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的一天，扬州城里来了一队散兵游勇，为首的人用一匹白绸裹身，手里拎着一支手枪，大摇大摆地冲进盐运使衙门。清朝的命官早已不知去向，兵勇们乃喝令衙门里的胥吏打开库房大门，士兵每人抓了几个元宝，四散而去。剩下为首者和几个随从没有走，端坐高堂之上，看着眼前的元宝发呆。这时候，以为是革命党人破城的扬州绅士，派了几个代表前来打探，一通作揖并恭维之后，见为首的人整话说不出几句，不像是个有来头的，但又不敢造次（怕万一真是革命党）。代表们出于对城市秩序的担心，于是要求为首的人出安民告示，免得秩序混乱。为首者觉得有理，遂一把拉过随绅士代表来的巡官，硬是让人家来办，巡官无奈，只好胡乱写了个告示，没有大印（盐运使已经带走了），就拿巡官的木戳顶替。扬州就这样革过命——“光复”了。

没过几个时辰，有好事者查出了为首者的底细，原来他不是什么革命党，仅仅是城外的一个闲人，名叫孙天生，在城外妓院做茶壶（杂役）。孙天生大概是听说过革命党的只言片语，知道孙中山是革命党的首领，刚巧又结识了几个巡防营的老总，武昌起义炮响，沿江震动，孙天生贼心陡起，于是跟这些老总谎称他是孙中山的族弟，奉命前来光复扬州，大家可以一起发财。老总们哪管真假，一哄而起，抄起家伙，就跟着孙天生进了城。

巡防营的士兵们发了财，一哄而散，有的钻进了妓院，有的去大吃大喝，有的回了家。孙天生毕竟是首领，不像这些丘八这样短视，他没有走，虽然安民告示出得不伦不类，但并不耽误他抖威风——每天骑着高头大马裹着白绸子巡行街巷，还把盐运衙门里的家什用具之类的东西丢出来，让市民捡，说是革命嘛，我发大财，你们发点小财。就这样，一个俗称龟奴的闲人，做起了扬州的都督。

可惜，孙天生的幸福生活没过上几天。大概处在高处之后，他做茶壶的历史暴露得比较充分，或者这种手下没几个兵的都督（他也不知道招兵买马）难以服人，或者干脆是扬州的绅士们对这个小流氓当政不放心，反正有好事者请来了昔日横行江上的、已经被招抚为官军但依然横行江上的盐枭（贩私盐的首领）的徐宝山（绰号徐老虎）。徐老虎带兵进扬州，孙天生做了阶下囚。在各地纷纷独立的声浪中，徐老虎没有当为朝廷平叛的英雄，而是接茬做扬州都督。当然，第一任的都督孙天生被砍了头，临刑前孙天生大叫：“老子也做了三天的皇帝，够了！”不失为一条江湖好汉。

辛亥革命扬州的光复，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无疑是场闹剧。不过即使是闹剧，也确实是对清朝政府的一个打击，只是这个打击居然仅仅来自一个街头无赖，委实让人感到滑稽。一个长江上的重镇，由一个号称盐商大本营的财赋之地，竟然在革命党连影儿还没有的时候，一个妓院的茶壶带几个散兵一嚷嚷，就变了颜色。时为扬州最大官的（清朝最著名的肥缺）两淮盐运使增厚（满族正红旗人），闻听有革命党进城，从西花园翻墙而遁，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同为满族同胞的扬州知府嵩峋，还算有点志气，据说投河自尽了，可惜没有死成，获救之后也不知所终。需要一提的是，这两个人，或“死”或逃，都是连孙天生的影子还没见到就做出的选择。

辛亥革命扬州的光复，比起武昌起义、革命联军攻占南京，不过算件小事。可是恰是这件小事，告诉了我们这场革命和当时政局的某些不易为人觉察的内容。

首先，我们发现，在那个时候，时局相当动荡，人心也相当不稳，清朝统治者的合法性受到严重置疑，但是革命党的影响却没有后来人们想象的那样大。扬州所处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距离上海如此之近，风气开化，不缺乏新学堂和新知识，但是一般市民（包括绅士）对于革命党是怎么回事，几乎一无所知。大家（包括冒充的孙天生）都以为革命党就是白盔白甲、为崇祯皇帝戴孝、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洪帮（虽然革命党经常借助帮会，而且各地的起义也经常有人身穿白衣、打着白旗，但很少听说有人宣称自己是为崇祯戴孝的）。市民们显然没有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跟一向号称反清复明的洪帮区分开来，大概也没有能力分开。不仅如此，甚至还有人传说，革命党就是“大伙合一条命的党”，而且在传说中，革命党往往变得非常厉害，说他们可以将炸弹吞进肚子里，到时候一按机关，人弹齐炸。市民们（包括部分的绅士）将革命党传得很神，虽然说对破坏清朝官僚的神经大有作用，但对自己分辨真伪却没有什么好处，结果让孙天生这样的混混钻了空子。当然，流氓无产者一般都不会放过这种机会的，他们的动作往往比革命者更快。

其次，扬州城的满人官员也实在是废物得出人意料。作为一方政府首脑，身边怎么说也有几个兵，还有若干民壮和捕快，怎么会连革命党的影子还没见到，就闻风跳河或者逃之夭夭，连起码的责任都不想负，也不敢负呢？要知道，当时的天下毕竟是他们的天下，闻风即逃，怎么对得起祖宗？可是，纵观辛亥革命的大局势，类似的事还真有不少，类似的饭桶官员还不止这两个。处于很关键位置的湖广总督瑞澂，起义的新军士兵一开炮，马上挖墙逃出总督府（大概由于总督府的院墙比较高），一溜烟上了停在江上的军舰。瑞澂一走，第八镇统制张彪心里发慌，他本是张之洞一手提拔的“丫姑爷”（张彪娶了张之洞的贴身丫鬟），本事有限，装模作样地抵抗了一下，也溜了。其实，稍微像点样的革命党领袖，已经因汉口租界的据点暴露，非死即逃。士兵们之所以起事，不过是因为传说革命党据点的暴露使新军革命党的名单落到了总督手里，总督将按图索骥，搜捕党人，因此所有跟革命党人沾边的人都人心惶惶，正赶上有军官态度不好，面露狰狞，结果激成事变。如果总督大人能够稍微坚强一点，坚持几个小时，叛军自溃都不是没有可能的。这个瑞澂，据说是鸦片战争中背了卖国黑锅的琦善的孙子，乃祖虽说名声不佳，其实倒算是个有见识、有胆略的明白人，至少人家还敢跟洋人打交道，也敢负责，不想到了孙子辈上，竟出如此废物，活生生断送了大清江山。当然，瑞澂草鸡不中用，别个满人官僚的作为也好不到哪里去。革命中，原本作为弹压各地的驻防清兵的将军和副都统们，大多非死即逃，只有杭州和西安的满城在种族灭绝的威胁下做了一点抵抗。荫昌贵为陆军大臣，受命镇压起义，连前线都不敢去，军队不战，则束手无策。号称“能吏”的端方，带兵入川，镇压保路运动，结果半路上就被自己带的士兵抓了起来。端方不仅没有一点藩镇大员的骨气，反而拼命求饶，说自己本是汉人，姓陶（他的字为陶斋），原籍浙江，先辈后来才投旗效力的。但是依然没有用，起事的士兵手起刀落，端方大人丢了性命又丢了人。革命党人彭家珍一颗炸弹炸死了良弼，结果朝廷上下风声鹤唳，满朝的满官如鸟兽散，连个上朝的人都没有了。在事关满人命运的紧要关头，上上下下的满人官僚们居然连一点像样的挽回努力都不愿意做。瑞澂弃职逃跑的消息传到北京，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力主将之拿办，隆裕太后不同意。奕劻说，封疆重臣弃城逃跑，在祖制是要杀头的！谁想隆裕却说，庚子那年，咱们不也是逃走了吗？这些满人亲贵，不仅没用，而且自己原谅自己，江山想不丢都难。

过去学近代史，到辛亥革命这段一直感到诧异：同一年内，春天，革命党人倾尽全力准备广州起义，孙中山在外筹款，使尽了浑身解数，黄兴在内筹划指挥，也用尽浑身解数。全国各地革命党的精锐齐聚羊城（号称八百先锋，实际来了五百），身为革命党第二号人物的黄兴亲冒矢石，带头冲锋，浴血奋战，结果呢，一败涂地，只留下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美名。秋天，一群群龙无首的士兵一哄而起，居然拿下了天下通衢的武昌，然后全国响应，清朝统治如汤泼雪般瓦解了。这其中的道理何在？有人说，这是因为中部革命党人新军的工作做得扎实，所以才能一举成功。可是为什么做扎实工作的人自己都跑掉了，等到大事已毕才回来，结果群龙无首的士兵推举跟革命一点关系都没有的黎元洪做了大都督，真正的革命党只好屈尊于这个“黎菩萨”之下（黎元洪最初一言不发，人称“黎菩萨”），难道连他们自己都对自己工作没有信心？明知道党人名册已经落入敌手，却连布置撤退的起码工作都没做，丢下自己的兄弟不管，这工作无论如何都不能算“扎实”。还有人说，由于保路运动使得武汉新军被抽调了两个团（标）前去镇压，所以使得驻汉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势力增加，因此得以一举成功。可是历史的事实是，恰是调走的两个团革命党人更多，也正是因为如此，带队的端方才丢了性命。

其实，辛亥革命的成功，最主要的功劳是清政府的。本来自1903年开始的新政，虽然行进艰难，但还是有成效的。尤其是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让朝野温和的改革派（立宪派）和地方实力派（这两者有难解难分的关系）很是欢欣鼓舞，以为不仅可以稳步推进改革，而且可以正当地分享权力。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光绪和西太后相继死去，朝政中枢由一班满族少年亲贵所控制，这些少不更事的纨绔子弟，上台伊始就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将散在汉人官僚手里的权力，收到满人手里，改变自同光中兴以来汉重满轻的权力格局；二是将地方的权力收归中央，改变外重内轻的政治格局。具体表现为将袁世凯赶出朝廷，成立满人皇族内阁，以及收回地方的路矿权，包括激起四川保路运动的收回四川铁路修建权的行为。正是这两件事断送了清朝的性命。

驱逐袁世凯，以往的史学家往往沿袭晚清笔记的说法，以为纯属摄政王载沣为自己的哥哥光绪的复仇之举，其实未必。如果载沣真的有心为哥哥报仇，何不在西太后的安葬问题上做点文章？不至于鞭尸，但削减规模总是可以的。如果载沣这样做了，政治上肯定得分。光绪的最大政敌其实是那个老太婆，正是她让光绪过了十年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不到四十岁就饮恨黄泉，居然死在七十多岁的西太后前面。袁世凯戊戌是否告密，是个没有档案确证的事情，何以见得光绪就真的恨死了袁世凯（野史上的话，怎见得句句是真理）？载沣拿袁世凯开刀，其实无非是看上了他手中的军政大权，必将之夺到满人自己手里而已。原来都认为是袁世凯死党的庆亲王奕劻，之所以没有从中特别地作梗，而且后来得以贵为皇族内阁总理大臣，显然也有满人遵行满人政治的逻辑。无疑，这是这些满人少年亲贵们所犯的最大错误之一。当时中外公论，张之洞和袁世凯并为晚清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人物，张之洞行将就木，而袁世凯年富力强，批评他不学也罢，好玩权术也罢，但毕竟人家还有术，而且也有人望。驱逐袁世凯，而且找不出任何像样的理由，硬说人家有“足疾”，强令回家“养疴”，不仅难以服人，寒了一大批汉人官僚的心（虽然袁的政敌感到快意，但其中也不乏狐悲兔死之感），而且导致中枢失去了重心。年轻的时候读《三国演义》，读到袁绍兄弟组织讨董卓联盟，由于袁家兄弟处事不公，先是孙坚走了，金圣叹批道：走了一个有用的人。接着曹操也走了，金圣叹又批道：又走了一个有用的人。晚清此时的局面大体类似，袁世凯走了，张之洞不久也死了，一干满人亲贵完全掌控了中枢，权力是收回了，但局面却不可收拾了。

至于皇族内阁，则伤了更多的人，立宪派的一腔热血，被劈头浇了整整一大桶凉水，凉到底了，不仅是粉碎、而且是羞辱了他们立宪的期盼。至于收回路矿权，更是将连立宪理想都没有的地方实力派一并伤掉了。在晚清这种动荡的局面下，这样的政策大手笔，只有满人亲贵得到了利益，而其他所有的集团和阶层，统统亏本。满人集团想不众叛亲离，亦不可得矣。辛亥年革命党广州起义的时候，一来皇族内阁还没有成立，收回权力的政策也没有特别明确地施行，二来广州当家的还是汉人的能吏张鸣岐和李准，所以撑住了。而到了十月，一来政策效果开始彰显，二来又赶上瑞澂这个草包，闻风即逃，结果土崩瓦解。

清朝是满族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其统治集团的代表面相当窄。其统治的稳定，主要凭借军事实力和由征服行为所带来的政治威势，在这种实力和威势还比较强的时候，满人（包括八旗的蒙人和汉人）在政治权力方面是处于垄断地位的。可是随着统治集团自身的腐化，军事实力和政治威势的消减，满人统治集团势必要做出让步，逐步扩大汉人参政的面。待到统治出现危机，不得不依靠汉人绅士集团挽救危局的时候，整个政局的满汉格局颠倒，则是大势所趋，即使西太后、恭亲王奕这样政治经验丰富、权谋老道的满族强人，都无法扭转（事实上，纵使康熙乾隆再生，恐怕也得承认现实），何况载沣、载涛、良弼、荫昌和载振之辈的纨绔子弟！这些人中，只有良弼一个好歹还算是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了业，虽然被满人捧上了天，但一天仗没有打过，就算有本事，也需要个成长的过程。其他的人，即使朝廷花大钱送出了国，也不过在国外做了一回早期的留学“垃圾”（载涛、荫昌均留学德国），连个起码的学位都拿不到。

辛亥革命中满人官僚的表现，不过是满人统治集团腐化堕落的集中爆发而已。这个腐化过程已经绵延了百年，当年骁勇的八旗战士，早就堕落成除了花钱和玩有本事，其他百无一能的北京大爷。在同（治）光（绪）时代，朝中还有几个明白人，最后几年搞改革（新政）、预备立宪，清朝合法性尚未彻底消失，如果西太后死后继承者能够老老实实按着既定方针走下去，不妄想强化一己集团的权力，既开罪不了袁世凯集团，也不至于得罪立宪派和地方实力派；而且通过他们的效力和彼此间的制衡，随着政治的逐渐改良，满族权贵集团断不至于有如此下场，这么快就丢掉了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