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学时代，是我真正开始接受文学作品熏陶的时代。比较起来，我中学以后所读的文学作品，还抵不上我从1963年至1968年下乡前这5年内所读过的文学作品多。

在小学五六年级，我已读过了许多长篇小说。我读的第一本中国长篇小说是《战斗的青春》；读的第一本外国长篇小说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而在中学我慢慢知道了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雨果、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等外国伟大作家的名字，并开始喜欢上了他们的作品。

我在我的短篇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有几处引用了希腊传说中的典故，某些评论家们颇有异议，认为这超出了一个中学生的阅读范围。我承认我在引用时，的确有自我炫耀的心理。但说“超出了一个中学生的阅读范围”，证明这样的评论家根本不了解中学生，起码不了解上世纪60年代的中学生。

我的中学母校是哈尔滨市第二十九中学，一所普通的中学。在我的同学中，读长篇小说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不论男女同学，大多数在那时候就开始喜欢读长篇小说了。古今中外，凡是能弄到手的都读。一个同学借到或者买到一本好小说，会先在几个亲密的同学之间传看。传看的圈子往往无法限制，有时几乎扩大到全班。

外国一位著名的作家和一位著名的评论家之间曾经有过下面的风趣而睿智的谈话：

作家：最近我结识了一位很有天赋的评论家。

评论家：最近我结识了一位很有天赋的作家。

作家：他叫什么名字？

评论家：青年。你结识的那位有天赋的评论家叫什么名字？

作家：他的名字也叫青年。

青年永远是文学最真挚的朋友。中学时代正是人们生机勃发的青年时期。他们通过拥抱文学拥抱生活，是最容易被文学作品感动的最广大的读者群。即使现在我们进行一次相关的社会调查，肯定也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我在中学时代能够读到不少真正的文学作品，还要感谢我的母亲。母亲那时已被“铁路”解雇，在一个条件低劣的加工棉胶鞋鞋帮的小工厂工作，每月可挣三十几元钱贴补家用。

我们渴望读书。只要是为了买书，母亲给我们钱时从未犹豫过。没有钱，母亲就向邻居借。

家中没有书架，也没有摆书架的地方。母亲为我们腾出一只旧木箱，我们把买的书，包上书皮儿，看过后存放在箱子里。

家里最先获得买书特权的，是我的哥哥。

哥哥也酷爱文学。我对文学的兴趣，一方面是母亲以讲故事的方式不自觉地培养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受哥哥的影响。

我之所以走上文学道路，哥哥所起的作用，不亚于母亲和我的小学语文老师。

60年代的教学，比今天更体现对学生素养的普遍重视。哥哥高中读的已不是“语文”课本，而是“文学”课本。

哥哥的“文学”课本，便成了我常常阅读的“文学”书籍。有一次我晚上从哥哥的书包里翻出他的课本看，没有放回去，结果第二天哥哥上“文学”课就找不到课本了。

一册高中生的“文学”课本，其文学内容之丰富，绝不比现在的任何文学刊物差。甚至要比某些文学刊物的内容更丰富，水平更优秀。收入高中“文学”课本中的，大抵是古今中外优秀文学作品里的章节。诗歌、散文、小说、杂文，无所偏废。

“岳飞枪挑小梁王”、“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鲁迅、郁达夫、茅盾、叶圣陶的小说，郭沫若的词，闻一多、拜伦、雪莱、裴多菲的诗，马克·吐温、欧·亨利、高尔基的小说……货真价实的一册综合性文学刊物。

那时候高中的“文学”课多么好！

我相信，60年代的高中生可能有不愿上代数课的，有不愿上物理课、化学课、政治课的，但如果谁不愿上“文学”课就太不可思议了！

我到北大荒后，曾当过小学老师和中学老师，教过“语文”。70年代的中小学“语文”课本，远不如“扫盲运动”中的工农课本，让我这样的老师根本不愿拿起来。

当年哥哥读过的“文学”课本，我都一册册保存起来，成了我的首批“文学”藏书。哥哥还很舍不得把它们给我呢！

哥哥无形中取代了母亲家庭“故事员”的角色。每天晚上，他做完功课，便读“文学”课本给我们听，我们理解不了的，他就想办法启发我们。

一个高中生朗读的“文学”，比一位没有文化的母亲讲的故事当然更是文学的“享受”。某些我曾听母亲讲过的故事，如“牛郎织女”、“天仙配”、“白蛇传”，哥哥照着课本一句句念给我们听，感受是大不相同的。从母亲口中，我是听不到哥哥读高中“文学”课本里的那些文学词句的。我从母亲那里获得的是“口头文学”的熏陶，我从哥哥那里获得的才是真正的文学的熏陶。

感激60年代的高中“文学”课本的编者们！

哥哥还经常从他的高中同学们手里借书回家看。他和几名要好的男女同学还组成了一个“阅读小组”。哥哥的高中母校哈尔滨一中，是重点学校。在他们这些重点学校的喜爱文学的高中生之间，阅读外国名著蔚然成风。他们那个“阅读小组”还有一张大家公用的哈尔滨图书馆的借书证。

哥哥每次借的书，我都请求他看完后迟几天再还，让我也看看。哥哥一向都会满足我的愿望。

可以说我是从大量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开始真正接触文学的。我受哥哥的影响，非常敬重苏俄文学，至今仍认为苏俄文学是世界上伟大的文学。当代苏联文学不但继承了俄罗斯文学的传统，在借鉴西方现代派文学方面，也捷足先登。可以明显地看到当代苏联文学现实主义和现代派文学有机结合的痕迹。苏联电影在这方面进行了更为成功的实践。

回顾我所走过的道路，连自己也能看出某些拙作受苏俄文学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在文字上则接近翻译小说。后来才在创作实践中渐渐意识到自己母语的基本功很弱，转而注重阅读中国小说，开始在实践中补习中国本土小说这一课。

我除了看自己借到的书，看哥哥借到的书，“小人儿书铺”是中学时代的“极乐园”。

那时我们家已从安平街搬到光仁街住了。像一般的家庭主妇们新搬到一地，首先关心附近有几家商店一样，我关心的是附近有没有小人儿书铺。令我感到庆幸的是，那一带的小人儿书铺真不少。

从搬家到光仁街到我下乡前，我几乎将那一带小人儿书铺中我认为好的小人儿书看遍了。

我看小人儿书，总在对比着自己阅读长篇小说时头脑中想象出来的人物是否和小人儿书上画出来的人物形象一致。二者接近，我便高兴。二者相差甚远，我则重新细读某部长篇小说，想弄明白个所以然。有些长篇小说，就是因为这样才读过两遍的。

谈到读长篇，我想到了《红旗谱》，我认为它是建国以来中国最优秀的长篇小说。《红旗谱》让我又想起两件事。

那时候，我想买《红旗谱》看，只有跟母亲要钱。为了要钱才去母亲做活儿的那个条件恶劣的街道小工厂找母亲。

那个街道小工厂，是个200多平方米的四壁颓败的大屋子，低矮、阴暗，天棚倾斜，仿佛随时会塌下来。五六十个家庭妇女，一人坐在一台破旧的缝纫机旁，一双接一双不停歇地加工棉胶鞋鞋帮，到处堆着毡团。毡绒弥漫，所有女工都戴着口罩。几扇窗子一半陷在地里，无法打开，空气不流通，闷得人头晕。耳畔脚踏缝纫机的声音响成一片，女工们要想说句话，不得不摘下口罩，扯开嗓子喊。话一说完，就赶快将口罩戴上。她们一个个紧张地不直腰、不抬头，热得汗流浃背。

有几个身体肥胖的女人，只穿着件男人的背心。我站在门口，四处寻找母亲，却认不出哪一个是。

负责给女工们递送毡团的老头问我找谁，我说了母亲的名字。

我这才发现，最里边的角落，有一个瘦小的身躯，背对着我，像800度的近视眼写字一样，头朝向缝纫机低垂着，正在做活儿。

我走过去，轻轻叫了一声：“妈……”

母亲没听见。

我又叫了一声。

母亲仍未听见。

“妈！”我喊起来。

母亲终于抬起了头。

母亲瘦削而憔悴的脸，被口罩遮住了三分之二。口罩已经湿了，上面附着一层毡绒，变成了毛茸茸的褐色。母亲的头发上、衣服上也落满了毡绒，让母亲整个人都变成了毛茸茸的褐色。这个角落更缺少光线，更灰暗。一只可能是100瓦的灯泡，悬吊在缝纫机上方，向窒闷的空间持续散热，一股蒸蒸的热气顿时包围了我。缝纫机板上水淋淋的，是母亲滴落的汗。母亲的眼病常年不愈，红红的眼睑裹着黑白混浊的眼睛，目光呆滞地望着我，问：“你到这里来干什么？找妈有事？”

“妈，给我两块钱……”我本不想再开口要钱。亲眼看到母亲是这样挣钱的，我心里难受极了。可不想说的话，还是说了，我追悔莫及。

“买什么？”

“买书……”

母亲不再多问，手伸入衣兜，掏出一卷毛票，默默点数，点够了两元钱递给我。

我伸手迟疑地接过。

离母亲最近的一个女人，停下手中的活儿，看着我问：“买什么书啊？这么贵！”

我说：“买一本长篇。”

“什么长篇短篇的！你瞧你妈一个月挣三十几块钱容易吗？你开口两块，你妈这两天的活儿就白做了！”那女人将脸转向母亲，又说，“大姐你别给他钱！你是当妈的，又不是奴隶！供他穿、供他吃、供他上学，还供他花钱买闲书看吗？你也太顺着他了！他还能出息成个写书的人咋的？”

母亲淡然苦笑，说：“我哪敢指望他能出息成个写书的人呢！我可不就是为了几个孩子才做活儿的吗！这孩子和他哥一样，不想穿好的，不想吃好的，就爱看书！反正多看书对孩子总是有些教育的，算我这两天白做了呗！”说着，俯下身继续蹬缝纫机。

那女人独自叹道：“唉，这老婆子，哪一天非为了儿女们累死在缝纫机上！……”

我心里内疚极了，一转身跑了出去。

我没有用母亲给我那两元钱买《红旗谱》。

几天前母亲生了一场病，什么都吃不下，只想吃山楂罐头，却没舍得花钱给自己买。

我就用那两元钱，几乎跑遍了道里区的大小食品商店，终于买到了一听山楂罐头，剩下的钱，一分也没花。

母亲下班后，发现了放在桌上的山楂罐头，沉下脸问：“谁买的？”

我说：“妈，我买的。用你给我那两块钱给你买的。”说着将剩下的钱从兜里掏出来也放在桌上。

“谁叫你这么做的？”母亲生气了。

我讷讷地说：“谁也没叫我这么做，是我自己……妈，我今后再也不跟你要钱买书了！……”

“你跟妈要钱买书妈不给过你吗？”

我摇摇头，一句话也不敢说。

“那你为什么还说这种话？一听罐头，妈吃不吃又能怎么样呢？还不如你买本书，将来也能保存给你弟弟们看……”

“我……妈，你别去做活了吧！……”我扑在母亲怀里，哭了。

母亲变得格外慈爱。她抚摸着我的头发，许久又说：“妈妈不去做活儿，靠你爸每月寄回家那点钱，日子没法过啊……”

没买《红旗谱》，我心里总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愿望没实现。

那时我已有了六七十本小人儿书，我便想到了出租小人儿书。我的同学就有出租小人儿书的。一天少可得两三毛钱，多可得四五毛钱，再买新书，以此法渐渐购得更多的小人儿书。

一个星期天，我背着母亲将自己的全部小人儿书用块旧塑料布包上，带着偷偷溜出家门，来到火车站。在站前广场，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下，铺开塑料布，摆好小人儿书。坐在一旁期待。

火车站是租小人儿书的好地方。我的书摊前渐渐围了一圈人，大多是候车或转车的外地人。我不像我的那几个租过小人儿书的同学，先收钱。我不按小人儿书的页数决定收几分钱，厚薄一律二分。我想得周到，带了一截粉笔，画线为“界”，要求必须在“界”内看书，我自己在“界”外。这既有利于他们，也方便于我。他们可以坐在纪念碑的台阶上，我盘腿坐在他们对面，注意力都放在他们身上，防止谁贪小便宜将我的书揣入衣兜带走。看完了的，才许跨出“界”外，一手还书，一手交钱。我“管理”有方，“生意”竟很“兴隆”，心中无比喜悦。

“喂，起来，起来！”背后突然响起一声吆喝，同时一只皮鞋踢向我的屁股。

我站起来，转身一看，是位治安警察。

“你们，把书都放下！”戴着白手套的手，指着那些看书的人。

人们纷纷站起，将书扔在塑料布上，扫兴离去。

治安警察命令：“把书包起来。”

我心知不妙，一声不敢吭，赶紧用塑料布将书包起来，抱在怀里。

那治安警察一把从我怀中把书夺了过去，迈步就走。

我扯住他的袖子嚷：“你干什么呀你？”

“干什么？”他一甩胳膊挣脱我的手，“没收了！”

“你凭什么没收我的书呀？”

“凭什么？”他指指写有“治安”二字的袖标，“就凭这个！这里不许出租小人儿书你知道不知道？”

“我……我不知道，我今后再也不到这儿来出租小人儿书了！……”我央求他，急得快哭了。

“那么说你今后还要到别的地方去出租啦？”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今后哪儿也不去出租了，你还给我，还给我吧！……”

“一本不还！”那个治安警察真是冷酷，说罢大步朝站前派出所走去。

我“哇”的一声哭了，抬脚追上他，一边哭一边央求他把书还给我。

他被我纠缠火了，厉声喝道：“再跟着我，连你也扯到派出所去！”

我害怕了，不敢继续求他，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扬长而去……

我失魂落魄地往家走。那种绝望的心情，犹如破了产的大富翁。经过霁虹桥时，真想从桥上跳下去。

回到家里，我越想越伤心，又大哭了一场，哭得弟弟妹妹们莫名其妙。母亲为了多挣几元钱，星期日也不休息。哥哥问我为什么哭，我不说。哥哥以为我不过受了点别人的欺负，也没理睬我，到学校参加什么活动去了。

母亲那天下班特别晚，回到家里，见我躺在炕上，坐到炕边问我怎么了。

我因为那六七十本小人儿书全被没收，一下子急病了。我失去了一个“世界”呀！我的心是已经迷上了这个“世界”的呀！

我流着泪，用嘶哑的声音告诉母亲，我的小人儿书是怎样在火车站被一个治安警察没收的。

母亲缓缓站起，无言地离开了我。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梦到我从那个治安警察手中夺回了我全部的小人儿书。

睡了两个多小时，觉得嗓子焦灼我才醒过来。窗外天黑了，屋里亮起了灯。

我一睁开眼睛，竟看到了我包小人儿书的那个塑料布包！我惊喜地爬起，匆匆忙忙地打开塑料布，里面果然是我的那些小人儿书！

外屋传来“嘭、嘭、嘭”的响声，是母亲在用铁丝拍子拍打带回家里的毡团。母亲每天都得带回家十几斤毡团，拍打松软了，以备第二天絮鞋帮用。

“妈！……”我用沙哑的声音叫母亲。

母亲闻声走进屋里。

我不禁喜笑颜开，问：“妈，是你要回来的吧？”

母亲“嗯”了一声，说：“记着，今后不许你出租小人儿书！”说完，又到外屋去拍打毡团了。

我心中一时间对母亲充满了感激。

母亲是连晚饭也没顾上吃一口便赶到火车站去的。母亲对那个治安警察说了多少好话，是否交了罚款，我没问过母亲，也永远没有机会知道了……

三天后的中午，哥哥从外面回来，一进门就告诉我，要送我一样礼物，叫我猜是什么。那天是我的生日，生活穷困，无论母亲还是我们几个孩子，都是从不过生日的。我以为哥哥骗我，便不肯猜。哥哥神秘地从书包里取出一本书：“你看！”

《红旗谱》！

对我来说，再也没有比它更使我高兴的生日礼物了！

哥哥又从书包里取出了两本书：“还有呢！”我激动地夺过一看——《播火记》！是《红旗谱》的两本下部！我当时还不知道《红旗谱》的下部已经出版了。我放下这本，拿起那本，爱不释手。

哥哥说：“是妈叫我给你买的。妈给了我五块钱，我手一松，就连同两本下部也给你买回来了。”

我说：“妈叫你给我买一本，你却给我买了三本，妈会说你吧？”

哥哥说：“不会的。”

我放下书，心情复杂地走出家门，走到胡同口那间母亲做活的条件低劣的街道小工厂。

我趴在低矮的窗上向里面张望，在那个角落，又看到了母亲瘦小的身影，背朝着我，俯在缝纫机前。缝纫机左边，是一大垛轧好的棉胶鞋鞋帮，右边，是一大堆拍打过的毡团。母亲整个人变成了毛茸茸的褐色。

我心里对母亲说：“妈，我一定爱惜每一本书……”却没有想到将来当一位作家回报母亲。

至今我仍保持着格外爱惜书的习惯。

小时候想买一本书需鼓足勇气才能够开口向母亲要钱，现在见了好书就非买不可。平日没时间逛书店，出差到外地，则将逛书店当成逛街市的主要内容。往往出差归来，外地的什么特产都没买，反倒带回一捆书，而大部分又是在北京的书店不难买到的。

买书其实不如借书。借的书，要尽量挤时间早读完归还。买的书，却并不急于阅读了。虽然如此，依旧见了好书就非买不可。

迷上了文学作品的我，学习成绩大受影响。我在中学时代，是个中等生，对物理、化学、地理、政治一点兴趣也提不起来。每次考试都是勉强及格。俄语初一上学期考试得过一次最高分——95，以后再没及格过。我喜欢上的是语文、历史、代数、几何课。代数、几何之所以也能引起我的学习兴趣，是因为我觉得公式定理是死的，解题却需要灵活性。我觉得解代数或几何题如同写小说。一篇同样内容的小说，要达到内容和形式的高度完美统一，必定也有一种最佳的创作选择。一般水平的多种多样，最佳的可能仅仅只有一种。重审我自己的作品，平庸的，恰是创作之前没有进行认真选择的。所谓粗制滥造，原因概出于此。

初二下学期，我的学习成绩令母亲和哥哥担忧了，不得不限制我读小说。我也唯恐考不上高中，遭人耻笑，就暂时中断了我与文学的“恋爱”。

“文革”风起云涌，同一天内，我家附近那四个小人儿书铺，遭到“红卫兵”的彻底“扫荡”。

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天我到通达街杂货店买咸菜，见杂货店隔壁的小人儿书铺前，一堆焚书余烬，冒着袅袅青烟。窗子碎了。出租小人儿书的老人，泥胎似的呆坐在屋里，我常去看小人儿书，彼此都不陌生，我们隔窗相望，无话可说。我心中对他充满同情。

“文革”对全社会也是一场“焚书”运动，却给我个人带来了更多读书的机会。我们那条小街住的大多是“下里巴人”，竟有四户收破烂的。院内一户，隔街对院一户，街头两户。“文革”初期，他们每天都一手推车一手推车地载回来成捆成捆的书刊。我们院子里那户收破烂的姓卢，我称他“卢叔”，他家户前屋内书刊铺地。他每天一回来，我是第一个拆捆挑捡的人。书在那场“文革”中成了定时炸弹。不知有多少人，忍痛将他们的藏书当废纸卖掉。而我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发国难财”的人。《怎么办》、《猎人笔记》、《白痴》、《美国悲剧》、《妇女乐园》、《白鲸》、《堂·吉诃德》等等一些我原先连名字也没听说过的书，或在书店里看到了想买却买不起的书，都是从卢叔收回来的书堆里找到的。找到一两本时，我打声招呼，就拿走了。找到五六本时，不好意思白拿走，象征性地给卢叔一两毛钱，就算买下来。学校停课，我极少到学校去，在家里读那些读也读不完的书。同时担起了“家庭主妇”的种种责任。

最使我感到愉快的时刻，是冬天里，母亲下班前，我将“大子”淘下饭锅的时刻。那时候，家中很安静，弟弟妹妹们各自趴在里屋炕上看小人儿书。我则手捧自己喜爱的文学作品，坐在小板凳上，在炉前边看锅边看书。饭起码两个小时才能熟，两个小时内可以认认真真地读几十页书。有时书中人物的命运牵动我的沉思和联想，凝视着火光闪耀的炉口，不免出了神。

1968年下乡前，我已经有满满的一木箱书，下乡那一天，我将那一木箱整理了一番，底下铺纸，上面盖纸，落了锁。

我把钥匙交给母亲替我保管，对母亲说：“妈，别让任何人开我的书箱啊！这些书可能以后在中国再也不会出版了！”

母亲理解地回答：“放心吧，就是家里失了火，我也叫你弟弟妹妹先把你的书箱搬出去！”

对大多数已经是作家的人来说，通往文学目标的道路是用写满字迹的稿纸铺垫的。这条道路不是百米赛跑，是漫长的“马拉松”，是必须一步步坚持的“竞走”。这也是一条时时充满了自然淘汰现象的道路。缺少耐力、缺少信心、缺少不断进取精神的人，缺少在某一时期内忍受寂寞的勇气的人，即使“一举成名”，声誉鹊起，也可能“昙花一现”。始终“竞走”在文学道路上的大抵是些“苦行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