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伯雄“内政部长”大人：

小女子名叫王昭君，今年三十九岁。在台湾土生土长，高职毕业，今有一大难题，不知向谁诉求。想想吴部长既然是管“内政”的，而小女子又是“内人”，找您帮忙大概没错。

事情是这样的。昭君在十年前嫁给了一个番人，他的眼睛是绿的，头发是红的，在德意志国生长，听说是属于日耳曼部落的。全部落的人吃饭时都用凶器——刀啦、叉啦！不像我们使两根秀气斯文的棒子。我下嫁的这个番子人还不错，体贴温柔，而且是他们部落里的秀才。

十年前带他来台湾，日子不太好过。跟他走在街上，嚼槟榔的少年郎会挤眉弄眼地挨过来说：“嘿！我也不会比他差，跟我去困好不好？”

有一次，一个老乡计程车司机给我们敲竹杠，要两倍的车钱，昭君火大起来，硬是一毛也不多给。这个老乡当街大声喊叫：“你这个婊子，跟洋鬼子……”下面的话就不必说啦，你自己想象。

这些还是比较没有知识的人，有知识的就礼貌含蓄多啦！一个初初见面的人当着番子的面，计算他听不懂，问我说：“嘿，昭君，怎么会去和番呢？肥水不落外人田，你不宰样吗？”

很奇怪哩！人家苏武从北方部落里娶了一番婆子回来，就没有人这样侮辱他，反而少年郎都拍着他的肩膀赞叹：“苏老大，有你的，给你赚到了！光彩光彩。”

我问苏武知不知道为什么同样是与番人结合，他与我境遇如此不同。苏武笑一笑，嘴里露出很多黑洞洞——他在北海牧羊的时候，常常啃毛毯，把牙齿啃坏了。“昭君小妹，”他说，“这你就不明白了。你很有感性，可是缺少洞悉事态、分析现象的逻辑、理性。”

他得意洋洋地说，一方面，汉民族有种族优越感，所以基本上反对异族通婚，把汉族纯洁的血液搞混了。另一方面，汉人又有一个观念：女人是男人的“财产”——说得好听是“宝贝”，说得不好听是“肥水”：因为是财产，所以汉女子和番，是破财、损失；汉男子娶人家进来，是赚了别人的财，偷了别人的肥水。

“总而言之，”苏武很耐心地对我解释，“女人是男人的财产啦！财产就是东西，东西就是物。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女性的物化，懂不懂，嗯？”

老实说，昭君实在有听没有懂，而且觉得无所谓。物化就物化嘛，女人是男人的财产有什么不好？

可是，问题又来了。

去年昭君生了一个娃娃，还是男的哩！白白胖胖，眼睛又圆又亮，可爱得叫人心都化了。昭君和番子爸爸商量之后，欢天喜地地去给娃娃申请一个国籍。那个判官说：

“不行。根据台湾有关法律，这娃儿不能做中国人。”

“为什么？”

“因为他爸爸不是中国人。”

“可是他妈妈是呀！”昭君很紧张地说，而且赶快给他看我的黑头发、单眼皮。

“我知道妈妈是呀，”判官不耐烦了，“可是妈妈不算数。”

苏武也抱着他的儿子在申报（他的儿子又干又瘦，丑得很，真的！），没几分钟就出来了，手里拿着一本崭新的护照。

“傻瓜，”他说，“你若是在‘父’那一栏写个‘不详’，你儿子就可以作中国人了。”

如此这般，昭君本来想把儿子奉献给国家，既然不承认他是中国人，我只好把他奉献给日耳曼族，让他去统一德国了。

可是昭君心里难免有点怨恨：为什么中国男人的孩子都是中国人，中国女人的孩子却不算数？这样的法律又泄漏了什么心态？赶快去找苏武。

“很简单嘛！”苏大哥雄赳赳、气昂昂地说。“女人只是半个人嘛！你没想过，为什么女人向银行开户、贷款、为人担保，买卖房屋什么的，自己签章都不能算数，必须要有丈夫的签字才算？一样的道理嘛！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

离开苏家的路上，昭君一直在想：好吧！中国人不承认、不接受我的孩子做中国人，因为我只是个女人，只是妈妈，那没什么关系，做日耳曼人也不错啦！可是，可是，万一我和番子爸爸离婚，孩子归谁呢？

他们父子两人都是外籍，如果有了争执，台湾的“法律”能用到他们头上吗？如果不能，那我这个做妈妈的，岂不要失去一切的权利？

“你省省吧！”番子爸爸满面讥笑地说。“如果我们开始争孩子监护权，你还是远离台湾法庭，到德国去争吧！日耳曼人相信孩子是应该跟着母亲的。你以为台湾的‘法律’会把孩子判给你？你忘了你是个女人，半个人啊！呸！”

吴大人，我相信您平常一定不曾想过这些问题，您自己的女儿大概并未和昭君一样和番而去。舆论界也不曾注意这个问题，因为社会上和番的女子毕竟极少。可是，您得承认咱们大汉民族这个堂堂法律实在不怎么公道，是不是？您听过“赛珍珠基金会”吧？他们收容了许多越战期间混血的孤儿，中国的妈妈无力抚养他们，番族的爸爸又根本不要他们，大汉民族的台湾社会称他们为“杂种”；这些孩子生在台湾、长在台湾，咱们的法律却不承认他们是中国人，因为“妈妈”不算数，所以他们是“无国籍人士”！您不觉得这样的法律可恶、可厌吗？

昭君的娃娃做不做中国人，其实没什么关系啦，只是老是被大汉同胞看作一桶“肥水”、被大汉法律当做半个人来处理，心里实在有点难过。您能不能和“礼宾司司长”商量商量，把这个落伍的法律改一改？

王昭君叩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