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的书店明亮华丽，纸张昂贵、设计精致的书映眼满坑满谷，有点排山倒海的架势。新书上市不到一星期，已经被下一波更新的书淹上来，覆没，不见了。隔天的旧报纸还可以拿去包市场里的咸鱼，书，连被卖掉的机会还没有就已被卸下、遗忘。那被卖掉的书也都是速食品，匆匆吞下，草草抛掉，下一餐速食又来了。

每次跨进那明亮华丽的书店，就难免自疑：我写书，在这20世纪末的时空里，究竟有什么意义？

这些文章，我知道，既不能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什么太平，也不能教人如何“游山、玩水、看花、钓鱼、探梅、品茗”，享受人生的艺术。但是如果把我当做20世纪末中华文化里的一个小小的典型，这些文字也许在有意无意间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焦虑。

焦虑，意味着面对问题追索答案而不可得的一种苦闷；苦闷促动书写，书写成为一种邀请，邀请有同样焦虑的读者共同追索。我所面对的问题往往出发自“我是什么”的自觉。

毫无选择地，我是中华文化的儿女。当我站立在耶路撒冷的山丘上，俯视公元前722年以色列国被灭亡的古迹，我必须联想，是的，大约在同一时候，我们的春秋时代开始。当我读欧洲史，知道1850年前后维也纳革命、米兰暴动、俄军镇压匈牙利革命等等，我不得不想起，是的，那时的两广正闹着大饥荒、上海市民攻击传教士、洪秀全正迈向广西桂平金田村……

我生来不是一张白纸；在我心智的版图上早就浮印着中国的轮廓。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是以这心中的轮廓去面对世界，正确地说，应该是西方世界。怎么叫“面对”呢？面对不言而喻隐含着对抗的意思。一个欧洲人，绝对不会说，他一生下来就“面对”东方文化，因为他的文化两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世界的主流，他生下来只有自我意识，没有对抗意识。而我的中国轮廓上却无时无刻不浮现着西方文化的深深投影，有些地方参差不齐，有些地方格格不入。

我在法兰克福与布拉格、维也纳与斯德哥尔摩之间来来去去，一方面质疑我原有的轮廓，一方面想摆脱那西方投影的笼罩。走到20世纪末，回首看见许多前人焦虑的身影：严复、康有为、胡适之、蒋梦麟……这条路，我们还没走出去。

毫无选择地，我是个台湾人。许多其他社会要花四百年去消化的大变，台湾人民短短四十年里急速地经验，从独裁到民主，从贫穷到富裕，还有因为太过急速而照顾不及的人生品质的鄙劣……我们这一代人因此对时代的变动、历史的推演有身受的敏感。而身为台湾人，所谓时代和历史又脱离不了他必须“面对”的海峡对岸的中国大陆。

我生下来，就不是一张白纸，纸上浮印着中原文化的轮廓。我以这个既有的轮廓去体验自己生长的台湾，逐渐发觉其间参差不齐、格格不入的衔接处。从国民党一党专政时期对中原文化的一厢情愿，到民主时期对中原文化的反省和对台湾本土的重新认识，以至于对“重新认识台湾”这个过程的戒慎恐惧，我无非在一贯地寻找一条不落意识形态窠臼的新路；我在对抗旧的成见。

毫无选择地，我是个女人。生下来便不是白纸，纸上浮印着千年刻就的男权价值体系。女人是温顺柔和、谦让抑己的，男人是刚强勇敢、积极进取的；男人的成功必须倚赖他身后一个牺牲自我、成全他人的辅助性的女人。带着这样一个先天印下的轮廓，我开始体验自己的人生，然后大惊失色地发觉：那格格不入之处远远地超过任何东西文化之争、任何大陆台湾之隔！社会，不管东方或西方，对女性的有形和无形的压抑带给我最切身的感受。

于是原来纯属抽象理念之辩的什么自由、人权、公平等等，突然变成和包子馒头一样万分具体的生活实践。我的“命”比苏青、张爱玲要好，生在一个原有价值系统已经相当松动的时代，但是相对地，我对于属于女性的人权、公平的要求也远比前辈高。面对男权社会的巨大投影，我在做我小小的对抗的思索。

最后，毫无选择地，而可能也是最重要的，我什么也不是，只是我自己。我对世界有着超出寻常的好奇；因为好奇，我得以用近乎童稚的原始眼光观照世界的种种，这种眼光往往有意想不到的穿透力。我对人和事又怀着极大的热情，热情使我对人世的山浓谷艳爱恋流连。别人的流连也许以华丽的辞藻托出，我却喜欢简单，总想让自己的文字如连根拔起的草，草根上黏沾湿润的泥土。作为我自己，我什么也不想面对，除了那一碧如洗的天空。

至于我必有的偏执与愚钝，那就要读者自己警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