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所住那条小街对面，店铺紧挨店铺，毫无空隙。从街头到街尾，概莫如此。

15年前那条小街的一侧有处新楼群开盘，每平米6400。我家刚搬去时，小街对面是一幢幢五层或六层的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建成的板楼，窗临街，门在后，每幢楼的窗前都由一米多高的绿色的铁栅栏围着。那时街面和人行道是平的，也可以说没有划分清楚的人行道。当年除了出租车会开到那里，街两侧是绝无私家车占地久停的。我们那个小区有地下车库，车位闲置率大，物业很希望业主们租或买地下车位。但地上车位租金便宜，有长远眼光买地下车位的人家不多。

当年小街两旁有许多老树，小街很清静，买东西却不方便。

后来，究竟从哪一年起我记不清了，大约是三四年后吧——街口的一处楼群也开盘了，每平米的价格涨到1万多了，旺销而毕。小街上的人家翻了数倍，人口变得相当稠密。随之，街对面有几段铁栅栏拆了，有几户住一层的人家将房子租给外地人开店铺了。

当年我是海淀区人大代表，预见到了后来可能是什么情况，曾建议有关部门对那种商租现象应有所限制。

不知为什么我的建议未起作用。

仅一年后，所有一层人家的房子都变成了店铺。相邻的三处由高楼群组成的社区入住率很快就满了，每一个社区的车位也都不够用了。不论社区内还是小街上，人们常因车位问题而争吵甚至大打出手。有时，快半夜了，不知哪里会响起对骂声、哭喊声、呼救声。

2005年前后，那条在三环与四环之间的小街，成为北京市最脏乱差的小街之一。早晚车辆堵得水泄不通的现象司空见惯。炎热的日子里街上时有臭味，雨天流淌的雨水是黑的，漂着油。若谁鞋袜湿了，回到家里不用肥皂是洗不净仿佛油腻之足的。

我在《紧绷的小街》一文中，曾概述过那条小街当年的情形。

如今，具体说是十八大后，小街的面貌改善多了。一些老旧楼房刷新了，加了保温层。小街也重铺过两次了，左右都有高出街面的人行道了。老树虽已很少了，新树却一年年长高了。

我估计，改变那条小街脏乱差现象所花的成本，远比各方面当年收费和缴税的总和多得多。这如同当年中国某些地方的“野蛮发展”，后来须用更多的人力物力和钱来治理。而且稍一放松治理，又会迅速变回到脏乱差去。实际上，那条小街的半段差不多已经变回去了。

当年的楼盘已涨到快6万一平米了，一套120多平米的三居室，在中介公司的标价是750万左右。据说很容易卖出，买方多是外地人。三处高楼社区里的居民三分之二是外地的，三分之一是本地的，包括回迁户。而我在小街上所见的人，则十之八九是外地人。

像北京的某些小街一样，这条小街的两侧也从早到晚停满了车。往往，右侧或左侧还会有停了双排车的时候。幸而小街成为车辆单行街了，却没安探头，所以不管那一套的驾车人往往仍会造成小街上的车辆堵塞现象。小街上店铺多，给居民带来的好处是买东西方便。而买东西方便可以说是生活方便的主项之一。出租方承租方图方便和便宜的居民确乎在一个时期内都有受惠之感。当年也就是2003年时一处门面的年房租才1.8万至2万元，每一处外地人所租的门面都足以解决一户人家的生计问题，有的人家靠小本生意在家乡农村盖了房或在镇里县里买了房，而租金对出租方人家生活水平的提高不言而喻。偶有城管驱逐占道摆摊卖菜的小贩时，居民中的老太太们还很光火，立场完全站在小贩们一边——她们只要方便和便宜，对小街变得多么脏乱差都能包容。

幸而居民的主要成分不仅是她们，否则治理是否属于顺应民意之事还真得两说了。

如今门面租金涨到了每年十万或十一二万。电费由每度5角涨到了1.54元。

不论是那些临街小门面或街后超市里的东西，一切一切都随之涨价了。也可以说，倘一户人家的基本收入没增加，从理论上讲实际生活水平肯定下降了。

每个烧饼由5角变成1元了。

煎饼卷由2元变成3元5元6元了。

油饼由1元变成2元或2元5角了（甜的）。

菜价也涨得很明显。

理一次发由15元涨到了20元或25元了，买优惠卡20元，否则25元。

按摩由一小时60元变成80元100元120元了。

有些门面撑不下去了，如按摩所、洗衣店、糕点房、杂货铺——纷纷关门了。

凡面向少数人或经营货物非属日常消费的门面，基本都撑不下去了。但饭店并没倒闭，菜铺亦然稳稳当当地存在着。举凡与吃字沾边的生意，一如既往地并不受房租涨价的负面影响。理发铺也不受此影响。男人半月一个月才理一次发，女人最多一年内做两次头发，都对理发铺涨价充分理解。但这种理解并不同样给予开洗衣店的人——如果洗一件毛料衣服当年20元如今30元或35元了，许多人就宁肯用家里的洗衣机洗了。

谁爱走谁走，房东是一点儿也没有危机感的。往往是，前人刚走，房子几天后就又租出去了，也许租金还又提了些。而后来者们，大抵是要开饭店的，或卖与“吃”字连在一起的东西。

故小街上的“吃”的经济一直方兴未艾，充分体现了“民以食为天”。

小街两端各有一家复印社——东家也有照快相的业务，西家兼制各种材质（主要是塑料或油布）的广告招牌，东家所受影响不大；西家从2015年起，已减少了1/3左右的招牌制作业务。这乃因为，凡制招牌的，都是由于店铺需要，而只要开的不是理发店或与卖吃的不沾边，那么就很难坚持得下去。

在不远处的翠微商场那样的较大商场情形也类似。每日一开门，人们蜂拥而至，两个小时内一层顾客多多——一层的一半是食品区；卖首饰、化妆品的另一半极为冷清。

卖服装的二层、卖家电的三层都难得一见顾客的身影，售货员们显得百无聊赖。这情形也有两三年了。

吃、玩（包括旅游）、下一代的抚养成本、自身之健康成本（包括医药费）——拉动内需，基本靠国人此四方面之消费。

房地产和汽车业拉动GDP的功能乃“双刃剑”，有时体现为饮鸩止渴，无须赘述。

广场舞现象主要非是歌舞升平的所谓“盛世”现象，乃体现于底层民众心理的“盛世”危机现象，是降低健康成本的零消费民间方式。

电影业票房近年的快速增长，可归于娱乐消费的“舍得”意识。

对于境外旅游的中国人往往成为外国的“暴购”团，爱国之人士每大发惊诧议论，责备有钱为什么不花在国内呢？——其实，那些中国人在国外的“舍得”消费，除了外国的商品质量确优，性价比往往还低于国内，也还有“玩”得尽兴与否的心理在左右他们。在外国特“舍得”地消费几次，能更大程度地满足自己“到此一游”游得潇洒的良好感觉。

当然，仅靠以上“四项基本内容”为拉动国家的内需做贡献，给力的程度是太不够了。

还靠什么呢？

我也想不出来。

纵观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史，大多数国家的内需GDP其实也主要靠以上“四项基本内容”。

经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次发达国家相比，不同在于，前者一向在谋求多挣外国人的钱，而且往往做到了。而后者只能一个时期内做到，难以一向做到。

故，在前者，出口创汇才是GDP增长的大头，内需是保底的。

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出口创汇的黄金时代已然过去，“何时君再来”尚不可知，估计不会很快又来了。

对于中国，拉动内需也开始是“保底”时代了。

就目前看，普遍中国人的内需品质总体上还相当低下，但好在有近十四亿人口，基数大，将GDP增长的底兜住一个时期似应不成问题。

我们中国的经济增长显然已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不是如何抑制增长过快的问题，而是如何防止下滑过快的问题。

若在以后的三四年里，我国GDP增长指数降到6%以下，我是不会吃惊的。若六七年后逐渐降至5%，但相当长时期内保持稳定，我以为也不必沮丧。

因为那将仍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足以使人另眼相看的现象。

我们中国应从经济高速增长的快意中清醒过来，调整心态，以平常心冷静地面对增长缓速下降的事实，尽量使下降较长期停止于某一个安全点。

这是我对于“新常态”的超前解读，并自认为并未超前多少。

至于那会使我们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的目标何时实现，我觉得可以先放一放这想头。

有比、赶、超的目标自然很好，但有时放一放远大目标，将现实的国计民生问题抓住，逐步予以解决，不但明智，而且也很好。

2016年8月22日于北京