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结束之后，中国变成了民国，在名义上，共和制的招牌已经挂在了首都的城门楼上；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地建立了代议制政府。民国的前半段，人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从1912年到1928年，差不多十六年。这一段历史，类似东汉末年群雄并起、乱打群架的时光，今儿丙联甲倒乙，明儿乙联丙倒甲，后天甲再联合乙、丙、戊等一起倒己。南与北打，东与西打，一省甚至一区之内，几个小军阀忽而刀兵相见，忽而握手言欢。看这段历史，谁都头大，不仅头痛混战不已、民生涂炭，还头痛找不到头绪，连最好读的陶菊隐先生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也往往几页就冒出来几十个人名，几场乱仗同时开打，乱哄哄，你未唱罢我登场，叫我如何认得他！

不过，如果粗线条的概括，民国北洋这段，从北京政府的角度上看，大体上是袁世凯四年，皖系四年，直系四年，奉系四年，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张作霖依次各唱了四年的戏。这十六年，虽然依王闿运的对子“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无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但细分起来，还是有区别。令人感到悲哀的是，这一时期的民国政府在民主制度方面是沿着下降线行进的。袁世凯时期，民国元年的国会是全国普选的，尽管农民们未必知道选举是怎么回事——大多数人实际上是由别人包办着投的票，但普选的形式毕竟在，人为操纵的痕迹不大，其实是各地的精英按照他们的意志，选出了他们心目中应该做议员的人（有的地方，人还在国外留学，已经被选为议员）。到了皖系上台，组织了安福俱乐部，操纵选举，结果弄出来一个安福国会。轮到直系出头，居然公开贿选，议员成了猪仔。冯玉祥联合奉系倒直，先推出来的临时政府居然连代议制机关都没有。接下来的奉系政府，干脆就是军政府，首领是大元帅。套一句俗语：黄鼠狼生老鼠，一代不如一代。

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个时期当政的都是军阀武夫，不知道宪政是怎么回事，就像民国的外交家顾维钧所说的那样，袁世凯对西方民主缺乏起码的认识。袁世凯如此，袁世凯之后的北洋团体中的骁将更是等而下之。不过，事情还有另一面，虽然武夫不了解西方的代议制，更不懂民主是什么，可毕竟他们都是从晚清过来的，深知清朝积弱积贫的历史，明了若干年来中国学习西方的艰苦努力。虽然他们不了解代议制，不了解西方的民主制度，但这个制度的优越性却是经过西方的“先生们”验证过的，即便在清朝的王公贵族最喜欢的帝制德国也有国会和宪法。他们吃过西方军队的苦头，并且受过西式军事教育，其中有些人还有留学（德国和日本）的经历，至少知道他们所效法的西方称雄世界的道理。更有意思的是，这些武夫实际上对风靡知识界的进化论也略晓一二，他们对当时堪称“时代的意识形态”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从心底里服膺的。就当时而言，西方的制度意味着进化的方向。所以，不了解代议制，不明白民主制度，不意味着他们会完全不理会这个制度，不希望尝试按照这个制度操作一下，好让中国也强盛起来。我们所说的北洋军阀，其实是中国人学习西方推行军事现代化的产物。所谓的袁世凯复辟，他的帝制其实并没有取消代议制，他打的主意是君主立宪制。反过来也可以理解，尽管中国进入共和政体以来，国家之混乱、国势之衰落比晚清有过之而无不及，可复辟却总也实现不了（包括强人袁世凯所尝试的看起来仅仅退了一小步的帝制），反对者中最有力量的还是北洋团体的军人们。在那个时代，进化论的魅力显然不是其他什么力量可以抵消的。

但是，在这十六年中，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种场景，每当这些武夫打算尊重代议制的时候，往往很难处理好跟国会的关系，处处是坎，冲突不断，什么事都做不成。当他们抛弃了对宪法和对国会的尊重，实践起他们一向熟悉的权术操作、军人干政时，则到处绿灯，诸事顺遂，想干什么往往就能成什么。这是一个令人悲哀的现实，但的确是现实。

当袁世凯尊重宪政的时候，民元的国会选举他没有干预，甚至没有利用自己的行政资源对自己所期待的政党施以援手，眼睁睁看着同盟会变的国民党取得优势，成了国会具有绝对优势的第一大党。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他步履维艰了，面对辛亥革命后各地乱糟糟的局面，遍地民军，遍地军政府，土匪、帮会横行，中央政府统一财政，削减民军，整顿地方，一样也做不成。最后袁世凯动武了，大兵一到，反抗的国民党势力土崩瓦解，领袖和骨干出国流亡。更损的是，袁世凯派人化装成“公民”，组织“公民团”包围国会，逼国会选他为正式大总统，这个国民党人占多数的国会居然还真就把他选成了正式大总统。吃硬不吃软的政治现实，逼得北洋军阀走回了老路。

既然做君子不如做小人甚至做流氓，那么索性就流氓做到底。坐上正式大总统宝座的袁世凯，干脆以收缴议员国民党党证的方式，把国民党议员统统赶走，迫使国会因不够半数开不成会，然后自己一家说了算，连刚刚的盟友进步党人也一块涮。然而，接下来，他进入了自家统治的最高点，秩序稳定，改革前进，一些非北洋系的地方军人也开始被收抚，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很有起色。若不是日本趁欧洲列强忙于世界大战之际，对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让袁世凯做不起人，出现了合法性危机，一切看起来很是不错。当然，真的把袁世凯毁了的还是他的帝制“改革”。这一招不仅没能实现他加强中央权力的初衷，反而给了那些原本在他“削藩”过程中惴惴不安的地方势力以反抗的借口，一个合乎进化论意识形态的最好借口。送了他性命的“二陈汤”（“二陈汤”都宣布独立反袁），本是自家从药店买来的。

同样，接下来统领北洋团体、控制北京政府的段祺瑞的遭遇也是如此。当身为国务总理的他尊重民元国会，尊重民元约法的时候，几乎寸步难行，处处掣肘，跟国会以及虚位的总统黎元洪的关系越来越僵，直至最后决裂。而当他玩阴谋，耍诡计，煽动督军团干政，最后利用张勋赶走黎元洪复辟帝制、把逊清的小皇帝抬出来的时候，反而左右逢源，连黎元洪都再次委任他为国务总理。组织讨逆军，杀回北京，他成了“再造共和”的大英雄。成了英雄之后，接受前段时间“府院之争”的教训，段祺瑞开始组织选举听话的国会，从日本弄来的西原大借款多半养了自家的私家武力参战军，少部分堆出来一个安福国会，选出一个乖巧的听话总统徐世昌。从此，政治强人段祺瑞要什么有什么，再也没人挡道。

段祺瑞最后栽就栽在武力统一的策略上。武力统一南方，在用武过程中消耗掉同属北洋团体的直系力量，借刀杀人，一石二鸟。直系的吴佩孚卖力打下了湖南，但湖南督军却给了只知道捞钱的张敬尧，只因为张是段的亲信，而立下大功的吴佩孚只许在湘南前线拼命。段祺瑞算盘打得不错，但谁都不是傻子，包括吴佩孚的“主公”、人称曹三傻子的曹锟。结果是，武力统一变成了北洋火并，直系从湖南前线回师北上，段祺瑞花大钱养的少爷兵敌不住吴佩孚，天下从此变了颜色。

皖系倒台之后，有一个直系和奉系共同当家的时段。在这个阶段，占了优势的直系调子唱得很高，对宪政看起来相当尊重，不仅民元国会重开，连黎元洪都再作冯妇，重回总统宝座。可是，一旦奉系被驱逐出关，直系一统北京政府之后，曹锟就公然搞起了贿选，早就堕落成政客的民元国会议员也相当配合，三千元一票、五千元一票地把只知道写一笔“虎”字的曹锟选成了民国大总统。连选总统都可以收钱投票的国会自然做不起代议机关，国会从此废掉。北京政府进入了“曹锟要钱，吴佩孚专权”的时代。

直系的垮掉跟内部分裂有关。一方面是吴佩孚个人专权，排挤同一系统的其他将领，尤其是直系的另一员骁将冯玉祥；一方面也是由于吴佩孚民族主义的高调唱得太高，上去下不来，阻碍了北京政府靠出卖主权换取借款的途径，导致中央政府财力枯竭，机关干部和军警一起上街游行讨薪。财力有限，难免就分赃不均，吴佩孚自家的嫡系还能保障供给，而别的人，尤其是没有地盘的冯玉祥就只好闹穷，转而接受直系宿敌奉系的资助。一旦直奉开战，冯玉祥倒戈自然不可避免。原本旗鼓相当的直奉，打得正激烈的当口，直系一个方面军回师倒戈，抄了大队人马的后路，吴佩孚再硬也撑不下去，于是，奉系入住北京政府的时代开始了。

当然，奉系时代的序幕，有一个国民军和奉系共同当家的过渡，此时的临时政府，又抬出了段祺瑞。段的头衔是临时执政，执政府根本没有立法机关。接下来的奉系政府干脆就是军政府，胡子出身的张作霖做了大元帅，代议机关连形式上存在的可能性都没有了。

奉系统治的四年是北洋时代最黑暗的时期。不仅连形式上的代议机关不复存在，连起码的言论自由也遭到封杀。敢言的记者被捕杀——民国最有名的两个名记者邵飘萍和林白水都死在奉系军阀手里。学生的游行请愿也遭到军警射杀，著名的“三一八”惨案被鲁迅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这样的事，也只有在奉系的天下里才可能出现。北京的教育界一向独立，由专家教授治校，但奉系上台之后，派人接管，说是教员的薪水不再拖欠，但必须听话，如果不听话就军法从事。张作霖的名言：管你吃，管你穿，不听话怎么能行？汉高祖刘邦约法三章，我只一章，不听话就枪毙。

当时的中央政府沿着下降线行进，其他地方也如此。南方政府、非常国会也一样卷在阴谋、暗杀、军阀恶斗之中难以自拔。孙中山骂南北军阀一丘之貉。湖南的赵恒惕、广东的陈炯明提倡联省自治，省宪倒是做得像模像样，可是基于省宪的自治却都谈不上，还是有枪的说了算。

从骨子里讲，北洋时代跟中国历史其他历史阶段出现的军阀统治时期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唯力是恃、武力崇拜。整个社会进入一个武化时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原有的调节机制受到很大破坏，暴力手段受到最多的推崇，枪杆子成为这一时期最有价值的物品。

然而，这一时期的政治跟东汉末年和五代十国时期又有不一样的地方。这时的中国，已经被西方拉入了他们的世界体系，军阀政治无论在操作手段上多么地传统，毕竟摆脱不了现代性的印痕。中国农民在闹义和团的时候对洋枪洋炮还相当陌生，想拥有，但拥有了却不会使用。可是经过军阀多年混战、兵变为匪、匪变成兵的战争习染，农民对西洋火器的熟悉程度实现了质的飞跃。招来农民稍加训练，就是兵，当兵也成为很多地区农民的一项还算不坏的职业选择。

更令人悲哀的是，这一时期的知识界不但没有阻止政治的下滑，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学界的主流政治意向只在两个方面特别活跃，一方面依然沉醉于“根本解决”的方案，在发现制度改变没有能改变中国的时候，就把努力方向投在伦理和文化的改造上。新文化运动本身倒无可厚非，但知识界寄托在其上的政治理想不仅过于沉重，而且模糊了政治变革的真正方向。另一方面，某些知识精英又对好人政治、贤人政治有过多的幻想，甚至希望托庇于某个好军阀，借助军事和政治的强力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这一时期虽然也不乏留学西方、专攻宪政和民主的学者回国，但就总体而言，西方民主宪政理论的研究在中国并无多大起色，即使在学界也没有多少声音，学界丧失了对政治的理性思考的能力。

北洋时期这种沿下降线行进的政治演进，值得后来的人们认真地思考，在政治的台前表演的军阀武夫们不见得都是白鼻子的丑角，也不见得都是受帝国主义列强牵线操纵的木偶。中国政治从代议制逐渐演变为军事专制，最后变成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党治和军事专制的混合，道理何在？绝非一句转型期的特有现象可以说清楚。

历史从来都是复杂的，北洋时期纷乱的历史就更加复杂。这个复杂，蕴含着机遇，一种可以解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现代化转型迷局的机遇。但愿当我们再次面对北洋历史的时候，不要再放过这个机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