台湾人说话。如果龙应台因新加坡没在发言支持多数亚洲国家的立场时,考虑她的想法,而一厢情愿地指责新加坡政府“傲慢”,就未免过于自我膨胀。新加坡当然是代表新加坡人说话,凑巧的是,这也正是许多亚洲国家要说或已说过的话。

如果龙应台不清楚新加坡和亚洲的情况,以致不同意新加坡人的看法,她只能说“我不同意新加坡人的看法”,而不是硬说新加坡好像在代表亚洲说话,企图抹杀新加坡人以亚洲人身份说话的权利。

其实,新加坡的总理、内阁资政和部长在国际场合发言时,谈论亚洲价值观的机会不多,多数时候是大力吁请西方国家到亚洲投资。由于新加坡在经济方面的成就已赢得西方国家的信心,它可以扮演把西方资金引导到亚洲国家的角色。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对新加坡在这方面的贡献深表感激,它们不可能反对新加坡为亚洲进行宣传,因为这对大家都有好处。或许龙应台只看到西方媒介渲染新加坡“教训”欧洲人,却不知道(也许她“选择”不知道)新加坡努力鼓励欧洲国家到亚洲投资的事实,否则,她就不会一股脑儿地指责新加坡以“亚洲文化代言人”自居,而忘了给新加坡套上“亚洲经济代言人”这个称号。

除了不满新加坡“代表”她讲话之外,龙应台还有一个非常不满新加坡之处。她说:“给我再高的经济成长,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对不起,我也不愿意放弃我那一点点个人自由与尊严。”

事实真是如此吗?

她说,有这种想法的亚洲人在台湾“多得是”。可是,事实真是如此吗?让我们看看台湾权威性杂志《天下》最近对新加坡国情提出的客观评价,就不难得到一些眉目。《天下》认为台湾应该向新加坡学习,因为“大多数台湾居民共同的梦,是干净的居住环境、优雅的生活品质、安全安定的社会、廉能的政府。(共同的梦)是社会公平、是法治,而不是更多的自由和民主”。

论调恰恰和《天下》相反

龙应台也许更应该撰文指责《天下》凭什么代表她这个台湾人讲话,因为她的论调恰恰和《天下》的相反,她要的不是大多数台湾居民所要的干净的居住环境、优雅的生活品质、安全安定的社会、廉能的政府等等,而是她所谓的“一点点个人自由与尊严”。

在龙应台眼中,新加坡人似乎并没有“一点点个人自由与尊严”。她认为,新加坡国内有很多和她一样想法的人,还说:“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如果是的话,写了这篇文章可不好玩了。”结果,她再次犯上一厢情愿的老毛病。

这让我想起《庄子》中“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故事。龙应台一开始就认定很多新加坡人是“没有一点点个人自由与尊严”的,也许这是她自己的猜测,也许这是她从一些西方报章或台湾报章上得到的印象,她却不知道多数新加坡人其实都不这么认为,他们都为治安良好所带来的人身自由,以及作为一位新加坡人的尊严而感到自豪。如果新加坡没有“那一点点自由”,新加坡人也不可能在报章上拜读龙应台的文章,并向她提出自己的看法。

估计错误不免贻笑大方

许多亚洲国家都了解,只有在经济成长持续,社会纪律得以维持,人民丰衣足食的情况下,人民才可能获得真正的尊严和自由。假设龙应台是新加坡人,而她又写出这样的文章,则如果真有“不好玩”之处,那恐怕就是她一厢情愿地分析事物,以致估计错误,最终不免贻笑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