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之分，据说源于法国大革命后的国民公会，有些比较激进的年轻人，总是坐在左边，于是被人视为“左派”。直到今天，欧美的左派，依旧有激进和下层取向的内涵。中国人政治上分左右，始于国民革命，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国民党就分成了左、中、右。在那时，左跟激进一直有不解之缘，中共党史上讲的左倾错误，其特征也是激进，不讲策略，盲动冒进。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几次左倾思潮的回归，虽然无不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但脱去意识形态外壳，究其实质，左和右的分野，跟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改革与保守，趋时与顽固，其实很相近。当下，左派的光谱相当复杂，但几次左倾思潮的复归，其发动者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基本就是保守派，甚至是顽固派，他们不希望改变，不希望改变既有的规则，既有的运行轨迹。改革出了问题，难以为继，他们“药方只贩古时丹”，一门心思从过去的套路中找解药，认为现在的问题，就是因为今人背离了传统。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屡次出现左倾思潮的复辟，每次左派的言论，大同小异，大抵就是这个套路。这个套路，跟当年晚清的顽固派倭仁、徐桐之辈的高论，实在是太相似了。相对而言，我们平常所说的右派，有时倒有激进的意思。

进入近代之后，世界变化很快。但作为后发国家，一个具有古老传统和历史的国家，中国的变化尤其大，可以说是天翻地覆。在中国与西方发生全面接触之前，中国有一个天下，西方有一个世界。我们的天下，天圆地方，有中心有边缘，而我们则居于天下的中心。方位如此，文化更是如此。但西方的世界，则是一个圆圆的地球，没有中心，也没有边缘。特别要命的是，西方的世界，有一个正在发育的资本主义体系。这个体系，像海啸一样冲击着整个世界。终于，他们来了，西方用他们的坚船利炮，把我们的天下打碎，拉着我们进入他们的世界。

他们的世界，不仅用枪炮征服了我们，而且用轮船、火车、电线征服了我们。不管保守的士大夫怎样痛心疾首，嫉洋如仇，当中国的土地上，出现第一条洋人修建的铁路时，朝廷还将之买下拆掉，但普通百姓，却对这样一些实用的洋玩意儿，表现出空前的热情。只要有这个财力，人们很喜欢乘坐轮船和火车。有机会拿枪造反的农民，不论多么的土，都不排斥洋枪洋炮。中国人，虽然没有意识到西方强大的物质力量背后，其实有制度和文化的支撑，但对这个物质力量本身，却很难抗拒。

当然，抵制洋货的官僚士大夫，其实很少像徐桐那样，身体力行，一点洋货不沾。他们对于西方先进器物的抵抗，总的来说，是比较勉强和微弱的。真正的抵抗，发生在制度和精神层面。客观地说，西方的世界，对中国古老的文化所产生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当年决意西化，脱亚入欧的日本，一度线装书大批被丢弃的惨状，也曾令汉学家们痛心疾首，如丧考妣。作为亚洲儒家文化之源的中国，在屡屡的文化受挫甚至受辱面前，怎么可能无动于衷？但现实就是残酷的，幻想仁义忠信可以当干戈舟楫的倭仁，最终发现，仁义忠信还真的当不了干戈舟楫。无论儒家伦理把人心改造成什么样子，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都无济于事。

多数的顽固派，无论古今，其实对西方的物质文明，都是服气的，很多人只是幻想，能否用一种精神力量来抵御这个文明。倭仁想的是仁义忠信，徐桐想的是义和团的刀枪不入法术，更后来的人，则幻想某种思想的巨大力量。当然，精神战胜物质的幻觉，很容易在现实面前破灭，所以，后来的顽固派，则退守第二道防线，死守制度和精神文化的战壕，不许变革。从晚清开始，这些人就觉得西方的优势，无非是以物骄人，借强大的物质力量压人，而在制度和精神文化层面，并没有可以服人的东西。在文化层面上对西方加以蔑视，是顽固派一贯的做派，也是他们一以贯之的一厢情愿。

李鸿章讲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今天并没有结束。中国红色革命的发动者，在引来列宁主义这个火种的时候，他们是激进的变革者。从不耽于害怕变革的动荡，勇于探索一条现代化的新路，取得成功之后，更是开始空前规模的现代化建设。可是，这条印有苏联模式的道路，自身存在许多的问题，一旦主政者发现这条路有了问题，勇敢地改道市场路线之后，传统的改革与保守的纷争就又被激活了，只是以新的概念、新的方式重现而已。一旦时机成熟，保守和顽固的势力就会抬头，凭借各种有利因素，在社会上搅起很大的风潮。

在转型的路上，中国人已经走了一百多年。今天的中国，已然跟西方一起，进入21世纪。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市场行为，从硬件到软件，跟西方已经没有任何的不同。今天中国人身外之物，跟西方人没有任何的区别，连我们住的房子，用的家具，都是西式的。中国对西方的文化，大多数精神产品，也都有了深度的了解。好莱坞的大片，已经成为中国院线的主打产品。连一向陌生的人权、隐私等观念，都深入人心。但是，保守派的观点，却奇怪地跟他们的前辈出奇地一致。他们依旧顽固地坚持，西方的优势，仅仅在于物质文明。即使这个优势，不用学习西方，如果中国人能发扬自己的传统（首先是革命传统），也一样可以超越。

过去的顽固派和今天的极左派，其实是可怜人，无非是不想改变，或者回到过去。他们对变化，有着莫名的恐惧，他们是害怕因变化失去或者已经失去的人。长期的教育，让他们形成了对传统，包括革命传统的强固连接。尤其是某些体制内的左派，离开了这个传统，他们就没有了生存的依托，或者说赖以骄人的资本。如果说，晚清的顽固派，对于自己的信仰，还有的具有某种真诚，但今天的体制内左派，固执地眼望过去，其实背后无不有自利的功利动机。

固然，中国在外人看来，是个保守的国家，但保守的势力却并不天然拥有群众基础。改革三十多年，几次左潮涌动，几乎次次都不得人心。主张改革的人，未必事事合民众的口味，但保守的顽固势力，也只是在特定的政治环境里，才好兴风作浪。由于改革本身的问题，转型的公平和公正没有很好地落实，没有得到改革红利的民众众多，感到失落的人众多，不满意的人更多。也有很多人，基于文化积习，习惯向后看，以怀旧抒发对现实的不满，但这些人却未必是左潮的天然群众基础。左潮的掀动者，固然能借助于一些过时的革命口号，打出民族主义的大旗，打动一部分民众。但他们跟受损的民众之间，却很少有利益链接。不仅体制内左派，不肯为民众做事，就连公认的草根左翼领袖，也无此兴趣。

不可否认的是，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主张改革之人，话语权的确要大一些。因为他们的主张，顺应了世界的大势。改革与保守之争，持续了这么多年，从晚清一直延续到今天，保守一方，说来说去，无非是老调子。他们之所以能折腾出事来，几乎每次都是要靠权力的动摇和默许。一百多年来，尽管中国一直在走向世界，期间也有倒退和曲折。有些时候，统治者对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也会产生犹豫。而上层的权力之争，更会使改革进程复杂化。每当这种时候，保守的逆流就会回光返照。晚清自甲午战争之后的改革进程，之所以出现戊戌政变，进而庚子之变的大倒退，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太后和光绪二人出现了权力之争，被顽固派利用。权力之争，被披上意识形态外衣的时候，往往意味着灾难。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也是如此，只有当局在前进道路上三心二意、犹豫不决的时候，左潮才会借势而起。

本来，人类已经走到了21世纪，各种声音、各种主张，都冒出来是个好事。观念的多元，意见的多元，是一个国家的福分。如果当局能审时度势，制定规则，提供平台，能允许各种意见平等地讨论。尽管中国民众教育程度不高，但道理还是会在辩论和讨论中明晰化。如果有人不愿意出来讨论，动辄喊打喊杀，自然会被淘汰。若要站得住脚，自然要摆事实讲道理。进入网络时代，世界变化太快，政党需要与时俱进，政党的意识形态也需要与时俱进。实事求是，一直都是当今执政者赖以成功的法宝，面对已经跟现实情况不符的意识形态的某些提法，理所应当加以改进。

跟当年被拉进西方世界的中国不一样，走到今天，中国早已进入了他们的世界。跟世界接轨，既是政府和民众的愿望，也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如果说，当年被拉进他们的世界，我们只能做一个小伙计，今天，则切实有了掌握主流话语，进而参与制定议事规则的资格。这个资格的大小，既取决于国力，也取决于我们的话语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世界，也就成了我们共同的世界。其实，即使我们不乐意走向世界，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世界上还存不存在世外桃源我不知道，但至少中国是不可能自外于世界的。

虽然说，一百五十多年来，那种想把中国拉回去开倒车的思潮，不管多么嚣张，都只是昙花一现。但在这一现中，一样可以造成巨大的破坏。也许，再过一万年，持可笑理由的顽固派，都还会有。哼哼今不如昔的九斤老太，还会继续哼哼。改革开放以来，每次左潮来袭，善良的人们都是想将之隔离在政治领域，但却每每对经济造成恶的影响。但愿，这样的冲击会梯次性降低，不要让政治风波危及社会和经济，进而造成全局的动荡。

历史告诉我们，左潮泛滥，害人害国，中国最大的危险，就是这种不合时宜的向后看的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