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城管暴力执法，被人拍了下来，一个双脚跳起踩人的城管，事后如人们所料，城管局方面说，他是临时工。这些年，警察、城管出了不少事，凡是被披露出来的，犯事者十之八九，都是临时工。

古代中国，干警察城管买卖的，以明清两代而言，地方叫作衙役，京城叫番子。衙役又称三班衙役，站班、壮班和捕班，除了壮班的民壮，是从民众中临时抽调的，剩下两班都是正经制役，有国家编制的。番子类似于衙役，在明朝隶属锦衣卫和东西厂，在清朝归属步兵统领衙门。但奇怪的是，无论京师还是地方，除了正经制役之外，每个衙门都有一大堆临时工，地方叫帮役、白役，京师百姓则叫他们扁圆子。正经制役是有工钱补贴的，临时工没有。正经制役有刑具，一条铁链子，临时工没有，只有一根扁圆的棍子。

要知道，在那个时代，衙役属于贱民，三代不能科考的，而且临时工没有半文工钱，但想干这活计的，却趋之若鹜，挤破门。小县数百，大县则上千甚至数千。京师的临时工，则数以万计。严格说，他们不是官府招募的，不仅没有工钱，连身上那套“制服”都是自己置办的。只要衙役头儿认可，定期缴纳“孝敬”，你就是衙役。

干临时工，图的是借权吃饭。你说是临时工，但一般百姓怎么能分得清，即使分得清，人家干的也是公家的买卖，手里有执法权。贱民不贱民的，好歹都算国家公务人员，可以找茬儿抓你、打你、罚你、钓鱼执法，因此也就有了索贿的权力，虽然说，他们弄的钱，还得交给正式工一部分，但剩下来的还是多，自然，养家糊口也就不成问题了。

就这样，尽管国家有制度，衙门有编制，但在实际上，临时工却成了正式工的腿，也成了衙门的腿。很多事，特别是为非作歹的事（这种事，在很多衙门都免不了），都是临时工顶着衙门的名义做的。衙门的长官知道不知道呢？当然有些知道，有些不知道。但知道不知道，他都无力或者也不想改变这个局面。有些事一旦东窗事发，弄大发了，自有临时工顶杠，能逃的就逃个无影无踪，即使被抓住了，临时工也只能认倒霉。最后的处理结果，无非是有人冒充官府衙役之名干的，官员问个失察的过失，也就了账。除非惹上了来头特别大的主儿，才有可能让主管长官乌纱帽搬家。

有这么多临时工吃权力的饭，原因是权力的使用区域成了黑箱。没有人知道自己面对的这些临时工，来路是什么，到底有没有合法的权力。也没有民众明确知道临时工和正式工之间，是个什么关系。更重要的是，临时工背后的所谓执法权，边界在哪里，别说民众不知道，就是衙门，也不知道。在古代，虽然有法律，但终归不过是一个刑律而已，虽然有案例可以参照，但除了专家，没有人了解。执掌基层断狱权和执法权的地方官，都要靠私人雇的幕僚，才能断案，才能应付日常事务，包括执法事项。那么民众就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所以，法律本身就给了执法者太多的自由裁量的权力，让他们可以口衔天宪，说什么就是什么。

同时，有法不依，已经成了一种习惯性的行为。各级官府，都知道临时工现象普遍存在，而这种临时工，既不合法，也不合体制，但却没有人纠正。对正式的衙役而言，有了临时工，既增加了自己的手和脚，多了捞钱的机会，还不用干活，多好的事儿。而在他们的长官看来，既能把活干了，又多了接受孝敬的份子，何乐而不为？一层层这样推上来，明显违法的事，就化为合理了。更何况，有了临时工，出了事，还有人顶罪，真是再好没有的了。

临时工现象，说明虽然名义是公权力，但在操作中，却完全可以化公为私，成为众多拥在权把子周围的人们弄钱的方便工具。如果没有办法加以限制，没有刚性的门槛，公权私用消除不了，临时工现象也永远消除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