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答友人问
一、关于《知青》的缘起
近年来,一种社会思潮引起我密切关注,甚至也可以说产生了本能的警觉,那就是——由于当下时代弊端多多,有的方面愈演愈烈,于是不满情绪每每被利用——为“文革”翻案,为“四人帮”平反,重写“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此类声音不绝于耳,某时甚至“振聋发聩”。似乎只有“请回”“伟大领袖”,中国才又有希望。
我对当下弊端自然是持批判态度的,但对“文革”时代的态度则是决绝的。
故常想——给我一次机会,就一次;最好是电视连续剧这种载体,让我能呈现“从前”给对从前忘却了的或一无所知的人们看,哪怕只不过呈现了一点点。
我将这当成文化自觉和文化责任。
不能实行我就特郁闷。
并且我认为,最好是知青题材——因为“上山下乡”与“文革”相重叠,因为“知青”这个庞大群体对“文革”有切肤之痛,并且此痛与各式各样的千家万户相联系。故所以然,当山东影视中心找到我时,我心一动。但,他们会不会是一时头脑发烧呢?我要考验他们,借口忙碌,约半月后谈。
二、现实题材没有半点儿现实主义品质,那么什么性也谈不到
半月后,我与山东影视中心方面有了如下对话——
他们:我们要搞一部具有点史性、诗性,维度广阔些的电视剧。
我:若给我起码空间,我将努力达到你们的希望。
问:什么空间?
答:呈现“文革”十年极“左”危害的空间。
问:为什么要这种空间?
答:完全没有这种空间,现实题材之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不能得到丝毫体现,就什么性也谈不到。
问:你要多大尺度?
答:我不至于脱离当下情况地要求完全自由的尺度,只给我体现“文革”对人性和人格之危害即可——它破坏爱情、离间友情、颠覆亲情、怂恿青春攻击性、铲除人文文化、企图使一代青年变傻,成为听凭摆布和调遣的毫无个人思想的政治工具……
问:你不认为你要的空间太大了吗?
答:给我。否则另请别人。但只要给我,那么我会凭创作能力把握分寸。
问:你把握分寸的大原则呢?
答:知青个体痛苦记忆构成国家痛苦记忆的组成部分。他们中有思想本能者,看到了“文革”对国家的危害,于是开始质疑,开始否定——当年的“四五”运动中有他们的身影,也于是开始了自我救赎。而这一点,更是我要写的。总而言之,我要将一个不堪回首的时代的邪性原形拖拽出来,即使是一部分而已,而不是仅仅写个把“坏人”。“坏人”会出现,但依我看来,他们更是“‘文革’病人”……
首先表达支持我的是导演张新建。他同意我的看法——今天拍一部知青题材的电视剧,如果仅仅表现当年的劳苦,并且仅仅弘扬吃苦耐劳的精神,其实没有多大的文艺价值。
艺术总监也肯定了我所坚持的现实主义原则。他说——这是冒险的,但这个险不是完全不值得有人来冒一下,既然总得有人拿出这种冒险的魄力,那么就由我们山东人来做吧。当时他还指着我说——“你也是山东人”。
三、关于“青春无悔”
我虽也是知青,却从不参与什么有悔无悔、有怨无怨的辩论。并且我认为,下乡时间的长短,自愿或被迫,所赴异地之生存条件的差别,被歧视或没被歧视,有友谊关照或缺乏友谊关照,当地人对知青的态度好或不好……至少有20条以上的不同情况,几乎每一条都会导致一名当年的知青说不同的感受。
事实上我碰到的“无怨无悔”者极少。
我总是对他们说——想想死者,伤者,无悔也应低调。
他们也都诚心诚意地接受我的劝告。
我写的剧本,当然还是由我来写歌词才更能体现全剧的意图和思想。
我写了,如下:
一
寒来暑往,
四季轮回。
冰天雪地里,
我们共同守护,
保暖的火炉。
不再喊万寿无疆,
别跟我说谁是敌人,
我们的青春由你做主,
这是什么道理?
这是什么道理?!
二
把你的手给我,
我也给你我的友谊。
岁月是如此漫长,
让我们相扶着挨过。
摆布吧,那只不过是我们的肉体;
你主宰不了的,
是我们的灵魂。
还有,从伤口萌芽的思想,
从伤口萌芽的思想……
我和导演就歌词有过如下对话——
他说:“你太猛了。”
我说:“创作勾起了我对‘文革’的痛恨。”
他说:“凡你写在剧本中的,除了因考虑到长度而加以改动,十之八九的内容我们都照拍了。我们这部剧对‘文革’年代极‘左’特征的呈现,差不多等于80年代以后所有影视作品中呈现的总和。我正担心它播得出来不?你就一点儿不担心?”
我说:“同样担心。”
他说:“那你还写出这样的歌词来?”
我说:“我头脑进水了。”
我当他面将歌词撕了。
我俩相对默默吸烟。
最后我提议——我写不出亮色的歌词来,干脆把这“难活”推给艺术总监。
四、关于《知青》的艺术总监
艺术总监王敏同志,曾是《闯关东》的决策人。山东农村插队知青,八年或九年。与插队女知青结为夫妻,还当过生产队长。在彻底否定极“左”年代这一点上,他和我和导演的立场完全一致。他是《知青》创作团队应特别感激的人。剧本只不过是“裸剧”,没有他力挺,《知青》不能成为剧。
我预先看过的是部分未合成片。没音乐,没主题歌。开播以后,我也只不过断断续续看了几集。并且,歌声一起,往往就从电视机前离开了。我根本就没留意到“无怨无悔”四个字。
直至有媒体就“无怨无悔”采访我,我才诧异地致电询问我们的艺术总监。
他说:我歌词中所用“无怨无悔”四字,乃指在极“左”年代,剧中人物爱得无悔;为友谊的担当无悔;与人民同甘共苦无悔;忧国而遭逮捕无悔。也是想对“无怨无悔”四字作另一种诠释。希望你在必要之时,替我也替我们的团队作一番解释。
我觉得现在到了“必要之时”。
五、我扪心自问
如果有当年的知青指斥我“滥用”知青这个巨大名义实现一己之创作企图,那么我承认。
但绝不道歉。
更不认罪。
这是我的创作权利,对谁都无内疚。
并且,我在创作知青群像时,一如当年,仍是感情不减的。
我还很郁闷——自开播以后,整天被问知青、知青、知青……
居然没有一个人问——那个年代还有哪些极“左”现象?你认为今人对你的呈现感“兴趣”吗?我当然知道许许多多的人已不感“兴趣”。
但我却那么希望有人问。
即使今天人生仍处于低谷的当年的知青,也应明白——归根结底,“文革”几乎毁了整整一代人。我会为当年知青的当下“社保”问题大声疾呼,但我无法将一两千万人的每一个体命运全部归纳在一部电视剧中,那是根本做不到的。
六、关于“浪漫化”
浪漫是译词,原指小布尔乔亚的妙悦情调。
周萍的遭遇并不妙悦。
赵天亮和她的爱情并不妙悦。
那一封会将人打成“现行反革命”的信并不妙悦。
坡底村知青们的经历并不妙悦。
赵氏兄弟的父母作为现役军人替两个儿子的担心并不妙悦。
“右派”之子武红兵被捕入狱并不妙悦。
付正死了还受人攻击并不妙悦。
沈力被逼疯了并不妙悦。
囤子成了哑巴并不妙悦。
韩奶奶和老村长的死并不妙悦。
一船女知青的死并不妙悦。
“小地包”的死也不妙悦。
排长张靖严因清查“四五”分子被逮捕并不妙悦。
周萍、谢菲等姑娘葬身火海更不妙悦!
剧中人物们高兴一时,快乐过一点,那也只不过是青春快乐本能的体现罢了——据此便指责全剧“浪漫化”了、“美化”了“文革”年代,这种“批评”太“文革”了。
七、关于“那个时代的公平与正义”
有人指责,《知青》将“文革”时代描写成了“公平、正义”的时代!那么,此人自己若看了《知青》,反而特想穿越回那个时代去享受“公平与正义”吗?如果此人真的愿意,我则只有“友邦惊诧”了。
八、剧本与电视剧有什么不同?
1.在剧本中,那一封可将人打成“现行反革命”的信,不是被同班战友发现了,而是连枕头一起“丢了”。这使赵天亮从此陷于猜疑与忐忑之中。此种猜疑与忐忑气氛贯穿全剧,我以为正是“文革”十年不少人的共同感受。
但导演觉得太难时时顾及,改成现在这样,未免简单化了。
2.带到兵团的派性,也不是一次掰手腕就会消除的。剧本中赵天亮因为那封危险的信下落不明,对王凯猜疑最大,二人关系根本难以友好起来——现在这样,也太简单了。
3.周萍回上海探家,由其姐姐带出了上海郊区插队知青的情况——在那些日子里,一名仅17岁的女知青自杀了。也带出了周父与复旦大学老教授的对话:荒唐时代是不能长久的。
全部上海部分剪干净了。
4.武红兵是“右派”儿子,所以他的种种优点在学生时代便被漠视,所以军人家庭的儿子赵曙光说“你一直是我的朋友”才有意义。抹去了武红兵的“出身问题”,二人修拖拉机时的对话全没了意义。
5.黄伟这一人物,少年时曾认过一位“右派”知识分子家庭的“姐姐”,她也在“文革”中不堪凌辱自杀了。黄伟冒险写作,实际上是决心以“见证人”的视角对“文革”极“左”危害进行记录,删去此片段,这一人物变成大群众演员了。
6.尹排长这一人物的全部重场戏也剪去了,使这一原本有血有肉的可敬人物变得不伦不类了。
还有闲笔片段多处,导演也忍痛割爱了。
据我所知,以上都是因长度而剪。否则,全剧将涨到58集了。
九、关于剧中青年演员们
亲爱的孩子们,我是多么地感激你们啊!
你们原本都对那个极“左”的时代一无所知,用你们自己的话说——“仿佛亲身经历了一次。”
你们原本以为“那个时代挺好玩儿”——现在用你们的话说——“太可怕了。”
你们能有这种感性认识,那么起码对于你们,补上了必要的“历史一课”。
你们是为《知青》付出最多辛苦的人,令我不安的是,你们中有些人,原本戏份不少,可剪来剪去,所剩无几了,真觉对不起你们。我保证,会不失一切机会向导演们推荐你们。千万不要因为《知青》引起的种种“热议”而沮丧,你们参与的绝对是一次不必感到羞愧的表演实践。
我还是那句话,给你们每个人都打满分!从今以后,你们每个人都有了我这个“忘年交”。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我能帮助的,帮助就是我的快乐。
黄伟,杨一凡,王凯,你们三个的戏被剪去得最多,这使你们饰演的角色几乎成了“大群众”。千万不要灰心,你们年轻,还有种种机会——我将经常为你们求祈机会的来临!
我恳请仍在看着《知青》的人们,多对此剧中的青年演员们给予点评。他们需要观众的点评,如同幼儿园的孩子们需要阿姨多看自己几眼。将对明星大腕们的关注也分给他们一些吧!你们的点评将使他们受益匪浅。
晓声拜托!
又,关于本人参与抄写“讲话”一事,乃因我性情之中也有胡适先生那种乡愿弱点。我在1997年就写过了《思考毛泽东》一文,其中一章便是“毛泽东与文艺”。
我当年的看法至今未变。
但若详细解释,等于违过于别人,非我所为。何况我当时觉得那是一种低调纪念,自己不必太“各色”。
乡愿有时反而使人尴尬,这一点胡适先生比我更有体会。
并且,我以后还是要好好地学习胡适先生的,包括他的乡愿。只不过,须事分原则……
2012年6月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