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然而委实不容易。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杂。一个人做到了只剩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

这是鲁迅为他的《朝花夕拾》所作的“小引”。

文中还有一段，进一步告白他的回忆感觉：“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

鲁迅写这“小引”时是1927年的5月，在广州。

鲁迅文章的遣词，有时看似随意，然细一品咂，却分明是极考究的。比如形容街上的人流如织为“扰攘”、形容屏息敛气为“悚息”，而形容隐蔽又为“伏藏”。他是不怎么用司空见惯的成语的，每自己组合某些两字词，使后人读到，印象反比四字成语深刻多了。1927年的中国，居然用“离奇”二字来加以概括，这也是令我有“离奇”之感的，我咀嚼出了吊诡的意味。

我对80多年以后的中国的当下，往往也生出“离奇”的想法，又往往和当年的鲁迅一样，亦觉“心里是这么芜杂”。并且呢，同样常被回忆所纠缠，还同样时觉无聊。我怕那无聊的腐蚀，故在几乎“只剩回忆”的日子，也会索性靠了回忆姑且抵挡一下无聊的。

近来便一再地回忆起我的几名中学同学。在我的中学时代，和我关系亲密的同学是刘树起、王松山、王玉刚、张云河、徐彦、杨志松。我写下的皆是他们的真实姓名。我回忆起他们时，如鲁迅之回忆故乡的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那都是养育百姓生命的鲜美蔬果。而我的以上几名中学同学，除了徐彦家的日子当年好过一些，另外几人则全是城市底层人家的儿子。用那些生长在泥塘园土中的蔬果形容之，自认为倒也恰当。与鲁迅不同的是，我回忆他们与思乡其实没什么关系，更多的是一种思人的情绪。自然，断不会生出“也不过如此”的平淡，而是恰恰相反，每觉如沐煦风，体味到弥足珍贵究竟有多珍贵。

我和树起在中学时代相处的时光更多些。我家算是离校较远了，大约半小时的路。树起家离校更远，距我家还有20分钟左右的路。我俩几乎天天结伴放学回家是不消说的了。走到我家住的那条小街街口，通常总是要约定，第二天我俩在街口见，一块儿去上学。路上是一向有些话题可说的——学校里的事，班级里的事，各自家里发生的烦恼，初中毕业后的打算，谁在看一部什么小说，等等。有时什么也不说，只是默默往前走，那是要迟到了的情况下。还有时一同背着课文或什么公式往前走，因为快考试了。树起家在一片矮破的房屋间，比我家还小，简直不成样子。现在中国的城市里绝对见不到那样的人家了，在农村也很少见了，若是有同情心的人见了，肯定要心里难受、潸然泪下的。那样的家，简直是土坯窝，回到那样的家，差不多可形容为一头钻进窝里。但在当年的哈尔滨，那样的人家千千万万。正因为比比皆是，所以小儿女们并不觉得自己可怜，照样爱家、恋爱，在乎家之安全和温暖，仿佛小动物之本能地喜欢家。树起和他的老父母以及弟弟、妹妹住在那样的家里。当年他的父母亲都已经快60岁，在我们几个同学眼中是确确实实的老人了。然而他的父亲还在工作，拉铁架子车。如今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肯定都很难找到那样的车了，可在当年那是哈尔滨市一种主要的运载车。一般情况下不是谁有钱就能买得到的，得凭证明，属于“劳动资产”。他的父亲刚一解放就是拉那种车的车夫了，那种车对于他的父亲犹如黄包车之于祥子。

我和树起一起上学，有时他会给我一个大的蒸土豆，或半块烙饼。若是夏天，可能是一个大西红柿，或者一条黄瓜。挨饿的年代，给人任何可吃的东西都是一份慷慨，一份情义。他心里总是惦记着我。记得有次他还给了我几块很高级的软糖，这可是我小时候少有的享受，他告诉我他的三姐结婚了，这是她的喜糖。他有四位姐姐，这着实是令我们几个羡慕的。

树起学习很好，数理化及俄语四科成绩在班里一向名列前茅。他耿直、善良、有同情心，眼见不正义的事他很难做到视而不见，若是发现老人或孩子当街跌倒了，他是那种会赶紧跑过去扶起来的少年。

“文化大革命”前，我们之间从没发生过争论。这么好的同学，我和他争论什么呢？我一向认为他对人对事的看法是客观公正的。

“文化大革命”中，他的表现也很“特别”。他是班里的好学生，完全置身度外是不可能的。他从没亲笔写过大字报，别人写了让他签名，以示支持，他也要认认真真地看一遍，倘觉得批判的内容不符合事实，那么他就会拒绝签名；倘觉得其中一句话甚或一个词对被批判的人有显然的侮辱性，他就会要求对方将那句话或那个词删除，若对方不删除，他就不签名。他绝不会打人的，不管对方是谁。即使一个公认的“反革命”，他也并不认为任何人有权利侵犯对方。他对做过那样的事的人是极嫌恶的。他这一种“特别”，当年深获我的敬意。

但我们之间发生过一次激烈的争论，在国家主席刘少奇也被“打倒”之后。

有次在我家里，我说了一句对伟大领袖极不敬的话，并表达了这么一种看法——如果一个人将当初与自己出生入死的革命战友几乎逐一视为敌人了，并且欲置于死地而后快，那么我对这样的领袖是没法崇敬的。我还指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样的“语录”是“荒唐”的……

“文化大革命”前我已看了不少外国小说，那些文学作品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文化大革命”中有所显示。

树起他当时瞪大双眼吃惊地看着我，半晌才说出一句话是：“你再也不许这么胡说八道！”

我说：“这不是在家里，只对你一个人说嘛。”

他说：“我没听到，什么没听到。你发誓，以后再也不说类似的话了，对我也不说了。”

直至我发了誓，他才暗舒一口气。

当年他替我极度担心的样子，以后很多年，都经常浮现在我眼前。

然而事情并没完，后来他又召集了张云河、王松山、王玉刚三个再次郑重地告诫我。

云河就问：“晓声他说什么不该说的话了？”

玉刚说：“别问了呀，肯定是反动的话啊！”

而松山则说：“这家伙，一贯反动，哎，你想哪一天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啊？”

云河又说：“也不见得就一定是反动的话呢？树起你说来我们听听，一块儿评论评论，果然反动，再一起警告他也不晚嘛！”

树起张张嘴，摇头道：“我不重复！”

我只得自己承认：“是有点儿反动。”

树起又说：“如果你哪天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了，让我们几个怎么办？跟你划清界限？那我们难受不？揭发你，那我们能吗？我们几个都不会在政治上出什么事，就你会！你今天不再当着他们三个发个重誓，我根本不能放心你……”

他们三个，见树起说得异常严肃，一个个也表情郑重起来，皆点头说对，之后就一起看着我，等待我发誓……

当年我们五个初三生，真是好像五个拜把子兄弟一样，虽然我们不曾那样过。“情义”观念，怎么一下子就在我们五个之间根深蒂固了，如今也记不清楚了。似乎，起初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家都在上学去的同一路线上。虽说是同一路线，但上学是不可能一个找一个的，那样我和树起要多走不少路。但放学回家，则要走得从容多了，我们便常常一齐走。先陪云河走到家门口，依次再陪玉刚和松山走到家附近，最后是我和树起分手。寒来暑往，一个学期又一个学期走下来，共同走了三年多，走出了深厚的感情。另外的原因便是，我们都是底层人家的孩子，家境都近乎贫寒。不管一块儿到了谁家，都没什么可拘束的，跟回自己家了差不多的随便。而家长们，对我们也都是亲切的。当年像我们的父母那样底层人家的家长，对与自己儿子关系密切的同学，想不真诚都不会。而既真诚了，亲切也就必然了。

但我们之间的“情义”，主要还是在“文革”中结牢了的。云河、松山和树起一样，是班级数理化及外语四科的尖子生。玉刚则和我一样，综合成绩也就是中等生。在“文革”初期，所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发表的文件中说——初、高中生们，以后或升学或分配工作，皆要看“文革”中表现如何。弦外音是，表现不好的，那时会有麻烦。

这无疑等于“头上悬刀”。

为了不至于落个“表现不好”的结果，大字报起码总得写几张吧？然而对于云河、松山、玉刚三个，让他们提起毛笔亲自写大字报，如同让他们化了装演街头戏。他们平时都是讷于语言表达，即使被迫作次表态性发言，往往也会面红耳赤，三分钟说两句话都会急出一头汗来，当然也会急出别人一头汗来。

于是写大字报就成了我和树起的义务，他们只管签名。我一个人不时在他们的催促之下写一张，我们五名学生的表现也就都不至于被视为不好了呀。每次都是，我起草，树起审阅，我再抄。树起说“没问题”，他们就都说“完全同意”。

其实呢，我每次都将写大字报当成写散文诗，也当成用免费的纸墨练毛笔字的机会，从不写针对任何具体个人的大字报。

玉刚的话说得最实在，他当年曾一边看着我写一边说：那么高层的事，咱们知道什么呀！还是晓声这么虚着写的好。

而松山曾说：“啊”少几个也行，你别往纸上堆那么多词，看着华而不实。

云河曾说：词多点儿可以的，蒙人。该蒙人的时候，那就蒙吧。不多用点儿词，怎么能显得激情饱满呢？

树起则作权威表态：那就少抄几个词，找一段语录抄上，反而显得字多。

我们自幼从父母那儿接受的朴素的家教都有这么几条：不随帮唱影，不仗势欺人，不墙倒众人推，不落井下石。

切莫以为以上那些词，只有文化人口中才能说出。谁这么以为，真是大错特错了。事实上在城市贫民大院里长大的我们，从小经常听到目不识丁的大人们那么评说是非对错。在民间，那不啻为一种衡量和裁判人品的尺度。我们都是“闯关东”的山东人的儿子，我们的父母，尽管都是没文化的人，却都知道——如果在做人方面失败了，那么在生存方面便也不会有什么希望，故都自觉地恪守某些做人的原则。

多少年后，我反思“文革”时悟到，我们实在是应该感恩于父母的。中国，也实在是应该感恩于某些恪守世道原则的底层人民的。若当年那样一些尺度被彻底地颠覆了，中国之灾难将更深重可悲。所幸还未能彻底。

据说评定一名学生在“文革”中的表现如何，还要看他是否主动与工农相结合过。我们五人中，树起是团员，在政治方向上，我们都与他保持一致。

树起认为，如果严格按照“学生也要学工、学农”的“最高指示”去做，“学工”强调在前，我们应该先学工。

于是我们去到了松江拖拉机厂。那完全是没有任何报酬的义务性劳动。我们是不怕累的，因为累而多吃了家里的口粮也在所不惜。但，那个厂里的工人阶级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派，一派人多势众，叫“革命造反团”；一派人少，以老工人为主，叫“红色造反团”。“红色”的先是被“革命”的视为“不可救药的保守组织”，后又干脆被宣布为“反动”的了。偏偏我们参加劳动的那个车间里，基本全是“红色造反团”的老工人。他们对我们爱护有加，我们觉得他们都很爱厂，都很可敬。学工的学生只埋头苦干是不行的，还要积极参加工厂里的“造反劳动”。“革命”的造反，“红色”的也造反，究竟应该跟随哪一派，我们困惑了，为难了。

树起倒很民主，其实也是没了主张。他说听大家的。

云河说：“我觉得曲师傅一点儿都不反动，是个好工人。让人家伤心的事我不做——曲师傅是带领我们劳动的老工人。”

松山说：“我觉得这车间里的老工人个个都是好工人。”

玉刚说：“我的看法和他俩一样。”

树起又说：“那，我明白你们三个的意思了。晓声，你的态度呢？”

我果断地说：“咱们支持‘红色’的，帮他们把‘反动’的帽子还给‘革命’的！”

于是我们在“革命”的和“红色”的之间做出了坚定的选择。若能使这个厂的一批老工人不再被视为“反动”的，我们觉得也不枉学工一场了。

我又写起“文革散文”来，仿“九评”的风格，一评、二评、三评连续《评这些老工人谁都不反动》……

看的人居然还很多，反响还很大。

曲师傅不安了，老工人们感动了，他们劝说我们没必要卷入厂里的派系斗争。而我们心中都充满了政治正义感，将那种“卷入”视为己任，还都有股子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

有天早上我们又结伴去厂里，在大门口被拦住了。前一天夜里“革命”的一派单方面夺权了，“红色”的一派都被集中起来，参加所谓的“悔过学习班”了。

我们五名中学生，被一些青年工人打跑了。后来，厂里连续贴出了评我们的大字报的大字报，也仿“九评”的风格，曰一评、二评、三评……

那个冬季，我们去了曲师傅家很多次想看望他，可是他的思想很“顽固”，很晚才被放出来，直到最后一次我们才见到他。他没写“悔过书”，“革命造反团”的头头是他徒弟，拿他没奈何，不写也只得恢复了他的自由……

来年，也就是1968年的5月，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到哈尔滨甫一展开动员，我就报名下乡了。一则，是家里生活太困难了，太缺钱了，我急切地要成为能挣钱养家的人；二则，是我对“文革”厌烦透了。因为我每天所耳闻目睹之事，不是闹剧就是悲剧。即使以闹剧开始，到头来也还是会以悲剧结束，总会有人赔上血和命。

我不但第一批响应了“上山下乡”的号召，而且此前还曾是为全班同学服务的“勤务员”，所以有了一种光荣的资格：参与由军宣队员主持的为全班同学做政治鉴定的工作。鉴定分为四等——无限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参加了“文化大革命”……

此种措辞区别，令人不禁联想到官方悼辞的措辞区别。军宣队员说，别看多了“无限”或少了“无限”，多了“积极”或少了“积极”，一入档案，随人一生，将来的用人单位，凭这一种微妙区别，一看就会心知肚明，决定这样看待谁或那样看待谁。

既然兹事体大，我岂能掉以轻心？

树起是没问题的，但议到云河、松山和玉刚时，军宣队员说有人反映他们属于不常到学校参加运动的同学。

我据理力争，说他们的运动表现起码和我是一样的。我写过的大字报上他们都署了名的，我们是一块儿去学工的。如果他们的鉴定中没有“无限”和“积极”四个字，那我的鉴定中也不应该有。否则，对他们不公平。

在我的极力争取下，他们的鉴定中也有了在当年被认为举足轻重的四个字。我的坚持感动了一位参加鉴定的校“革委会”的老师，他提议在我的鉴定中加上了“责人宽，克己严”六字。

想到不久就要分别，我跟他们四个更加依依不舍，他们几乎天天都来我家。没什么事也来，没什么话说就陪我一块儿沉默。他们因为没报名和我一块儿下乡，都挺内疚，仿佛愧对了我们之间的友情似的。我就安慰他们，各家的具体情况不同，没人逼到头上，何必非走？何况，树起、云河、松山，他们学习都特好，考高中、考大学是手拿把掐的事。他们的家长也都有意培养他们，那为什么要放弃志向呢？至于玉刚，他只有姐妹，是家中唯一的儿子，父亲又长年生病，不走也有不走的原因，万一不久能分配工作了，那不是更好吗？

我这么劝慰，他们也就释然了。

和我同一批下乡的只有杨志松。那一批全校才走了12名学生，我们班就我们俩。

志松也来过我家一次，恰巧树起他们四个在。志松家住学校附近，所以此前他与我们接触较少。但在全班男生中，我们都觉得最与我们性情投合的，非他莫属。

树起郑重地说：“你来得正好，有头等大事托付你。”

志松愣愣地问：“什么事？”

云河反应快，立刻就明白什么事了，朝我翘翘下巴说：“我们把他托付给你了。没我们在身边，你一定要多操点儿心，别让他哪天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松山附和道：“对对，这可真是头等大事！别的方面我们对他没什么不放心的，就是他这里边太复杂了。”他边说边指了指自己的太阳穴，“只想不说还行，万一不该那么想的还偏要那么想，还要忍不住说，后果可就严重了！”

玉刚最后说：“我们授你权，他一胡思乱想，你就替我们敲打他。”

志松乐了，指着我说：“你听到没有？听到没有？他们几个把你交给我了！如果到了广阔天地你还胡思乱想，想了还说，看我不收拾你！……”

当年的我们，不过都是贫家子弟，又都是中学生，哪里谙知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又怎么能参与什么国家大事？于我，实在是由于耳闻目睹太多的冷酷乱象，厌恶之极，也压抑之极。每欲一逞少年之勇，以图释放罢了。偶有反抗的意图，却枉有此心，并无此胆。顾及家境，于是顾及自身，学做一个隐忍之“愤青”。于树起、云河、松山、玉刚四个，实在是怕他们的情义册上，哪天不得不划掉了我的姓名，痛心不已。

树起是一心要做“革命人”的。但“革命”在他那儿，是被充分理想化了的。他想做的是完全符合人道主义甚至足成楷模的“革命人”。“革命”一表现出凶恶，他内心就挣扎了，郁闷了，认为那是“革命”的耻辱，不屑与之为伍了。

而云河、松山、玉刚三个，只想本本分分做人，什么“革命”不“革命”的，都当成是“专门好那个”的人的事。何况那样的所谓的“革命”，在他们看来就是“集体演戏”。他们做“逍遥派”做得心安理得。志松也是那样。

当年倒是他们比我和树起都活得超然，活得明白，活得纯粹。

志松的父亲和树起的父亲一样，也是拉车的，当年也快60岁了。志松上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他当年下乡的想法也和“革命热情”无关。那一年他父亲病了，不能再干拉车运货那么辛苦的活儿了；而大姐、二姐、大哥都已成家，各自小家的日子也都过得很拮据，二哥刚参加工作，每月仅18元工资。仅以学习成绩而言，他也是那类升高中考大学不成问题的学生。但考虑全家今后的生活，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决定下乡了。

有同班同学跟我一块儿下乡，真是我的幸运。知青专列一开，车上车下一片哭声，我俩却是微笑着向同学们挥手的，仿佛只不过是很短暂的离别。志松在哭声中对我说：“到了地方，咱俩都得要求分在一个连队啊！”

我说：“当然。树起他们托付你管住我的嘴嘛！”

他乐了，又说：“明白就好，那以后就得服管。”

事实上，到了北大荒以后，我并没太让他操心过我的思想和我的嘴巴。远离了城市，“家愁”不用每天直接面对了，令我厌恶的现象也看不到了，心情便豁然开朗了。不太习惯的是每天三顿饭前必得正儿八经地“敬祝”一番。以前都是在家里吃饭，完全没有这般经历。但到了连队，别人都这样，自己不习惯也得习惯！在食堂吃饭的老战士们原本也是不做这番动作的，见几名女知青带头，其余的知青们也都贯彻这一“革命”的日常仪式，也只得效仿了。志松倒是很适应，甚至还有几分喜欢。当然，他也看出了我的不情愿。

某日，他背着人问我：“敬祝的时候你怎么像是被迫的？”

我告诉他，我读过一本法国人写的关于宗教的书。那本书里说，一日三餐是每人每天最重要的事，三餐不保，人心发慌。而宗教规定的餐前祈祷，其实从心理学上看，是一种日复一日的暗示方法。而革命，不该借助宗教手段……

他问：“你怎么能看到这样的书？”

我说：“我家隔壁收破烂的邻居收回来的一本残书，没头没尾。我一翻，觉得里边在讲我不知道的知识，所以就带回家读完了。”

他又问：“后来书呢？”

我说：“一本没头没尾的书，不值得收藏起来，做饭时烧了。”

他一拍我肩，“烧了就对了！我也同意你的想法。但那你也得装出高兴‘敬祝’的样子，而且绝对不能对别人说起你刚才那番话！”

其实，不仅志松，树起、云河、松山、玉刚四人，也都同意我当年对现实的不少看法。我记得云河曾当着我的面对另外三人说，有时候喜欢听我的一些想法。而平时最为少言寡语的玉刚则说过：难怪“文革”一起，首先要烧书……

又一次提到这事，志松说：“忘了那本书里是怎么写的！你要把‘敬祝’当成好玩儿的事，我就是当成好玩儿的事。或者，心里也可以这么想，咱们真正敬祝的是咱们爸妈。”

我愣了愣，原来他心里是这样想的！

从第二天，一日三餐他必叫上我和他一块儿进食堂。他先大声说出头几句，我只跟着说“万寿无疆”四个字。

这种“仪式”并没持续多久。麦收一开始，所有知青都领教了什么才叫“累”，人一累，谁都没那种坚持下去的精神了……

我下乡前，家中被褥正好够家里用，所以我只带走了一床旧被子，没带褥子。第二年的布票棉花发下来之前，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睡在志松的半边褥子上。半夜一翻身，每每和他脸对脸了，正所谓“同呼吸，共命运”，他家替他考虑得周到，他带的东西齐全。而他的，基本上也可以说是我的。他的手套、袜子、鞋垫、短裤、衣服，我都穿过用过。他还多次向其他知青声明：我有保护梁晓声的责任啊，谁欺负他就是欺负我！尽管没什么人欺负我，但是他是真的可以随时为我出头的。

1969年的10月末，又一百多名知青在深夜被卡车送进了连队。他们还没全从车上下来，我和志松就听到谁在一声接一声喊我俩名字。我循声过去，车上站着云河、松山、玉刚三个！

沉默寡言的玉刚一见我俩，乐了，大声说：“要是你俩不在这个连，那我们仨就不下车了，肯定再坐这辆车返回团部，打听清楚你俩在哪个连，要求团里重新把我们分去！”

我和志松自是喜出望外，逐个拥抱他们，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他们三个本是可以去哈尔滨附近的一个团的，为了能和我俩在一起，才报名到了离哈尔滨最远的地方。

志松埋怨他们没写信先告知一下，云河说就是要给我俩一个惊喜嘛！松山憨厚，说因为是临时决定，走得急，只从志松家和我家各要了一封带给我俩的家信就来了。

那时树起已如愿在上高中。不过仅仅一年之后，他也下乡了，而且失去了来兵团的机会，插队去了黑龙江省边陲的饶河边上一个鄂伦春族为主的小村。他从那个小村寄了信给我们，我们才知道这些，个个都怅然若失，觉得这实在是我们的也是他的大遗憾。

如今回忆起来，我在兵团最舒心的时光，便是那之后的两年。与四个亲如兄弟的同学朝夕相处，日子虽艰苦，却也有着快乐的色彩。友谊如一盆炭火，温暖着我们。

那两年我像有多位家长的独生子——我因家事而犯愁了，他们就围在我身边安慰和劝解我，偶尔志松还会为我唱歌；冬天到了，云河见我的棉裤太破，处处露棉花了，就将他自己舍不得穿的，兵团发的一条新棉裤“奉献”给我了；玉刚和松山亲自动手，给我做了一床新被子；我要回家探亲了，他们都主动问我打算给家里带多少钱，由他们来凑；我探亲回来了，路上将志松家捎给他的包子吃得一个不剩，他也只不过这么抱怨：“你这家伙太不够意思了吧？怎么也得给我们一人留一个呀！”……

那样美好的时光，仅仅两年多就结束了。

先是志松调到团报导组去了，在国庆和春节的长假期间才有机会回连队看我们几个，最多也就住一两天。接着云河调到别的连队当卫生员去了。两年后，志松上大学了，松山和玉刚调往其他师的化工厂去了。

而我，则经历了当小学老师、团报导员以及被“精简”到木材厂抬大木的三次变动。

正如我亲密的同学们所经常担忧的，我的知青生涯落至孤苦之境，最终竟真是由于思想由于话语。

但即使在那两年里，我的思想仍有一处可以安全表达的港湾，这便要说到徐彦了。

徐彦的家境，在我们班里，当年也许是最好的了。他父亲是市立一院的医生，他母亲原本也是医生，因为患有心脏病，长年在家休养，但享有病假工资，而他哥哥曾是海军战士，复员后分配在哈市著名的大工厂里。徐彦是我们班几个没下乡的同学之一，在他哥哥工作的厂里当车工。我在班里当“勤务员”时，几乎去遍了全班同学的家，徐彦的家当年是最令人羡慕的。不只我羡慕，每一个去过他家的同学都印象深刻，羡慕不已。他家的房子倒不大，前后皆有花园，是有较高地基的俄式砖房。前窗后窗的外沿，砌了漂亮的窗沿。门前还有木板的台阶，冬天一向扫得很干净，夏天徐彦还经常用拖布拖，那大概是他主要的一项家务了吧。那时候的哈尔滨，很少人家能直接用上自来水。但徐彦家厨房里有自来水龙头，而我们几个，都是从小挑水的，长大后以挑水为己任。我们在中学时代也都没穿过皮鞋，但徐彦既有冬天穿的皮鞋，也有夏天穿的皮鞋。不论冬夏，他一向衣着整洁。最令我们向往的，是他自己有一小“套”屋子可住。不是一间，而是有“门斗”、厨房，分里外间的单独一小套，连地上也都铺着木地板。说到地板，我们几个的家里竟都没有。云河家的地要算“高级”一点儿了，却也只不过是砖铺的，另外几家，泥土地而已。那样一套小屋子，与他父母和妹妹住的屋子在同一个大院里。在那个大院里，几户有四五口人的人家，所居便是那么一套小屋子。他居然还拥有一架风琴，就在那小屋子里。总而言之，在我们看来，他当年实在是可以算做“富家子弟”了。他还是美少年，眉清目秀，彬彬有礼，我们几乎从没听过他大声说话。要是他生气了，反而会不说话。他的性格更像沉静的女孩子。

倘以我们的学校为中点，我们几个的家在同一边，而他的家在另一边。每天放学，一出校门，我们和他便“分道扬镳”了。在学校，课间我们也不怎么主动接触他。他终究还是成了我们情义小团体的一分子，起先是因为“文革”。“文革”中我们的身份虽然还是中学生，却不上课了。于是以前不怎么来往的同学，也开始接触了。后来，则是由于我和他的关系一下子变得亲近了。我们初一下学期，我的哥哥患了精神病；我们初二上学期，他才读小学三年级的妹妹，因为在学校里受了点气，隔夜之间也不幸成了小精神病患者。我母亲听我说了，非要我带她去徐彦家认认门，为的是以后能经常向他的父母取经，学习怎样做好患精神病的儿女的家长。无奈之下，一个夏天的晚上，我带着母亲去到了徐彦家。怕自己无聊，我还带了一本《希腊悲剧选集》，也是从邻居家收的旧书堆中发现的。

母亲和徐彦的父母说话时，徐彦将我带到了他的房间里。他的沉默寡言加上我的自卑心理作怪，我表现得极矜持，低头看书而已。他坐在我旁边表现着主人应有的热情，隔一会儿就找话跟我说。要是他不说什么，我也不开口。终于，他问我看的是什么书。这一问，打开了我的话匣子，跟他说起了书里的故事。两个多小时后母亲才起身要走，徐彦还没听够呢。几天后他受他父亲的吩咐，到我家来送安眠药，我向他展示了我犯禁收藏的十几本书，建议他选一两本带回家去看。

他说：“这些书以后中国不会再有了，如果别人在我家看到了也跟我借，万一还不回来怎么办？我这人嘴软，别人一开口借，我肯定会借给的。”

我说：“那我也认了，绝不埋怨你。”

他想了想，却说：“我还是不借的好。以后咱俩在一起，我听你讲就是了，我爱听你讲。”

后来，母亲经常独自去他家，成了他家的常客。因为儿女患同一种病，我的母亲和他的父母之间，渐生相互体恤的深情。当年即使有证明，也只能一次从医院买出十几片安眠药，而徐彦的父亲，可以为母亲一次买出一小瓶来，这减轻了母亲总去医院的辛苦。自然地，我和徐彦的关系也逐渐亲密了。我以每次见到他都给他讲故事的方式报答他父亲对我家的帮助。

他哥哥参军了，他妹妹有那样的病，他母亲还有心脏病——综合这些理由，使他可以免于下乡。

我下乡后，每次从兵团给他写信，都拜托他去我家替我安慰我的母亲、教导我的弟弟妹妹们听母亲的话、实际看一下我哥哥的病情。而他对我的嘱托一向当成使命，往往去了我家，一待就是半天。其实我觉得他并不善于安慰人，却是特有耐心的倾听者。他的心如院长嬷嬷一般善良。我想我的母亲向他倾诉心中的悲苦时，一定也仿佛向对有着宗教善良情怀的人倾诉吧。

他是个天生看不进书的人，也是一个天生懒得给别人回信的人。他竟回了我几次信，那于他真是难能可贵的事了。

“我到你家去了，带去了我父亲替你母亲买的药，和大娘聊了两个多小时的家常。你家没什么更不好的事，你也别太惦家……”

“我也很寂寞。厂里还有许多人热衷于搞派性斗争，很讨厌。同学们都下乡了，周围缺少友谊，更没人给我讲有意思的故事听了……”

他信上的字写得很大，也很工整。看得出，每多写一行字，他大概都要想半天。

我虽精神苦闷，情绪消沉，但写给他的信，内容一向不乏发生在兵团的极有趣的事。我不愿用我的不快乐影响他。

故他给我的回信中，也曾写过：“读你的信，是我愉快的时候……”

我上大学的前一年，被黑龙江出版社借调了三个月。那三个月里，他家的常客不再是我的母亲，而是我自己了。出版社自然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相比平民百姓，知识分子显然是更加忧国忧民的。那时的中国，并没有麻木不仁的中国人胸中忧成块垒，积怨如地火般悄然运行。我每天在出版社都会加入值得信任的人之间的“私议”。而我在他家里，也就不仅仅是只讲故事给徐彦听了，而是“讲政治”给他的父母听了。至于他，倒成了旁听者。他的父母，不仅是知识分子，而且是有社会良知的人。每逢我讲到义愤时，他们竟也情不自禁地插话，诅咒祸国殃民之流。我讲到希望所在时，他父亲还会激动得陪我吸一支烟。我是极少数由他父亲陪着在他家吸过烟的人——他父亲一年也吸不了几支烟的。

每次我走他都会送我，有时送出很远。

他不止一次告诫我：“千万记住我爸妈的叮嘱，那些话绝对不能跟别人说。你以为有的人值得信任，可万一你的感觉错了呢？人出卖人的事咱们知道的听到的还少吗？……记住行吗？”

他那时的口吻，更像一位院长嬷嬷了。

我答应了他。

他又说：“我可不是怕万一你出事了，我和我父母受你牵连。枪毙你你都不会出卖我们的，这我绝对相信。可……你是我最不愿失去的朋友啊！你如果出事了，我不是就连个与我通信的朋友都没有了吗？……”

那时我不由得站住，凝视他，整个心感动得发烫。

当年，当年，当年真是不堪回首，思想竟成了令亲友们极度担心的事。

当年，当年，当年真是难以忘怀，有那样的同学间的情义，如同拥有过美好爱情。

因为在邪恶年代也曾拥有那样一种情义，我要在我死前对这个世界虔诚地说一声“谢谢”。

去年我回老家，跟前文提到的几名同学聚在了一起。我十几年没见过他们了，大家都老了，也都还在为各自的家辛劳。树起两口子都退休了，他曾为了增加家庭收入开过一个小饭店，没挣到多少钱还累出了心脏病；徐彦为了帮婚后的儿子还房贷，退休了也还在找活干，在外县的一处工地上开大型挖土机；志松从一份医学杂志总编的位置退下来后，在家带孙子，偶尔打打麻将；云河、玉刚、松山也都白了头发。彼此脸上都有被人生折腾出来的沧桑，却又都竭力表现出快乐，想要给朋友们留下毫无心事的印象。然而我清楚，每人都有各自的远忧近虑。

树起缓缓饮了一口茶（他心脏做手术后滴酒不沾了），看着我慢条斯理地说：“现在，咱们对这家伙，终于可以放心了。”

志松反应快，紧接着说：“当年你们几个托付给我的责任，我可尽到了啊！他后来在复旦大学上学，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了北京，有次出差去南京，还专程绕到上海，告诫他务必学会保护自己呢！……”

云河笑着说：“做得对，应该表扬！他上大学那三年，据说中国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人更多了。”

“要说现在咱们对这家伙可以放心了，那也还是早点儿。什么时候他不写了，咱们才能彻底放心。”松山说道。

玉刚说：“现在中国没有反革命罪了，而且，我看这家伙的思想也不像当年那么‘反动’了……”

说到这儿，大家就都笑了。

徐彦待大家笑过，也看着我说：“别深沉了，讲讲吧！”

我问：“讲什么啊？”

他说：“讲国家呗，你当年最爱讲国家大事的呀！”

我想了想，说了这么一番话：“中国现在问题很多，有些社会矛盾又突出又尖锐。可即使这样，我也还是觉得，倒退回去肯定不是出路。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儿女，从前的中国，与现在的中国相比，是一个无望的国家和一个大有希望的国家的区别……”

玉刚乐了：“都听到了吧？不但不反动了，还特革命了呢！”

志松接着不客气地说：“你小子打住！当你是谁呀？大领导呀？给我们作报告呢？不许装模作样了，喝酒喝酒！”

于是除了树起，我们都擎起杯来一饮而尽。

大家刚放下杯，树起又说：“但这家伙刚才的话，我完全同意。”

云河问：“咱们刚才反对了吗？”

松山他们几个就摇头。

志松给大家杯里斟满酒，站起来，朗声道：“本人提议……”

我抢着说：“为情义干杯！”

志松说：“错。我要说的是为中国的大有希望干杯！咱们晚年的幸福指数还指望这呢，过会儿再为情义干杯！”

于是大家都站了起来，将杯里的酒一饮而尽。树起以茶代酒，也将杯里的茶水喝光了。

都老了的我的亲爱的几位中学同学，记得那时一个个写着倦意的脸上，呈现着难掩的期盼了……

2011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